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初期，未来学大家托夫勒预言过数字化社会的到来，但是这个社会具体是什么，不清楚。那个时候，数字技术和数字产品已经陆续登场，真正有一个整体轮廓，意识到产业竞争和国家竞争利弊，应该感谢尼葛洛庞蒂撰写的《数字化生存》，得益于这部科普作品的启蒙，大家开始认真关注数字技术的到来。

    我关注所谓的0101替代模拟技术，尤其是说到日美两国在电视产业的竞争，日本模拟技术在高清电视领域遥遥领先，而美国则用数字技术轻巧地颠覆了整个电视产业。

    97年重回东京一年的访学，目睹了雅虎的勃起，孙正义横空出世，互联网处处开花。这一切，正印证了尼葛洛庞蒂所言的“数字化世界”。那个时候，我们正在热衷于“媒介产业化”的研究，数字技术如何与媒介产业挂钩，这是我当时比较关注的。99年开始第二波的媒介产业化研究，核心命题是集团化问题，用什么来支撑集团化，许多的研究都聚焦在“制度变革”或者“制度创新”，频繁引用诺斯的“路径依循”。我对于“制度创新”一直抱有怀疑，将关注焦点集中在技术领域。

   主要受到两个启发，一是英国的有线电视机顶盒的突破；二是中国有线电视开始的模转数实验。那个时候，互联网还在摸索，因缺乏“商业模式”而被诟病。传统媒体的数字化转型似乎更有希望。

   我们的研究焦点从无锡广电开始，追踪青岛模式，杭州模式。在无锡和青岛的调研的过程中，我们感受最深的是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媒体的增量和融合倾向。受制于广告收入的商业模式，经营者急迫需要越界获取资源，如增加频道如打破媒介藩篱等等。凭借我对广告业的了解，这些增量只是算数级的，没有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但到了2004年的杭州华数考察，思想发生巨大的变化，意识到平台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