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 人生转折
“七七”事变标志着少聪人生中一大转折点。事发不久，华北重镇北平、天津沦陷于日寇手中。同年8月31日，日寇首次对广州空袭。6架日寇轰炸机从上川岛和下川岛附近的航空母舰起飞，直往天河机场进行袭扰轰炸。当时留守广东空军的9架美式战斗机飞行队起飞反击。9月中旬，粤东各地如汕头、潮安、揭阳等地遭到日机的轰炸。9月底日寇再次派出30余架轰炸机袭击广州市区，广东空军起飞迎击，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空战。此刻，北方的战火已烧到南方，广东省感到战争直接的威胁。1938年1月，日寇飞机加紧对广东各地狂炸，特别直对广州市区内。人们开始往乡下疏散，形势日益紧迫，人心浮动，容奇第一蚕桑制种场的科研难以正常运行，只好结束工作，让员工们回家。
花尾渡搁浅误考
失业在家的少聪静不下也坐不住。新闻报道上海、南京的沦陷骇闻，日军步步迫进，战火已烧到家门口，怎能坐而待毙。在岭大读书时，她经常与在师范读书的三哥通信，信中三哥常向她介绍一些新文化书籍，并豉励她看报关心国内外时事。她非常敬佩三哥，“他是一个受过新思潮、新教育、有志气、求上进的爱国青年”。当时的岭南大学由于地理位置与市区一江相隔，加上“私立教会”性质的综合性大学，院系设置唯有文理、医学、工程、商贸、农业，而欠政治和法学，对市里各公立高校的学生运动，甚少参与，曾被称为“在政权更迭的动乱中，唯一能摆上一张书桌，宁静地读书的地方”。少聪晚年回忆感叹道。她读书时就是利用了岭大的书报室和图书馆，由此开阔视野，丰富知识。杂志报刊成了她了解外面时事和动向的主要来源。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向国人表明决战的意志和立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语）。在抗日救国运动席卷全国各地时候，容奇的一些青年组织抗日救亡宣传，在祠堂庙宇巡回演出，少聪在街头听他们演讲和唱抗日歌曲。在汕头市公安局做文书的三哥给少聪的信中写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现在国家的兴亡逼在眉睫，中国最优秀的儿女应站在最前列。”
三哥的书信激发起少聪的抗日救国志向。在晚年的追忆时，她说道：“这是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作为一个女子我该怎么办？自己手无缚鸡之力，也从未拿过枪，如果就这样去前线，敌人一枪就把你嘣了。只凭着一股勇气到前线是鸡蛋碰石头，想去前线打仗，首先要有军事训练”。当时还没专门的女兵军事训练学校，她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招生广告-- 广东省妇女联合会与广东省警察局拟办女警训练班，召收第一期学员，其中包括政治、军事训练等。少聪就是被“军事训练”四个字吸引，毅然决定投考女警。家里人对此也没有阻拦或反对，她几年在外学习工作已证实自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女子。母亲唯有叮嘱女儿注意身休，万事小心。在日机轰炸顺德糖厂和容奇墟头前两天，少聪告辞了母亲、二哥二嫂，小弟玉怡、还有刚出世满月的外甥女引财，踏上了弃笔从戎的征途。
少聪去广州坐的是夜渡，由小电船拖的大木船称“花尾渡”，船行一夜，翌日天亮到埠。她上船后找到自己的铺位，正要放下藤箱准备躺下休息，发现船客当中有两位国民党军官，其中一位还有点面熟，但并不认识，只是曾经见过他出入北潮大街。对方也注意到少聪。当时城里人多往乡下疏散，而这个文质彬彬学生模样的女子为啥要往城里走？他们友善地打招呼，关心地问她要去哪里。她毫不掩饰地告诉对方她去广州投考女警。两位军官开始不敢相信此言出于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女子口中。
那位面熟的军官名叫张奠川，是国民党第四战区政治部的一位少校，农工民主党成员（抗战时称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委员会）。“七七”事变后，第四战区副司令余汉谋为了增强军力，激励士气，吸引各党派的人才，派遣政治工作队到地方的抗日先进青年中动员组织抗战力量。张奠川所率领的救亡工作队就是在1937年秋进驻容奇，住在北潮大街的李家祠的院子里。另外的那位军官是张奠川的同事。那天，他们奉令到广州办事，刚上船就遇上少聪。三人围坐一起如同知己，先谈家庭人生，后论政治形势。少聪在交谈中提及到自己对文学的爱好和喜欢的作家，丁玲的名字和作品屡被言及。说到丁玲的秘密失踪和到达延安，自然扯出国共合作和投奔延安之类的敏感话题。三人说得热闹，张的同事鼓励少聪放弃投考女警改道投奔延安抗日，他甚至康慨地表示可以捐助少聪的旅费。话题到此被张奠川止住，他暗示不要在公共场所谈论这些。他对少聪解释，现时战事紧张，交通已断，一个女子上路太危险，其实加入女警也可以抗战报效。他们三人兴奋地谈了一个晚上，谁都没有睡意，甚至没有注意到搭乘的“花尾渡”已经搁浅了大半夜！
“花渡船”抵达广州已经是中午，考试时间是早上开始，当少聪在两位军官的倍同下来到试场时候，考官正要锁门离去。少聪箭步上前，恳求允许报考。考官上下打量少聪说道：“考试已经结束。这次投考的女子不少。本来名额50人，目前已经破格招收了52人”。站在一旁的张奠川和同事连忙为少聪求情，“她从顺德来，我们同她一条船。船搁浅误时是事实，我们可以作证。她一腔热情地来投考，就让她考吧。”
考官看到两个少校军官为少聪作保，破例给她出了试题，进行即场考试。看了她的答卷，考官赞赏地说道：“文章条理不错。即然来了，多一个无碍，都是为社会服务”。就这样，少聪进了广东省第一届女警训练班。由于日军迫近广州，政府正在慌忙北撒，这批受过训练的女警还没来得及亮相，广州就沦陷了。以下所述，均是当事人的口述回忆。
广东省第一届女警训练班
“警察”
作为名词源于日文汉字，意为警戒监察机关。清末，政府新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交部的雏形）派一批大臣出洋考察，其中东渡报告有“警察”汉字，从此流行国内，现代意义上的“警察制度“（英语的“police”负责维持地区治安的机构）是在“义和团动乱”之后的1900年始建于北平，随后，全国各地先后创办警察机构，广东省府的警察机构创办于1903年。
1923年中华民国加入了国际警联，那个时候的警察任职是清一色的男性。一战之后，由于流离失所的难民剧增以及贩卖妇女儿童问题日益严重，为保护妇孺，便于侦查拐卖案件起见，国际联盟（联合国前身）号召各国选用女子充任警察。1925年，又函请各国设置女子警官，当时北京政府对此也有回应，但直到1931年南京政府才制定公布招募女警条例：
一、 每次招收录取女性警士新生学员时，数量应为男生总数的十分之一；
二、 招募条件：18 岁以上至25以下；身体健康，身高四尺五寸（1.55米）以上；无犯有治安前科者；
三、 所授课程：侦探、社会科学、体操、国术、使用手枪、驾驶汽车等技能；
四、 基本岗位：调查户籍、检查行李、救护妇孺、维持风化、笔录备档等；
五、 执行特殊任务时必须着装便衣外，日常勤务中着制服，唯应改裤装为黑裙。
南京、北平、天津、等城市在1933年前后已正式招收女警，而广东到了1938年抗战初期才决定与省妇联合作办女警训练班，一共招收53名有中学以上学历的女子，训练基地在河南岛西南部的南石头。报到后，每个学员统一发配女警察制服，草蓆军毯，漱口盅等用品。这些十八、九岁的女警学员不少来自有声望、有权势的家庭，如国民党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李煦寰的堂妹李淑华，广州著名讼师戴帮模的两女儿戴敏与戴贞。这些花季少女，本到谈婚论嫁年龄，为抵御外敌报效祖国，抛弃舒适生活，每月领生活费12元（7元为膳费，5元为零用），住兵营，睡铁床，全盘生活实行严格的军事化。这六个月的学习训练正值日寇轰炸广州最凶狂的时期。
自1937年9月至1938年5月这10个月期间，广州市区经常遭到日寇飞机的轰炸，起先轰炸的目标主要是铁路和沿线城镇。5月底开始，敌机频繁轰炸广州的中心市区，民房、商店、学校、甚至医院无一幸免。最猖狂的是5月28日至6月9日，共出动340多架飞机，连续十三天日夜轮番轰炸30多次，炸死炸伤市民5000多人，炸毁房屋3000多幢。对于当时惨烈的战争灾难，少聪和她同时代的人一样，痛苦的回忆在时间的长河中变得淡然。其实在河南岛南石头的女警训练班学员整日生活在空袭警报、飞机轰鸣、炸弹呼啸的威胁中。“刚开始，听到刺耳的警报响，全心身绷得紧紧，赶紧钻进防空洞。我们训练的地方不在市区范围内，但听见日机在头上盘旋的轰隆声和炸弹在市区里的爆炸声。每天都有防空警报，似乎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慢慢地自己也镇定多了，来了就躲，没被炸就继续训练”。
负责她们生活作息的监督官由中山大学的一位女学生担任，叫黄翠平，年龄只比女警学员大一两岁，身穿素旗袍，带着一付眼镜，看上去比穿警察制服，腰间束皮带的女学员更斯文。她与学员同食同住，每天带领全体五十多名女青年出操训练。偶尔，这个女监督官还被这些貌似大家闺秀的女学员捉弄得掉眼泪。最严重的“胡闹”就是把她的眼镜藏起来。尽管如此，严肃的军事训练从不敷衍。不管烈日当头还是刮风下雨（除了空袭躲避外），每天一早起来就是列队早操、练武术、学使用枪支弹药，有时到野外进行勤务训练。她们还上警察学、侦探学、行政警察、户籍学、违警罚法等警政课程。其中有一门政法课，由中山大学社会学学士毕业生卓炯担任，内容包括建国方针、三民主义、市政学、法学通论、六法概要及国际形势。
少聪记得第一堂政治课，政治教练卓炯讲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问大家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堂下的一位女学员答辩：“如果一个人喜欢另外一个人，因为是出于内心，所以是唯心主义”。卓炯笑着耐心地与大家解释，女学员们似懂非懂地点头。这是少聪首次受西方哲学的启发，开始对各种“主义”产生兴趣。卓炯也注意到少聪这位勤学好问的学员，便向她推荐一些课外的进步书籍，并建议她参加抗日演讲比赛。卓炯知道女警工作的性质，不可避免抛头露脸，面对公众，处理民事纠纷。为了克服女子的羞怯，活跃学习气氛，他组织学员进行各种演讲活动。
外柔内刚的少聪从小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但从未公开地大谈阔论，何况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演讲。在卓炯的鼓励和辅导培训下，她学到不少演讲的技巧，加强自己演讲的信心。比赛时，少聪获得第一名。此后，女警训练班到市区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时，班上同学常见少聪找到多人来往的街头，站在一张小凳子或台阶上向周围的人喊道：“同胞们，兄弟姐妹们，我们国家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 当人们看到一个穿着警察制服的女警在大庭广众面前，滔滔不绝地说，很快地被吸引住过去。有同学佩服她的敢想敢做：“游少聪，你真有胆量，对着这么多生人讲话，脸一点都不红”。
卓炯还请来了广州抗战歌咏团的“歌王”吴凤珠，教广州女警学员唱北方话的《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同时介绍少聪、戴敏和殷邵参加吴凤珠组织的读书小组。她们当时不知道政治教官卓炯已经加入共产党外围组织-- 广东民族抗日先锋队，更不知道吴凤珠已经是中山大学附属中学的地下共产党党员。在当时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前提下，思想、言论、出版一时呈现了活跃的民主气氛，甚至在女警的训练基地也可以看到一些左翼同盟的书刊，从而对过去一无所知的中共主张或对“九一八”以来国民党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主义的评判有所了解。少聪喜欢与这些积极抗战的进步人士接触，认为他们比自己更有文化有理论，主动接触过程可以丰富自己的知识同时接受到崭新的进步思想。
吴凤珠与少聪同龄，是海南琼山县人，出生在一个名门望族的书香官宦家庭，童年在优裕的环境中渡过。天生一双大眼睛和一付甜嗓子，长得秀丽聪敏，很受父母钟爱。她从小勤奋好学，以花木兰、秋瑾等女豪杰为榜样。三十年代初她到广州上初中，进了中山大学附属中学读书。九一八事变后，加入中国青年同盟，参加反将不抵抗政策的学生运动，领导广州基督教青年歌咏团大唱被禁的抗日歌曲，组织秘密读书小组阅读马列主义书刊等。七七事变后她加入共产党，组织抗日先锋队集会、游行、宣传、演出、募捐等活动。通过卓炯与女警学员相识后，吴凤珠经常邀请少聪、戴敏、殷邵等三人到广州市她的住处聚会，介绍她们一些中共书刊和宣传马列主义的小册子，一起讨论交流读后感。她们三人在卓炯和吴凤珠的引导下，不知不觉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同窗的戴敏此后则成为少聪的患难之交。
戴敏长得比一般的广东女子高大，性格开朗活泼，毕业于小北大石街太清宫的广东省立广州女子师范学校。她的父亲戴帮摸是清末最后一批官宦，被派到湖南的一个地方任知县，娶了当地的湖南女子作四太太。刚上任不久，辛亥革命暴发，清朝被推翻，他带着四太太重返广东省城。由于他曾受训于政法学堂，对司法了解，民国初期在广州仓边路办了间律师事务所。他的四太太在广州生下了三个儿女，在一个妻妾成群的家庭中成长。当四太的长女戴敏读完小学时，告诉父母她要去读中学，母亲支持而父亲则说道：“如你一定上中学，你上学的学费由你的嫁妆支出，以后我就不管你了”。戴敏依然坚持上中学，她母亲暗地里常用自己私房钱支助女儿读书。她不仅资助戴敏，还资助了小女儿戴贞。据戴敏说，她父亲在日军轰炸广州时“被吓死的”。树倒猢狲散，戴的家族分了财产后，各太太带着自己女儿们各奔东西。戴敏母亲带着三个儿女继续留在广州，其中两个女儿加入了女警训练班。
1938年9月，广东省第一届“身经百炸”的女警结束了六个月的训练。若如以往，警察局或妇联会举行修业典礼，庆祝广东妇女史上的第一次。然而，面临战事步步紧迫，人心惶惶，警察局新旧局长交替，训练班结业不但草草了事，而且对这班女警的使用也没有明确的方向。少聪被派往广州太平区分局，而戴敏和一部分女警被车拉到一所学校，告知她们已经被挑为留在敌后做情报间谍的人选，在此等候命令云云。戴敏对此事有回忆，但找不到旁证资料，真假莫辨。据相关史料推测，言及广州沦陷种种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反间谍战和情报收集的失败。戴敏她们在学校里等待，始终没见人来接应，最后只好各散东西。当时她们还不知道日军已准备好对广州大举进攻。
沦陷前夕
少聪分配到广州市太平分局当警士，其实是有名无实。分局人事正处于替换调离之际，上头没有明确指示，下面也没有头绪，来了个女警士更不清楚怎么去利用，所以把少聪搁在一边，没有分给她具体工作或任务。那个时候警察在社会上并不受人尊敬，甚至常被人嘲笑和鄙视，少聪积极为社会服务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她把精力放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与吴凤珠的来往更频繁，参加广东省抗日救亡献金运动，在街头进行抗日救亡演讲宣传，参加入广州市的火炬大游行等。1938年9月中旬至10月初，全国的兵力和注意力都集中在武汉会战中，广州出现一度真空时期。
10月8日是那年的中秋节，弟弟玉怡从东圃到广州看望姐姐少聪。1938年3月31日晚，也就是在少聪离开容奇去投考女警两天后，顺德糖厂及容奇墟遭到日机的轰炸，死伤十多人。此后，学校关门停课，玉怡失学在家。与很多当时有志青年一样，他不想闲坐家里，打算去广州找姐姐参加抗日救国。母亲听说16岁的小儿子也要离家抗战，内心惶恐不安。她常常听到划破天空的凄厉警报，头顶的轰隆声震耳欲聋，左右邻居天天说“走日本仔”（广东话，逃难的意思），又闻顺德糖厂被炸，心里七上八下。她知道拦不住儿子要去前线抗战的决心，唯有烧香拜佛祝他平安，期盼他打完仗早日回家。当时少聪还在南石头受训，接到玉怡来广州的信息，托友人张奠川介绍，把玉怡暂时安排在他手下做勤务兵，驻防在东圃附近。（后查此地驻防军属国民党第四路军李振球的第65军下面的曾友仁第158师）
1938年10月初，曾引起一度紧张的广州市看上去风平浪静，各营连排长等下级干部纷纷回家处理疏散家眷事情。10月12日晚，各将领聚在广州长堤金轮酒家，庆贺第四路军新上任的参谋长。正在兴头上，传来一个惊人消息：淡水是日下午四时失陷。其实，第四路军军委会在10月4日已接到日军有向广东进犯之势的情报，但不以为然。10月13日，惠阳失守，日军向樟木头、石龙进犯。10月14日，市民从报纸上得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的消息。广州城内陷入一片混乱，有钱的市民及军政界的家眷纷纷逃离。10月15日，第四路军政治部发出特讯，报告我军在福田大捷，一时市民人心振奋。在同时，内部军事情报显示日军往北迂回向南包抄广州。鉴于广州情势危急，警察局发出市民疏散通告。10月17日大早，警察奉令逐户敲门通知市民疏散。那天停了一段时间的防空警报再次频频响起。晚上，少聪参加了广州市各界八万人举行火炬大游行示威，表示誓死保卫大广州。10月18日，防空警报不断，广东省动员委员会在净慧公园举行总动员大会，参加人士包括第四路军总司令、广东省政府主席、广州市市长等重要人物，会上发言慷慨激昂，大喊口号“誓死扺抗”、 “保卫大广州”、 “誓与广州共存亡 ”的口号响彻云霄，令人群中的少聪振奋不已。
10月19日，少聪见到一批批来自东江各县的难民进入广州，往西关方向逃。但是，各上级机关守口如瓶，作为基层警士的少聪对战事一无所知，新闻对战事报道也不多，反而报道那天晚上鲁迅先生逝世记念会如常开会。新上任的警察局局长对于维持治安没有作出任何安排指示。那天下午，吴凤珠带少聪来到文明路靠旧中山大学本部办公楼附近（现鲁迅愽物馆）的一个住宅。两人上楼，一个矮个子带眼镜的男青年给她们开门打招呼。吴凤珠给少聪介绍道：“这是中山大学同学，黄泽成，他负责抗先队的工作”。 黄泽成向少聪点点头，递给她一张小表格，叫她填名字、年龄及职业等。填完之后，他热情地与少聪握手说：“欢迎你成为我们青年抗日先锋队的一员。我们抗日阵营又多了一份力量”。少聪见好几个青年人已聚集在客厅里，但没有互相介绍。紧接着，黄泽成开始向在坐的年青人滔滔不绝地分析当前的抗日形势。当他说到“现在日军已经到了樟木头，广州已危在旦夕，我们要尽快地离开广州”时，少聪才意识到自己被蒙在鼓里，不知道情况紧急，还以为与日寇背水奋战到底。抗先总部已经准备好撤离广州，黄泽成建议在坐的抗先队员立即行动北上抗日。黄汉成又问少聪当晚是否与他们一起走，少聪有点犹豫。“如果你不能与我们一起撒的话，记住，有车搭车，有船坐船，到了韶关，大家再会合”。
少聪的犹豫主要是考虑到弟弟玉怡。她想带玉怡一起走，参加抗先队。散会后，与吴风珠分手， 她立刻连夜赶到玉怡的驻防地东圃。到了那里才知道，部队早已撒离驻地。少聪又赶紧返回广州，沿途看到很多往广州走的难民。市内一片混乱，市民都往西北方向疏撒，路上大小车辆拥挤不堪，轮渡船艇供不应求。回到分局，剩下的人都准备“松人”（广东话，离开之意）。她赶往黄沙火车站查询是否还有北上列车。万想不到长堤一带已经人山人海处处挤满逃亡难民，大家都挣着搭船去石围塘，往西走。黄沙火车站也是挤满逃难人，大包小包塞满过道，售票处出示当天车票已售罄，以后的车次暂无下文。数月以来粤汉铁路常遭日机轰炸，火车运行极不正常，近来几天日机加大侵扰频率，沿着粤汉铁路盘旋轰炸。
正在彷徨之时，少聪突然想到女警训练班同学李淑华，她参加了抗日民运工作队。她的堂兄李煦寰是第四战区总政治部主任，他可能有去韶关的门道。少聪立即找到李同学住处。见了李淑华，少聪问她能否向她堂兄求助，帮忙找车票。李同学告诉她，从堂兄处打听到当晚有北上火车，是总政治部安排的，但自己不属于总政治部的人员不好意思去询问。见到演讲比赛第一名的少聪来临，顺水推舟让她出面求情。李淑华带少聪去李煦寰的总政办公室，推荐少聪直接出面跟她大名鼎鼎的堂兄说情。当时李煦寰正组织他的总政治部疏撒事宜，安排政工人员乘坐当晚火车北上的计划。少聪毫无羞怯地向李煦寰表示她和李淑华也要北上抗日，希望他能助一臂之力，但目前火车票已…。李煦寰没等少聪说完立刻答道：“今晚你们民运队就跟我们政治部的人一起坐火车，北上”，并叮嘱她们要轻装上阵。少聪旋即回到分局宿舍，用凉蓆把衣服、军毯、日常生活用品打成一个简单的行军包背在双肩。临出门时留下她的警察帽，然后离开了太平分局。此时的少聪才十九岁。
少聪徒步到黄沙火车站，沿途挤满无数扶老携幼、拖男带女的逃难人群，那混乱不堪的情景让她难以忘怀。到了火车站，好不容易在拥挤的人群中找到了李淑华，一起挤上了车。车厢里挤满了人，到处是杂乱的喊声，有找人的呼叫声、有孩子的哭声。当火车长呜汽笛拉响后，沉重的火车轰隆、轰隆向前移动，车厢忽然落入在一片沉寂之中，此时可以听见市区传来的断断续续的爆炸声，那不是日军的炮击，而是政府机关在处理未能来得及转移的物品。火车载着心事重重的逃难人，慢慢地、沉重地驶入黑暗的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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