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班北上列车
火车缓缓地在黑暗中向北蠕动，一阵空袭警报划过夜空。挤得水泄不通的车厢里，没有噪动，没人吭声，只是一片窒息的沉默。车上的人们似乎默默地倾听着脚下火车行驶的轰隆轰隆声，各怀心事。少聪紧紧地扶着一个座位靠背，两腿微微分开地站着来平衡自己，以防车厢的突然震动摔到在身边坐着的人身上。在昏暗的车厢灯光下，她环视了一下挤在车厢里的人们，好多人都穿着草绿色的中山装，也有穿着学生装的年轻人。从人群中可以辨认出在一些在抗日救亡活动中所见过的青年宣传队员和一些知名文化人士。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上海出名画家郁风也与她挤在同一车厢。飞机的轰隆渐渐远去，这时有人小声地唱起了抗日救亡歌，跟着全车厢的人们也随之唱起，一曲跟着一曲，起伏不断。歌声打破了车厢里的沉默，倾诉了逃亡人内心的悲愤，把来自不同地方、不同语言、不同背景的人们系在一起。
唱累了，车上的人你挨我、我挨你，随着火车轰隆的节奏声，昏昏沉沉地进入梦乡。少聪从那天得知广州危旦消息后，就马不停蹄地去东圃找弟弟，落空后即返回广州，想法找车北上。好不容易挤上车后她发现车厢只有站立的空间，整个过程全凭两条腿支撑。她疲倦的身躯紧贴着座位靠背，刚想合上眼睛休息一下，“扑通”一下脚底发软，身子滑落到一位穿着军装的大姐身上。少聪不好意思正要道歉，这位大姐扶起她，示意让少聪坐在她的膝上，“没关系。你一定很累了，坐着好受点”。少聪确实太疲倦了，没有推辞就坐在她的大腿倒头睡着。不知道睡了多久，她被轻轻地拍醒，听见大姐说：“你可挪动一下吗？我的腿有点发麻”。少聪立即站起来，觉得很不好意思。大姐笑着提议，这样吧，我们俩轮流坐这个座位，少聪马上点头同意。就这样，下来的那段旅程，她们有时站着有时坐着，有时候干脆一个坐在另一个的膝上。
出广州，分头乘火车前往西江或粤北疏散，而少聪和李淑华正巧赶上了巧姐他们的那班北上的火车，也是广州沦陷前最后的一班列车。
一路上，车厢里的抗战歌曲不断。10月21日傍晚，火车驶入翁源大坑口车站停下。“广州已失守了！”的消息传遍全车厢，个个愕然，难以置信。这么快？一夜之间大广州就失守了？还未回过神，只听到有人喊抗先队的人在此下车。少聪心想，自己之前也曾经报名参加了抗先队，所以，她告别了巧姐，跟着一帮年轻人下车了。走出火车站，就到了大坑口的墟市。夜幕已降，墟市的铺店大门紧闭，只有空空的档摊和几张猪肉台。黑暗中听见一个男子发声，告诉大家就地露宿，天亮以后听令。队伍很快散开，各自找地歇息。有的找些稻草作地鋪，有的干脆以猪肉台作床。受过野外训练的少聪找了一块平地，解开背包，裹上薄毯躺下。她仰望着漆黑的夜空，一味寻思广州沦陷之后，生活在容奇的母亲，二哥、二嫂，还有那小姪女…….最后扛不住疲劳，坠入梦境。
清晨，她被一阵凄凉的歌声唤醒“⋯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爹娘 …” 离她不远的地方，好几个艺术剧团的青年男女围坐着一起，一边哭一边唱，凄惨悲凉。此时此刻的少聪，又开始担心家人，尤其是弟弟。广州已在日寇铁蹄之下，容奇也难保全，每想到这，她就感到一股悲愤涌上心头，数十年之后她回忆当时，情景，总记得当时常唱的那首歌，“大刀 - 向 - 鬼子们的头 -上砍 - 去！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家破人亡迫在眉睫，她唱，那些泪痕满面的文艺男女青年也在唱。
这时，男领队召集队伍，告诉大家收拾行李，吃过东西准备出发。少聪赶紧跟着一些女青年到墟市附近的山沟洗漱，然后回到墟市买些食物作早餐。她身上全部财产也就是可维持一两餐云吞面。广州人习惯用“一碗云吞面”的钱数来用衡量口袋里的钱财。少聪打好绑腿，扎上腰带，随队伍集合出发。就在这个时候，她注意到同学李淑华不在队伍中。两人在广州上车时就被挤散了，也可能李同学跟随了另一支队伍。行军途中她搞清楚，这支队伍除了政治部的政治大队还有艺协剧团、抗先队等抗日社团。巧姐后来也跟着政治大队下了火车。整支队伍有组织有领队，象少聪这样零星加入的不多。她不以为然，别人也不过问，一路上大家互相照应，互相关心，走到半路少聪才知道目的地是翁源。少聪跟着队伍长途跋涉终于到达翁源三华，暂时驻扎下来，各组织开始集中整顿。那位男领队，向抗先队伍宣布：“我们全体抗先队奉命加入第四战区政治部，成为第四战区政治部抗日宣传工作队。…… ”还在北撤的火车上，西江的抗先队总部为了取得合法地位和活动经费，已经同意第四战区民众动员委员会的要求，把全部抗先队员编入第四战区工作队，不再用抗先队名义组织活动。少聪并不清楚各组织的所属关系，只知道她的抗先队领导人黄泽成指示她到韶关与抗先队会合。她在考虑下一步的时候，一位女抗先队员早已注意到少聪女警服、打绑腿、扎皮带的穿着，询问她是不是抗先队员。
“是呀！刚在广州参加没多久。”少聪
答道。
“那你就跟着我们加入四战区政治部，一起抗日吧！不然你独个儿往哪里去？”
“打算去韶关与抗先总队会合。”
少聪把在广州的情况告诉了这位女队员。
“我们已离开曲江地方。你一个人怎么回去呢？留下来吧，跟我们一起去抗日。”那个女队员诚恳地劝她。
少聪想，如今广州已沦陷，抗先队似乎也解散了，既然那位男领队说了，抗先队奉命加入四战区政治部搞抗日宣传工作，作为抗先队员，为何不加入他们的队伍呢？反正到那里都是抗日。于是，少聪决定留在翁源，脱下警察服，换上绿军装。她新结识的女队友就是当时抗日救亡艺协剧团的戏剧演员及作家何雪飘，又名阮琪，而那位男领队就是艺协剧团的蔡碧青。艺协剧团是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文艺团体，阮琪和蔡碧青均是地下中共党员，公开身份是剧团的领导人，当然这都是后话。
在第四战区政治部的组织下，原来的抗先队重新组合，分为几个民运工作队，在粤北山区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每到一个地方，民运队就以大唱抗日歌曲吸引群众，跟着就开始演讲，劝群众不要做汉奸、特务，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一心，把日本仔赶出中国。一天，少聪和她的民运队来到翁源县城，分头开始做宣传工作，写标语、演讲、帮助新兵注册等。突然听到熟悉而恐怖的飞机轰鸣声，由远至近不到几分钟就飞到来不及疏散的众人头上。少聪本能地趴在地上，双手护头，一个炸弹落在她不远的地方，刹时震耳欲聋，冲鼻的黄土加火药味，跟着炸碎的瓦片打落在她的身上。待日机空袭飞走之后，少聪从地上跃起，环望四周，只见原来的房屋已成瓦砾，到处是血肉模糊的残肢断臂，伤者在呻吟呼嚎。民运组的人员立即投入抢救工作，分头行动寻找生存者或伤员。少聪抓起一个救护包，迈过好几个肢体残缺的尸体，来到被炸过的大路，见到一个母亲和四个孩子躺在血泊的路边。她和队友赶到他们身边进行抢救。“真想不到，我包扎完一个，还没来得及包扎第二个，第一个就死了。我亲眼看着他们一个跟一个地死去，只有一个男孩子，没有死，也没伤。问他父亲在哪里，他哭着说父亲去了大坑口，晚上才回家。我对他说，记住这仇恨，是日本鬼害死了你母亲和兄弟姐妹，长大以后要报这个仇。我们把他送到当地的收容所。”
晚年的少聪回忆时，闭着眼睛，苦不堪言，摇着头似乎要把这个痛苦记忆从脑海里驱除出去。
不久，上级发现少聪不仅能歌善讲，还可以喊口令整队形，就选她当班长领队。由于她身体健壮，干劲十足，上级调她到前线慰问队，到紫金前沿阵地宣传表演，鼓舞士气。他们都是十八九岁的年青人，每个队员背一个小背包，从一个营地到另一个营地，每天起码要走九趟路
（90华里 = 45公里），走的不是平坦的大路而是乡道或山路。每到一个地方就地搭个简易的戏棚，他们演唱抗日救亡歌曲，也教士兵们学唱，做各种宣传表演。“虽然我们都不是专业演员，但很受官兵们的欢迎。”
少聪笑着回忆道。一天晚上，她的慰问队在前沿阵地演出，其中一个节目是田汉改编的抗日救亡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少聪扮演戏中的香姐。当时已经入冬，粤北山区的晚间比较冷，她兴冲冲地走了九趟路，演出时穿的衣服很单薄，晚上半夜醒来就觉得不舒服，浑身发热，她心想可能是着凉了，等天亮再去找医生。
第二天，慰问队一早启程往紫金县城走。少聪不想打扰别人，等待经过一个小镇药材铺时，才进去问镇上是否有医生，听到老板说没有，她很是失望，因为还要走一天的路，晚上才到紫金县城，到那个时候，铺店都已经关门了。她按母亲教的家常备用的散热处方，拣了一两包中药作备用。临出铺门，药材铺老板好心地对她说：“看你身体虚，我给你开一剂補药，到了紫金就煲来喝。”少聪知道，
老板虽然不是医生，但开药铺的多少会懂一点中医中药，所以就照他所说的去拣了一包，随后跟上队伍，没歇没停整整走了一天。刚到宿营地，她一下子就昏过去了。队友们七手八脚把她扶上床，这时一位女队友想起少聪去过药材铺，赶紧从她的背包里掏出一包药，熬了让她喝。想到不到她喝的是“補药”，不但不解热，反而火上加油，她的体温越来越高，出现大热症，烧得昏迷不醒。
这时的队友们可乱套了。紫金县城处在粤东地区的前线，一到晚上黑灯瞎火，家家户户紧闭大门，到哪去找医生呢？尽管如此，队友们还是派人摸黑找医生。他们找不到医生，却找了个“老盲公”回来。当地人说，“老盲公”用鸡毛水给病人洗澡，会把瘴气洗掉，烧也会退。这个“老盲公”还随身携带鸡毛，看来他常被当地人邀请。几个女队友在旁帮手，打水的，烧水的，倒水的，“老盲公”用毛巾沾鸡毛水，给昏迷的少聪擦身。鸡毛水澡洗完了，盲公也离开了，而她的病情并没有好转。第二天，队友再去找医生，试开了几个土方子，还是不见效，最后决定用军用卡车把不省人事的少聪送往兴宁后方军队医院。
她在医院昏迷了不知道多少天，一天中午，她睁开眼睛，看到整个世界都是一片白色– 白色的墙壁，白色的被单，窗外面一排排的白布随风飘。白色是中国传统丧事的颜色，她心凉了半截，以为自己到了阴间。再往窗外看，白布条之间似乎有人影掠过，有人在说笑。什么地方？医院？只有医院才是白色的。我怎么会在医院里？那时只有重症病人才进医院，她惊慌地大喊起来。一位护士走进来，笑着说：“你终于醒了！这就好了”。
“什么好了？我什么时候来这里的？”少聪完全不记得。
“已有一段时间了。现在好了，好好休息，身体会早日恢复的。”
护士笑着安慰她。
那天晚上，她梦见她父亲、大哥、妹妹、还有些不认识的人，他们站在窗口外面，目不转睛、眼睁睁地看着她，吓得她从床上跳起来，大喊大叫，把护士医生吓得跑进她的病房。他们又摸头又把脉，弄了半天她才安静下来。医生说她的恶梦是神经虚弱，因大病所引起。他吩嘱一个护士陪守她到天亮。过了几天，医院通知第四战区政治部派人领她的出院。
此时李煦寰的第四战区政治部已不存在。自广州沦陷后，余汉谋被免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职衔，第四路军改编为第十二集团军，他继续任司令，司令部还设在翁源的三华。李煦寰亦被免去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职务，改任为第十二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原来第四战区政治部改为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少聪出院时只是退了烧还没有痊愈。医院知道部分新的政工总队队员正在兴宁搞民运，就把人交给他们，他们委托阮琪的艺协剧团在生活上的给予照顾。当时剧团在兴宁上演《飞将军》，少聪可从与剧团团员同住，并在剧团里搭食。作为粤北山区小城镇的兴宁，在抗战期间成为粤东的大后方，也是大量潮汕难民涌入的避难地，使兴宁人口一下激增几万人口，生活物质缺乏，物价上涨。
经过一场大病后，少聪的头发全部脱落，体质非常虚弱，既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補充。在战争的年代，工作队员包宿食无粮饷，只发给些少零用钱。她想起母亲教的保养土方，用鸡蛋煲红枣水或鱼头煲汤等来補养身子。政工总队的队友和剧团的团员也很关心她，有时大家凑钱给她添些蛋肉之类的食物，政工总队领导钟承宗、刘统光也就是这时候认识少聪的。他们把她当作小妹妹看待，无微不至地照顾她，经常自己掏腰包，到市上买鸡炖给她吃。在珠三角地区长大的少聪，对粵北山区寒冬腊月的生活毫无准备，缺乏抵冷的厚衣服，钟承宗知道后，就给她送去衣服。在队友的关怀下，她的头发慢慢回长，身体渐渐觉得壮实得多。她有体力时就去帮民运工作队出墙报或写抗日宣传稿等文书工作，空闲的时候，读书看报。这时她看的不是中外文学而是马列主义的宣传读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