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院到中传大
1978年我第一次进入这个学院的时候，规模很小，没有什么社会知名度，师生统共五六百人，大概有三到四个学系，如文科的新闻系，文艺系，工科的无线系。1990年我再度回到学院，也就是两三千人的规模，从原来的三四个学系发展到八九个学系，如新闻系、播音系、电视系、外语系、管理系，工科有发送系、播控系等。整体格局是一个依靠广电行业专业发展的部属院校。
九十年代中期，广院面对整个国家大学发展的形势，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依照原来的思路，有些专业很发达，但是，有很多的专业面临萎缩。尤其是，广院与广电的距离越来越远，越来越得不到广电的倾斜。规模小，专业特色强，这曾经是广院的优势到了九十年代反而成为劣势。这个时候，广院只能选择一种符合一般大学发展的战略，上规模同时完善学科，努力向教育部的规范看齐。这个时候所发生的两件大事对于广院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第一件就是教育部开始推广“211”工程，这其实是重新划分所谓的“国家重点”与“非国家重点”，能够进入211就是国家队，就可以在招生、资源分配、学科建设方面得到种种特殊政策，反之，学校发展没有前途，进入211成为全校共同努力的生命攸关的目标。第二件就是，广电与广院的关系要脱钩，广院本来就是为广电而生的产物，脱离母体等于行动标准、核心资源以及业务关系统统复零，广院必须在脱离关系前后找到自己的核心资源。这两件事情，前后发生，影响到当时的抉择和院系行为，同时，也考验当时的领导班子能力与威望。当时领导层尤其是一把手的功劳和威望，与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密切相关，正是因为一把手的不懈努力，从博士点寻找到突破，而后，211顺利过关，同时，也平稳过渡与广电脱钩。其时，学院得到规模的扩张发展，从三千到五千，而后一举突破万人。学院向大学改名也就顺理成章，于是乎，“广院”改名为“中传大”。
我现在还想，如果当时没有领导层的坚持和努力，广院的历史可能要重新改写，它非常有可能沦落为市属的普通高校，在三流大学之中挣扎，更甚的，可能被西边名校吞并，如中央工艺美院，数十年历史一笔勾销。连渣也找不到。那么，当时的领导高层使用了什么手段解决大学的困局呢？我以为有下面三点：
第一、 彻底的实用主义，审时度势，将政策用尽用透。领导者没有死死把在广电这艘船上，在这两者交接过程中，用透政策。对于教育部，拿到特殊的关照，同样，对于广电，得到许多诸如“共建”的支持；
第二、 绝对权威管理。只有一个权力中心，只有令行禁止，无论学术安排还是学院行政，只有服从而无反抗。这一点，利用两个心理，一是危机时期的“交托”心理，把自己的命运交给领导；二是对于胡萝卜的大棒的条件反射，顺从者得，反对者损；
第三、 集中力量应付危机。在危机的威胁之下，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只能服从，将所有的资源集中在最高层，有其统一调配，集中使用。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个巧妙的制度安排。
说到底，这是一种彻底的企业家精神在困境中发挥了作用。领导者在“等死”与“找死”之间毅然选择了后者，迎合二级学系急迫扩张的心理，进行专业的裂变而快速达到现有规模。所以，纪宝成说各个大学“盲目扩张”显然是把问题简单化了，如果没有教育部的“达标”要求，没有大学领导者为生存而“创新”的意识，没有基层组织迫切的创收需求，大学的规模不会如此急速扩张的。
广院更名中传大，也就在教育部的“重点”名册上生存下来。十多个分院，一万四千全日制学生，如此规模的大学，在领导班子换届的时候也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未来。这种思考、摸索，官方的术语就是“学科调整”。可以说，中传大这�大船，再次行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上，彷徨无着。（下回再续船大开往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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