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王柏林来了。神秘兮兮给我看一份文件，让我勃然大怒。

　　王柏林是我的大学同学，大庆石油工人的后代，进入七七编采读书多少有点神秘色彩。忽然间就进来了，而且，带着大庆广播局副局长的头衔。关于她有种种传说，我听到比较靠谱的是当年的康世恩余秋里等人文革落难，相继进了牛棚，王柏林还是看管“牛鬼蛇神”的小队员，对于这些落难老革命富有同情心。后来时代变迁了，老革命重出江湖，知恩图报，王柏林因此得福，官至副局还上了大学。不过，七七编是怪人成团，对于官大官小没有什么感觉，王柏林也是为人低调，平平淡淡四年就过去了。九十年代下海，搞石油弄铁路，据说也有点积蓄。有次见到我，说我在大学弄年鉴实在无聊，不如去古巴开烤鸭店，为什么，据说，卡斯特罗特别喜欢吃北京烤鸭，正动员有识之士前往加勒比海开一个分号，绝对赚钱。我确实也动了动心，在一个美女如云的地方开烤鸭店，美妙极了，可能也太美妙了，觉得有点不靠谱。我弄《媒介》的时候，七七编采同学不太知道这件事，等到我弄《广告主》同学都知道了，因为企协的老胡就是班长。有天聚会，曹老师说王柏林奔波好几年，孩子去了英国读书，现在呆在家里嫌无聊，是不是到广告学院找份差事做做。我听了就笑了，总不能又把她安排在IMI吧。当初的小梅同志就是这样给安排的。过了不久，《广告主》发生了一连串的大事，聘用的所谓台湾职业经理人其实是个草包，活生生让《广告主》亏空一大块。我们决定把他开了，那么，谁来管事呢？我想到了王柏林，她和企协里外熟络，而且也做过企业。她说，我不懂杂志。我说没关系，内容是主编管的，你看好财务管好人事就行。不管怎么说，她还是管住了，还把原来的那个窟窿填上了，左手一个《广告主》，右手一个《媒介》，王总经理很是威风的样子。

　　就在我们商量如何让两个杂志协调发展的时候，企协内部发生了一件事情，据说一位主管杂志的老同志要二次退休了，用官场的话来说，官至六十退一次，跑到协会过渡到五六年，再退第二次，这个时候可是真退了，很多同志都萌生发点老来财的想法。这位同志是不是那样想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他想把《广告主》转手给另外一个公司，谈婚论嫁的时候觉得带着一个《媒介》不方便，于是，动员协会其他人士，把刚刚并入轨道的《媒介》驱逐出去。王柏林给我看的就是这份文件的决议案，说经党组成员会议决定，第一、《媒介》杂志不能再使用《市场观察－广告主》的刊号了；第二、《市场观察－广告主》的总编必须专职，不能兼职。我说，我怎么可能专职呢？王柏林解释道，打字打错了，是指主编，不是你的总编。我说，杜小小也不可能去做专职吧？这不明着是卸磨杀驴吗？我说，一个好端端的月双刊杂志，都已经走上正轨了，为什么还要折腾呢？王柏林说她也不知道，对方已经开会了，给她的就是一纸决议案，不作任何解释，也不需要解释。老胡呢，他也说不上话，没有办法了。

　　我看着这个打错字的决议案，有一种被推到悬崖边上的感觉。我据理力争，可能会鱼死网破，老胡不利，投资人也不利。我忍了，杜小小就只好离开自己付出满腔心血的《广告主》，周艳的《媒介》马上就陷入灭顶之灾，我们是不是又要回到那个卖光盘号的时代呢？

　　杜小小那个时候育儿正忙，在家休产假，王柏林负责去跟她通告。周艳那天下午来到我的办公室，听我这么一说，眼圈就红了，小声嘟囔道，黄老师，《媒介》怎么这么难......　

       从2007年七月刊开始，主编杜国清的名字就换成了别人。我那个总编辑名字还在，他们说，还要用来忽悠媒体和广告主，答应这一点，可以有半年刊号使用的缓冲。我说，我妥协好了，不过，从此以后不在过问《广告主》业务事情。

       我也提醒我的投资朋友，和一群半退不退毫无诚信可言的老官僚混事，不只是无聊，而且，很危险。这些人毫无契约精神，老而贪，很凶狠的一群呢。四年后的今天，不幸言中。不过，这是后话了。  

　　还有半年的刊号使用期，课题组去了上海采访，顺道看看乌镇。大家以前看到这张照片都说，美女包围，笑容灿烂，但是，谁能知道周艳内心深处的苦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