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飞往法兰克福的万米高空，袁军走来告诉我，郑书记找你说事。我问啥事，袁军不说。我到了前面的公务舱，郑和平坐在最靠的位置，一脸正色地说，大学决定成立广告学院，组织让你出任这个学院的院长。他微笑地看我，等待我的回应。

      郑和平，相识在1996年，他当时是工商总局的广告司的新司长，正在努力推动广告法的落实。当本校的赵书记调往广电局之后，他出任本大学的书记，见我就说，整个大学，认识的只有两个人，一个丁俊杰，一个老黄就是我。所以，我们之间说话比较随意。

     这一次，可以随意吗？我稍稍迟疑回答说，谢谢郑书记，谢谢大学成立广告学院，不过，这个院长我当不了。

     为什么？累。一个广告系就够累，不想再做更大的，大学找别人做院长吧。书记表情僵在那，我也很尴尬。说完弓着腰就回到后座了。

     这是一趟访问八个国家的欧洲之行，还没落地法兰克福，我已经把话回绝了。这一趟的旅行，再也不碰触这个话题了。 

      在官场仕途，我态度其实很简单，该就该不该就不该。1994年也是突然之间被刘暨南任命为全国第一个的广告学系的副主任。当时的主任是曹璐。那一年我们刚刚摆脱生存的危机走上轨道。记得赵玉明如此说道，第一个很重要，厦大是广告专业的第一个，我们要做研究生的第一个，广告系的第一个。

      那个时候我是教研室主任，被升格为学系副主任，也算提拔了。

       大概在2000年前后，曹璐退休了，高慧然代表组织部找我谈话，说曹老师退了，组织决定任命你继续担任广告学系副主任。我很愕然，问为什么，按年头我应该出任主任才对。我估计她会以“非党干部不能出任一把手”推脱。她没有，只是说，有群众反映你做事粗暴，轻视艺术家。高慧然曾经是我大学的班主任，她说话也不用遮挡，告诉我不久前找广告系的老教师谈话，说到我的态度粗暴居然当场呜呜痛哭。而且，还有老师做旁证。我事后知道了，呜呜痛哭者是路盛章，旁证者是肖虎。所以，我很多场合说肖虎有“历史污点”，指的就是这个。

       我问高老师，曹璐退了谁来当广告系主任?她说，丁俊杰。我说，他是院长，书记还要兼做这个系主任，不合理。我说着来气，说不谈了，推门就出去（没有摔门）。大概一个星期后，赵书记来通知我，大学改正了原先的决定，打算由我出任广告学系主任（正职），还带上一个头衔，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宣布这个决定同时又加一条，需要三个月的缓冲。

     为啥要缓冲？面子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