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课，说到城镇化，刘同学给我发帖，有许多感言。我说写得很好，贴上给大家分享吧。

谁的现代性：媒介建构主义与城市化

对于现代性的话题，我想，农村人自己是从来没有想过的。他们所熟悉的四个现代化的宣传口号，从来并不是他们自己提出来的，是上边或曰中央传达下来的。你现在去问我们村子里的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没有谁能讲出是哪四个要实现现代化。更别提现代性了。

说起四个现代化，就又跟着想起了三个代表。要代表先进生产力，那么农民肯定不是，指望着他们来提高生产力，恐怕真的就要一点一点让这个历史的车轮象蜗牛那样慢慢前进。要代表先进文化，那么，肯定农民也不是，因为到现在为止，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是所谓的没文化、但是并不可怕的群体。还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最广大人民，我想，应该有农民了吧，我刚才看见新闻里说，2012年的第一产业的GDP增长好像是在四点几，第二三产业的增长是八点几。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增长的最慢的。

但是，好像对于这些东西，农民们从来没有斤斤计较。实际上，他们才根本不关心这些宏观层面的所谓的战略，他们几乎从来没有一种群体认同，他们并不关注农民这个群体，他们关注的是他们自己个人的利益。要说，在最广大的中国土地上，哪个群体最没有社会理想，那么肯定是农民没有。他们是中国最现实的群体，如果你非要给他们加一个理想的话，那么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看到了他们的所谓的理想，那就是，吃饱穿暖。在这个意义上，农民根本不是一个完整的阶级，他们没有共同的阶级利益，或者说他们的结合是机械结合而不是有机结合。别跟他们谈理想，他们想要的无非在北方人来说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在南方人来说是“农妇山泉有点田”。

西美尔提出过这样一个“社会学的假设”，每个人都有一片土地，有的人能够在土地上种玫瑰，但是有的人却不能。这本来是很正常的现象，就像有的人长的帅有的人长得丑一样正常。可是忽然有一天，有人发现自然差异不应该天生如此，激烈地站起来号召：人人生来都拥有栽种玫瑰的权利，这个现状必须改变，于是蒙昧的无欲时代宣告成为过去式。

这就好像农民一样，他们本来安闲自在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可是忽然有一天，有人来敲他们家的门，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于是他们果然打开了家门看见了外面的世界，很多人甚至走出了家门走进了外面的世界。这时候走出去的那些人才发现，外面的世界不但很精彩，而且还很无奈。但是，他们已经退回不到大门里面了。就好像人们谈恋爱经常说的那句话，失去的不再回来，回来的不再精彩。

这个来敲他们的门的人，就是现代媒介。自从媒介闯进了农村原本封闭的社会之后，这个存在着几千年的中国农村社会就发生了翻天覆地额的变化。就好像《上帝也疯狂》当中的隐喻那样，一个可乐瓶打破了原始部族的祥和安定。报纸、收音机、电视机、手机、电脑接踵而至，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户万户大门开。

但是，媒体人从来没有人扪心自问一下，农民们真的需要所谓的现代的生活吗？或者，这根本就是市场经济的大潮把所有沿途经过的一切都要裹挟进自己所谓的进步的潮流之中？现在，我终于进入了这篇文章的主题。所谓的进步，所谓的市场，所谓的现代化，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哲学基础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我们总是不假思索的认为这就是理所当然。强调进步的观念，在全球来看，现代性是在启蒙运动的公平、自由、民主、理性的大旗下自我加冕的。在中国来看，是在改革开放的国家意志的层面上被合法化的。从毛的时代极端的桎梏人性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下子转换到了新时代的思想解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民族复兴理想，这是一个国家理想的转型，可是这个转型谁能够证明它是这个国家的全体乃至大多数公民的一致同意呢？今天我们滑稽可笑的去模仿美国，提出了“中国梦”的概念，请问这个中国梦包括农民的梦吗？如果农民没有梦该怎么办？我们把美国当做了标杆。是因为美国是所谓的进步逻辑的最大的成功者和受益者。但这个逻辑适合中国么？假设适合中国的城市。那么适合中国的农村和农民么？

在这个层面上，我想，农民们又被连知会都没有的代表了。这种代表就像西美尔寓言中的那个站出来号召的人，完全是一种无视民权的践踏。这种代表就是我们的媒体和媒体人。好像我们的媒体人特别热衷于干这种事情，芮成钢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动不动就要代表亚洲。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连自己的真实的内心都代表不了。我们好为人师，我们也乐于争当代表、争当模范。

千百年来，农民们从来没有被市场所支配过，他们的生活从来不是市场所安排的，而是老天爷爷所安排的，包括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的礼仪文化甚至他们的生死存亡。但是，自从市场在中国的城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之后，任何东西都要跟货币挂钩。农村从来不是这样的，农民们没有货币照样可以生存的无忧无虑。虽然他们也需要市场，但是农村从来没有被市场主导过。我们家今天摘的豆角多，就把它给邻居的大娘送过去，至于这个东西值不值两个钱儿，农民们是不怎么关心的。他们关心的事情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事情。前者是农村的生产活动，后者是农村的休闲活动。

但是现在，商品化和货币化越来越严重的改变了农村的景象，传统的农村社会没有随着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而瓦解，反而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而自行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由此，农村人开始直面对于传统村庄的两大挑战：一是要加速经济发展，二是要重视科学技术。这二者带来了一个最关键的后果就是，农民们未加思索的相信了原来自己还是有能力与老天爷爷抗衡的。干旱可以通过机井灌溉来解决，土地贫瘠可以通过化学肥料来解决，借由着第一波村子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市场经济理性人的自私引入到整个农村社会，我们终于可以生产出供一家老小吃得饱的那么多粮食来了。没有放卫星，是确确实实的粮食增产。渐渐的，老天爷爷不再百分之百能够影响农民们的收成了，反而科学技术和经济进步也成了农村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农民就自觉地被裹挟进现代性的历史潮流中，在这种被动中，伴随着的是他们能够吃饱穿暖的喜悦。这群与邓小平一样现实主义的老农民。

而媒介从来就是与科学技术有着难分难解的暧昧关系。于是农村人在原来是关注生存的时候，现在也开始关注真理。但是关注归关注，真理对他们来说仍然是个遥不可及的不能当饭吃的天外来物。虽然如此，他们仍然像鸦片战争之后第一代中国人放眼看世界那样感到一阵阵的狂喜与惊奇。这是媒介带给他们的。二十年后，当我长大了再来反观我内心深爱着的这个农村乡土社会的时候，我看到的已经是中国最真正的农村滑入现代性陷阱的尾巴。它稍纵即逝，它全然破碎，它几乎与我所看见的那些城市一样浮躁、不和谐。

传统农村的体验，是建立在陈志武所说的社会资本的非货币或者叫做半货币机制基础之上的亲近感、熟悉感，但是随着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大幅提高，流通、交换和消费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人与人之间的亲近感逐渐疏离，进而纵身一跃将我们带进了一个传统与现代斑驳交织的一个农村社会，这种不协调与城市中表现得那么相似，似乎我们一下子就要成为城里人。似乎我们的农村几年之后就城市化了。

我们一面批判着当年毛时代的大跃进，一面又搞着新的时代的大跃进，村头的大喇叭里面喊着农村现在不允许再盖新房子了，过几年我们就要并村建楼了，我们农民就要成为城里人了！基层干部们弹冠相庆。傻农民们也乐呵呵的等着真的几年之后他们住进楼房去了。

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可是，好像我们就从来没有怀疑过现代化或者现代性这个概念的元理由或者叫做元叙述。我们要质疑的不是实现农民们摇身一变成为城市人的过程，我们要质疑的是，为什么它就必须要成为城市人。城市化进程寄生进国家梦想当中进而具有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意义。

那么这样的城市化和这样的现代性，到底是谁的现代性？

农民实在是最可怜的一个群体，因为这个群体没有大脑不会思考。但事实上，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并不是这个国家当中最不幸的人群，他们有赖以生存的乡土。他们还没有真正成为城市人。最不幸的是那些被现代性城市化了的已经没有农民身份的但是又没有故乡的城里人，也就是工人和现代白领中的大部分人。他们是城市劫持了的人质，他们连生存随时都会遇到危机。

所以这个号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农阶级领导的政权，它的现代性却不是它的领导阶级的现代性。可能恰恰相反，它是知识精英的现代性，它是政治精英的现代性，它是地产大佬们通过与这个国家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合谋而展开的城市化的现代性，它更是媒体们被精英们控制之下通过话语霸权构建出来的现代性。

媒体是喉舌，是我们的党和国家的喉舌，尤其是新闻媒体。媒体建构主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新闻联播和脑白金的广告。用我们广告学院袁方博士的话叫做，新闻联播就是我们的党每天和全国人民开的一次会。身边的很多人开玩笑总爱拿新闻联播说事儿，动不动就反涮一下它。可是我们的媒体人也应该严肃的正视一个问题，新闻联播在我们广大的农村地区并不是被当做笑话来看的，而是被当做一个正经八百的会议来对待的。通过新闻联播，党国的意志传达给了中国最广大的农民群体。同样的，对于农村的村民们而言，脑白金广告铺天盖地的席卷着他们的注意力，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媒体权威对于农村人来说是有着很大的说服力的，他们会认为“中央电视台都推荐的了”“这是名牌儿”。在农民的意识当中，中央是个遥不可及的地方，中央台说的是值得信赖的。

于是，中央媒体就借由了公众赋予它的社会权力充当了说服我们的村民们大力开展国家建设，尤其是城市化建设的喉舌，这个喉舌不仅将国家意识形态灌输给了农民，也为一些早期在央视投放大量广告的企业建立了话语霸权，牢牢地遏制住农民对于“名牌”的认识。在这一方面，各大卫视与央视之间的差距仍然明显的存在于农村社会中。但是，无论如何，电视这个媒体手段，在目前仍然是农村社会中具有最大威力的话语构建手段。农民们正在逐渐摆脱掉原来单调乏味的农耕生活，并伴随着机器替代人力畜力的进程，慢慢的将自身解放出来，并怀着饱满的热情开始接受媒体给他们带来的持续不断的刺激。从前，对天爷爷的敬畏、虔诚是农民们生活中最普遍的精神状态，现在，他们更多的是相信天气预报，但是天气预报经常是有不准确的时候，正如广告经常带有欺骗色彩一样，但是，对于媒介尤其是电视的信任和虔诚，已经成为农民精神状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认为电视上说的就是对的。或许，电视都快成了农村社会的天爷爷了，它越来越成为能够代替传统的农村伦理道德来对当前发生的各种现象进行价值衡量。农民们总是相信电视上就是这么演的这么说的，但是他们自身懵懂之中并没有特别意识到城市价值观与农村价值观之间的天壤差别。电视内容毕竟多是城市价值观念的产物。

媒介介入农村社会，尤其是广播媒介以及现在慢慢流行起来的计算机，他们的优势在于媒介自身似乎并没有独特性的力量，在媒介面前人人是平等的，对于农民而言，谁都可以购买电视机、计算机，这些东西给农村生活添加了各种不同的颜色，让他们越来越向往他们曾经感到遥不可及而现在又觉得很快就能实现的城市化生活。媒介构建起来的话语体系不但构建了城市现代生活的语法形式，也极大地冲击了农村社会传统的价值体系，生活中甚至根本不相关的事物找到了他们得以展现的载体，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也吊足了农村人本来安宁平静的胃口。变成城里人该多好啊，原本只是追求吃饱喝足的农民现在也都有了城市化的梦想。

仍然要说的是，尤其是电视媒介，无论是新闻和广告，都具有一种同一化的倾向，它要所有受众都统一到同样的国家梦想和同样的个人梦想当中，国家梦想是城市化，而个人梦想则是房子车子票子马子，在这种同一化的过程中，电视媒体将广大的农民群体无视了，或者说将他们的梦想同一进了城市人的梦想，它并没有去支持农村与城市之间多样化的或是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大相径庭的思想方向和情感方向，反而是任何怀着各种动机的人都利用了这种同一性的梦想，卖牙膏说要让你变得像谁谁一样漂亮，卖房子的说要让你像谁谁一样有品位，好像城里的人就是漂亮，好像城里的生活就是有品质。任何人都可以通过高品质城市生活这样的话语构建来实现背后的赢利目的。

媒介也改变了传统村庄的人际关系。几十年乃至更早以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明确的、固定的、人身化的、深度信任的，但是这种强连接关系构建起来的社会资本在慢慢溃散，媒介对于农民日常生活的丰富，使得他们更多的从面对面的对话中摆脱出来，互联网更是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摆脱人身化的束缚，农民也无需在现场就能参与互动。即便是婚姻关系，虽然它仍然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的重要形式，但是随着农村青年们深受现代电视剧的影响，他们乃至父母一辈也慢慢能够接受越来越普遍的农村社会离婚现象。当然，无论是电话、手机和互联网都改变了农村传统的单一的亲戚图谱关系，从而扩展了农民的交往范围和频率，但是正是这种非人身化的不在场，也使得农民对于他人人身反而更加冷漠。

反过来，媒体在改变着农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其实也在改变着农民与市民之间的关系。这仍然要回到媒体带来的对于信息获取的平等化、平均化、无差异化，农民与市民平等的获取信息，平等的分享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好像这样一下子将城乡之间的二元对立和差异全部夷平。但是这种观念的均质化却试图将整个广大的中国全部囊括进城市化的麾下，乡村与城市应该是不同的，应该是多样化的，应该有着适合我们这个国家实际情况的城市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