继续向北，进始兴县城之前先去东湖坪。东湖坪有一个很大的曾氏宗祠，那就是当年十二集团军政工部举办培训班的地方。老妹在“始兴东湖坪”一文有此介绍：

       两次粤北战役显示出政治工作在改造军队和提高战斗力的作用和威力，余汉谋、李煦寰决定扩大政工总队，在离韶关不远的始兴县东湖坪设立政工人员军事补训班，1940年6月，第一期东湖坪补训班招收了200多人，学员除了各师末经训练的政工人员外，其中一部分是港澳回乡抗日服务团的青年。第二期补训班的学员大部分从香港、澳门招收来的，小部分从各团来的未经训练的政工队员和个別的进步青年。与香泉水比较，规模小了，只有200多学员，政治教官和小组指导员基本上都是香泉水的人员，母亲被派遣此地，军阶升为上尉军衔。

东湖坪补训班分为两个中队，下分几个区队，不分男女区队，男女学员共同学习训练。政治课程与香泉水的课程大同小异– 国际形势、抗日军队政治工作、日语口号、三民主义、总裁言论、美术与歌咏等。第二期东湖坪补训班刚开学， 正是远方的“皖南事变”爆发之时，国共合作之间产生了磨擦，抗日统一战线开始出现裂缝，就连党外人士的母亲也感觉出政治气氛不象香泉水时那样的轻松舒畅。不过在前线锻炼过的母亲变得更成熟和稳重，政治敏感性也比以前强，“学会了多观察，少发议论。当区队长管军事训练，经常接触国民党的军事官僚，了解他们思想倾向。有时知道与对方有不同看法，自己心里清楚，不去与他们辩解。鱼龙混杂的地方，多靠拢那些了解自己的朋友，如钟承宗、陈中夫、黄蕊秋（秋姐），他们很多都是地下党员。自己心中有数，知道事关重要，守口如瓶。” 晚年的母亲颇有感触地回忆道。

东湖坪的生活上比香泉水舒适一点，起码有自己的生活空间。第二期东湖坪补训班，唯有母亲和戴敏两个是女区队长，而且负责军事训练和管理，自然令人注目，被视为年轻有为，英姿飒爽的新时代女性。年纪大一点、已婚的指导员们看她们那无忧无虑的自由生活，常以大哥的身份，试探性地的关心地问道她们的“今后出路”，即找配偶问题。“他们叫我们不要拖，现在身边的人大家熟悉，互相了解。以后到了复杂社会上，很难找到合适的人。” 母亲回忆道。

母亲明白，训练班大多数的学员都是志同道合的、有志求进的爱国青年，大家在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互相有所了解，就像在一所学校里。她在独九旅工作了一年，对社会的复杂性有体察。她工作中接触过不少国民党军官，内中也有不少有志有为的军人，不过，这些军人对升官看得比较重，对女子独立自主不太认同，所以，母亲觉得他们过于世俗且落后时代，与她追求独立平等的理想格格不入。她并不想为了“出路”而放弃自己的追求。

正当春花盛开的时节，训练班的一位姓张的男指导员主动地给她们两个女军官上生理知识课，“他是个留学回国的大学毕业生，思想开放，给我们讲的都是科学知识，受益匪浅”。少聪多年后还为这个张指导员辩解。“他们以长兄的姿态来保护我们这些社会经验缺乏的‘小妹妹’。” 少聪觉得这些“长兄们”以科学态度对待事物，尊重妇女，互相帮助，且不太在意名利，与她所想象的公正平等的社会和高尚无私的理想境界很吻合。母亲在香泉水和东湖坪两个训练班先后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朴素地认为共产党员就是这种进步思想的化身，所以她敬仰他们，接受他们的保护和教育。

晚上，她与戴敏两人躺在床上，说她们闺蜜的私房话。每逢这个时候，她们无所不谈，她们的情怀、追求和理想和盘托出。她们听闻香泉水一些女政工队员与团的军官谈上了，有些已经结婚了。戴敏问母亲应找什么样的配偶。母亲说宁愿做一个共产党员的妻子也不当一个官太太。戴敏说这也是她的选择首要条件，不过她们还不知道哪个是共产党员。

军事训练方面与香泉水时一样，生活军事化、集体化，每天操练，野外行军，夜间演习。母亲也是在这个时候结识了不少补训班的学员。一天，学员在操场集中操练时，一名男学员突然晕倒，少聪赶紧扶他到办公室，又擦油又倒水的，男学员慢慢地缓过来，不好意思地向母亲点头以示谢意，同时向母亲报告他的名字– 黄修。第二天，母亲听到有人在办公室门外用国语喊：“报告！” 母亲也用国语回道：“进来！”。只见黄修站在门口向她举手敬礼，他特地前来感谢教官的关照。

从那以后，不管大事小事，黄修常来区队长办公室。他喊：“报告！”，母亲答道：“进来！” 这一喊一答持续了一段时间。一天，戴敏看见黄修朝办公室来，笑着对母亲说：“黄修又来‘报告’了。看来他的报告其实是借口来找你，不是来找我的。看他那双对你凝视的眼睛和神情，肯定对你感兴趣。要不要我去给你‘侦探‘一下？”

其实母亲也注意到这个名叫黄修的人，不是他喊的报告或看她眼神，而是他在训练班里一言一行的表现。用母亲自己的语言描述黄修：“他人很活跃潇洒，很有组织能力，做事果断利落，积极参加小组讨论，而且有声有色。” 最主要是他在小组政治讨论会上常发言，说得头头是道，犹如有知识的政治指导员在讲课，所讲的与母亲的政治见解一致 – 进步的和积极抗战的。她开始对他产生了好感和兴趣。

这时，好友钟承宗从戴敏处知道此事，找空求证母亲，她如实答道，问题在于不知道黄修是否是共产党员。钟承宗说：“如果这对你来说如此重要，待我去了解一下，回头告知你”。

钟承宗初步了解到，黄修是由政治部黄渠成介绍进入补训班受训的“个体”青年，不属于港澳回乡服务团也不是在职的军官。钟承宗怀疑他是共产党员，但政工部的党总支部里没有介绍其人，所以不能肯定他的政治身份。鉴于皖南事变后的严峻形势，地下共产党员的纪律更加严谨，是真是假都不能轻信。钟承宗也从来没有向母亲透露过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常常以好朋友或“长兄”与母亲交往。最后他给母亲的报告是， 黄修党员身份不能确定，但肯定是一个进步的青年，读过书。

仅凭每天的“报告”，“进来”，“读过书的进步青年”的模糊印象，一个名叫“黄修“的男子，慢慢走进了母亲的世界。

           这个“黄修”是一个假名，真名叫“黄信明”，他是我的父亲。老妹的文章结尾如是说。 

     重读老妹的文章来到东湖坪，寻找那个每天“报告”，“进来”的军训营地------曾氏宗祠。这里已经成为崭新的文化产业园区，目前正在进行装修工程，里外都布满了脚手架。老妹在脚手架中穿来穿去，总想找到当年母亲的卧室，或者，当年的教室。结果是令人失望的，里头既没有单间也没有教室，倒是有两面墙的剧照，央视播放的“围屋里的女人”。

   曾氏宗祠对面有一座规模不小的碉楼。从外观看似乎在做巨大的文创工程。

    时间不早我们要离开曾氏宗祠上路了，出发的时候忽然发现了路边的巨石雕刻，东湖坪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