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漂记九：三鸡通商株式会社
我工作的公司全称为“日本三鸡通商株式会社”。
这是一间规模很小以销售中国食品为主的贸易公司，公司统共六个人，腾吉社长、古川专务（老姑娘），这是公司高层，中层干部有古川专务的弟弟古川系长、王桃园主任，然后，两个职员，社长的儿子腾吉秀树和一个公司股东的儿子，名字忘记了，我来到公司算是第七个人，位置最底层，所以坐在靠门口的地方。
公司办公地点约合六十平米左右，分成四间，社长和专务各一间，外边职员办公一间，摆杂货的一间。我的工作任务很简单，主要承担文字翻译。我开始以为是中文翻译成日文的工作，其实相反，是中文翻译成日文，因为公司里只有两个中国人，王桃园主任来自上海，会说不会写，我的中文算是纯正，问题是中翻日，我自己没有把握。在当时给老婆的信中我是这样写的：
我在公司搞文字翻译。这家公司长期同中国做食品进口生意，许多合同、书信要由中文翻成日文，我开始有些担心，怕自己干不了。头一天翻了两篇稿，不敢交上去，先到中村那里让他看，我说，如果翻得实在差劲，我就不去上班了。中村看后说，翻得不错，可以干下去。于是，我就有信心了。
现在除了翻稿，还要照顾旁边的小陈列室，有顾客来买东西，我还得上前点头哈腰，介绍商品，地道一小职员。
最底层的员工，坐在靠门的座位上，要作文件翻译，还要照应小卖部。
有了住处，有了工作，东京生活算是安定下来了，这也是我向国内老婆汇报的一个基调。有学生曾经问我，当初在日本公司打工，有遭遇过不愉快的事情吗？坦率地说，公司本来就人少，而且充满家族气息，没有人刁难我，更没有人欺负我，如果硬要说问题的话，有两个，一个属于精神的，另外一个属于物质的。
先说精神的问题。日本人一进入岗位，不管有没有事情都保持一种工作的状态，这一点我做不到，可能是农民的习性吧，有活猛干，没活晒太阳。翻译的工作不是每天都有，没有东西可翻又不得不坐在那里，所以感到很无聊。日本的公司没有办公时间闲聊和看报的习惯，你总得装模做样做点事情，削铅笔啦，整理货架啦，收拾标签啦，一切都做完还是无聊，于是钻进厕所，把马桶盖一翻，坐在上面看报纸。我的做法很快被社长发现了，有一天我照常钻进厕所，打开灯，发现四面贴上标语，说做人要加把劲，偷懒是可耻的，从此我失去了坐马桶盖看报纸的享受。
再说物质的。在上班期间，早晚餐通常在家解决，中午饭一般靠外卖，分400日元、500日元和600日元等多种，我尝试过几种盒饭，总觉得油水不足饭量不够，下午四点多就饿得发慌。老姑娘古川专务一脸认真地对我说，你老说饿，我怎么不饿呢？中国人的胃就是大，以前来过的留学生也这样说，后来就好了。我半信半疑，说那就适应适应吧。距离公司办公室五六百米之外还有一个做货物流转的小仓库，每到下午三四点钟，主任、系长就会到仓库工作，说是检查货物和贴标签（准确说是更改标签日期），只留下社长儿子和我在办公室。我有一天送货到仓库，发现他们在一边干活一边偷吃罐头，我顿时明白，其实大家的胃都不小，关键是如何填充。从此，我也在三四点钟主动到仓库参加工作。
第一次接触“便当”，总是感到饿。所以，我在照片说明注上，好看不一定顶肚。
物质的问题基本解决了，我开始被更深层的问题所折磨。说白了，这就是工资待遇问题。我一个钟头的时给是700日元，这在当时是比较低的工资。许多餐饮店打出的招牌招聘洗碗工，时给通常是900到1000日元。有一天，一个留学生朋友找到我说，有给欧巴桑（中年妇女）教中文的活做不做？时给五千日元！当然，这个教中文除了上课，还要陪逛街，陪聊天。我登时为那个时给五千日元怦然心动，马上和刘欣商量。刘欣说，这好像味道不对呀，不是教中文，是给“欧巴桑”作陪吧，（那时还没有三陪的概念）这是当鸭子哩，你行吗？
我当然不行。商量的结果目前还是不要跳槽好，三鸡通商虽然工钱很低，但是还有点自由，节省一点可以维持基本温饱。一个钟700日元，一天大约4000日元，一个月顶多可以挣五六万日元。五六万是什么个概念？大学毕业生工资的四分之一，节衣缩食可以勉强度日。刘欣说，要么正式就业，要么争取奖学金，不能靠小时工工资读书。我说也是，应该到大学看看，这才是正道啊。
于是，我向社长请了假，说要到东京大学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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