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零后全盘接受了四零后的口号，怀疑一切。文革时代听到大哥大姐喊着这句口号打倒“地富反坏右”，砸烂“公检法”，然而，他们的怀疑并不彻底，骨子里还是迷信红太阳的。

五零后目睹兄长们颠七倒八的人生命运，从根底上开始怀疑，一切。所以，不群也不党了。

情绪的怀疑只能招致更多的烦恼，成为愤老愤青的温床，理性的怀疑则是学问的开始。其实，老毛也对年轻人说过，凡是要问一个为什么，不过，这个“凡是”是有限定的，怀疑政治对手是对的，怀疑到自己头上就不对了。我不喜欢这种老江湖的虚伪。

学问一词真好。模仿，温习，思索谓之学，而学的出发点就是从问开始的。问就是为什么，就是怀疑。在今年的课上，我对学生说，从提问开始学习吧，不要再去找什么标准答案了。中国的教育失败，就是用所谓考试制度扼杀了学生的怀疑精神和求知欲望。沉默的一群，整天对着手机卿卿我我，一幅大脑退化的图景。

互联网带来信息洪水，我所担忧的是，信息超越了人的大脑处理极限之后，人们要么就屏蔽了信息，要么就把思考权力交给了所谓的专家，专家鱼龙混杂，而且喜欢演戏，这下麻烦就大了。我想，在这个信息洪水的时代，如何保持一种独立思考，保持理性批判的能力是相当重要的。

刘庆振也就是刘同学给我发感言，观点认不认同无所谓，这种大胆质疑的态度我喜欢，通过该文，也从另外一个侧面了解了农村。好了，接着再发他的第二篇感言。

乡村的消逝

电视机之于农村人，可以说，它把他们从平日里的家长里短的闲言碎语式的对话中抽离出来，反而使他们更多的谈论那些他们本来很陌生的东西，比如政治、军事、法律等，在二十年之前，他们对于这些还一无所知。但是，现在似乎他们恰恰与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一样，热衷于谈论中国与日本之间的钓鱼岛争端，热衷于谈论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家庭争端，但是，在前些年，他们还更倾向于运用道德来解决纠纷。

事实上，我认为，是电视机在很大的程度上摧毁了原本醇厚的乡村风气，甚至消弱了传统农村社会的心理基础。我更热爱那种慢慢悠悠的农村生活，甚至那种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机、没有电话、没有手机的生活，那才是真正的乡村，没有任何媒介来污染它的作息。日出而作，闻鸡而起，甚至连钟表都是多余的。

但是，城市化并不给像我这样的农村人以任何选择，我只能沿着电视中要求我扮演的那种城市的人的角色去追求自己的理想，我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也是这样。媒介，或者电视可以说是乡村的摧毁者，因为在很大的意义上，当代大众传媒是城市化的产物，它从属于城市，反过来也服务于城市化的扩张。

在这样的语境下，乡村必须、必然而且也只能变为城市，而农村人也只能变为城市人。但是，在当代大众传媒并没有产生之前，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区别是不大的，二者之间的价值差异也是不大的。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就是彻彻底底的农业文明，甚至除了北京城里的皇帝和官员之外，整个的中国就是一个偌大的农村。

西方的工业文明破坏了本来宁静的欧洲，因为这种文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市本身就是寄生在农村生产的基础之上的，而且一旦建立起来，它就陷入了一种永不停息的恶性循环。现代城市和现代国家是同样的扩张型的实体，它们无法自给自足，只能通过贪婪的掠夺才可能维持自身的存续。于是，西方的工业文明向东方来掠夺农业文明的中华，那个时候我们也仍然还没有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仍然处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周之后就建立起来的封建国家理念之下。

但是，按照后现代理论的观点，历史并不就是应该必然而然的直线上升或者叫前进的。谁下的定理说封建社会一定比工业社会差？谁规定农村人口必须要变成城市人口的？但是，我们的大众传媒却从一开始诞生就鼓吹者这样的论调。事实也显而易见，因为城市才是大众传媒赖以生存的土壤，它们需要更多的受众，以便将这更多的受众卖给广告主赚取更多的钱。而为了持续不断的从广告主那里获得这些好处，大众传媒就必须持续不断的将原本不是消费者的农村人口，从自给自足的农村社会剥离出来，让他们过上城市人的生活，按照消费主义的金规玉律来行事。

农民们也觉得电视上演出的那些东西跟自己所从事的农耕关系不大，他们甚至像上帝也疯狂当中的历苏那样嘲笑城市里的生活。但是，大众传媒有这样的耐心，因为农村人忽然发现他们的子女已经在逐渐接受城市价值观念了。他们跟城里人看同样的电视节目，玩同样的游戏，做着同样的工作，怀着同样的梦想。他们逐渐的迈出农村社会，改变了他们祖祖辈辈们一直延续走下来的路径。但是，在之前的千百年来，农村社会就像臧克家的诗歌《三代》所描述的那样：“孩子，在土里洗澡；爸爸，在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葬埋。”事实上，无论是孩子、爸爸还是爷爷，他们的一生都是在与土地打交道。但是如今，我们的农村的年轻人不想再“土”下去了，他们想“洋”起来了。这何尝不是拜当代大众传媒所赐呢？

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在《印刷机：变化的动因》中是这样评论道“印刷机是让人类卷入争夺优先权和竞争国家占有权的第一个发明。”在此之后，无线电波、手机、互联网这些发明接踵而至，农村终于再也不能与城市隔离开来，它也开始变得聒噪起来。最典型的聒噪也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乡镇上每到赶集的日子，小小的门店面前的小喇叭声音“十元一件，如假包换”以及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曲“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村子里面虽然没有，但是城市的触角分明已经延伸到了镇子上，农村再也没有往日的安宁了。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金钱的重要性，农村人被压制了两三千年的内心的欲望和情感一下子在《纤夫的爱》的鼓动下爆发出来。就是这样的革命，一下子就革掉了农民这个群体的命。外界世界被推送到了农民的眼前和耳边，他们不再只喜欢和土地打交道，他们也不再完全按照传统伦理道德思考和行事，而村民与村民之间的情感基础和心理基础也逐渐被现代的经济基础所消弭。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黎明。但是，农村甚至西方的中世纪，未必就是像传说中的那样黑暗，工业社会或者说城市化也并不是农村人的黎明。但是，现在的状况是，黎明貌似快要到来了，但是请记住，没有了农村，我们便失去了灵魂上的安宁，因为只有深深的扎根在土地上，我们才能够感到彻底的平静。

乡村与城市的服装也是不同的。农村并不追求新奇，相反有时候甚至讨厌新奇，人们更喜爱那种便于在土地里劳作的衣服，而不是那种能让自己鹤立鸡群的衣服。农村中没有鹤，大家都是相同的，衣着也是类似的，夏天基本上就是裤衩背心，冬天更单调，以黑灰色调的衣服为主。就像在冬天里，北方的农村那样，远处的层次完全是黑灰两个色调区分开来的，天气是灰蒙蒙的，土地是灰黄的，树木是黑色的。就是这么单调的农村，才能够世世代代的生活在内心的宁静之中。

但是，现在，衣服也开始变化起来。我记得还在农村的时候，那是快20年之前的时候了，大概也就是十来岁左右，我穿过的第一条牛仔裤，那时候还不知道这种裤子叫做什么名字，有个堂哥说叫牛子裤，我也便开始兴高采烈地骄傲起来。现在所有的农村青年都穿牛仔裤，在家务农的，外出谋生的。中老年男人基本上没有，但是中年妇女也都穿的。衣服的样式也变化很大，各种色彩，各种款式，各种发型，各种造型。

我意识到，很多人通过城市的熏陶乔装改扮之后，变成了两栖动物，既不是农村人，也不是城市人，他们本身没有农村的淳朴，也没有城市的时尚，他们看上去更加彻彻底底的什么身份都不像。我甚至没有办法通过他的言行举止去了解他来自哪里，要去哪里。当农村人的形象变得模糊起来的时候，无论是前现代意义上的农村，还是现代意义上的农村，或者是后现代意义上的农村，都不存在了。农村被城市化排挤出了人类的视野，而不是农村人的视野。

这些两栖类的候鸟们，城市既不是他们的家，农村也不是他们的家。所以便有了北漂一族。他们是社会中最脆弱的一个群体，他们是浮萍，风吹而聚风吹而散。他们没有土地，甚至好多人也不想被束缚在农村的土地上，但是他们也没有房产，因为他们是城市里的陌生人群，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打工青年，或者是农民工。但是他们的形象，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总是显得格格不入。社会要求他们有一种确定的身份，但是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他们的浮萍特征和候鸟特征。

随着城镇、城市的快速扩张，农村进而会很快成为这个社会中所有人心向往之的地方，就像古代那些居庙堂之高则思江湖之远的人们，用水手中的一句歌词来形容就是，骄傲无知的现代人不知道珍惜那一片被文明糟蹋过的海洋和田地。

当然，城市也在模仿农村，但是他们模仿的那么矫揉造作。因为城市本身的精神内核就是这样的，城市居民觉得穿粗布麻衣就是回归自然了，甚至农村人的衣着形象被他们穿上用来显示自己的亲和形象，或者藏巧于拙。有一种裤子的穿法是将裤管卷起使之成为七分裤，最近几年比较流行。其实在农村这种穿法一直很流行，农民早晨下地干活担心露水湿了裤子就这样做，灌溉农田的时候担心裤脚粘上泥水也会这样做。现在在城市里这样做，总让我觉得城市也开始慢慢务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