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一般套路是师承或者个人兴趣。所以,自然就有“内卷化”的倾向。我们的研究作风与一般的“师承”和“个人兴趣”不同,有着明显的“外向化”与集体作业方式。这种作业文化与其组织的环境与生存状态相关。在缺乏资源处在自生自灭的情况下,整个基层组织无法依赖上层的眷顾只好自力更生。自力更生的关键在于寻找到一种可以与社会交换的机制。依存体力的交换和脑力的交换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九十年代,这两种交易方式我们都经历过。只是这个阶段很快就过去,基本以脑力交换为主。冠以好听的名字就是“项目”,再高一点就是“科研”。
一般的文科大学无法做到是因为行政高层不承认这个交换机制,他们认为既然给工资了,又给项目补贴了就行。或者,意识到这个机制也无法维持。这是受到大学固有的行政文化所限制的,我们之所以没有这种限制是因为这个低俗的专业基本被放在一个自生自灭的状态。活下来就不容易,喜欢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反正好歹也是一个死。这就是俺们那个伟大专业的起步。我一向没有崇高的志向,考虑最多的是如何找人换钱活下去。所以,在九十年代我打的第一个广告就是“以脑卖脑”。
何为科研,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的解答是不同的。站在应用学科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寻找产业问题,回应产业需求,这就是基本的科研做法。问题越是重大,理论回应的越是及时到位,价值就越高。数字化问题迫在眉睫,产业越来越关心,我们也努力做出理论的回应。
切入数字化研究之初,我借用了日本学界的一个判断,那就是“新兴媒体的产业化和传统媒体的数字化将成为两大潮流”,我们切入哪个潮流呢?互联网显然是新兴媒体,我为什么没有从那里切入呢?这有一个背景。95年我们在做IMI年鉴的时候,一群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找到我和王冰,希望用十五万美元把整个年鉴版权买断注入刚刚兴起的一个网站。就在马上签约的时候我们一起讨论年鉴今后的商业模式。我认为那时互联网的风投文化是无法保证年复一年的年鉴生产的,所以还是拒绝了。
90年代末,我们在“传统媒体的数字化”找到了机会,于是就有了许多科研项目,也产生了大量有质量的成果。这些成果基本汇聚在一些论文和书籍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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