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栖身之地得而复失，我和周艳面面相觑。不过，没有慌乱，因为卖过光盘说明书的人，经得住风浪。然而，更重要的一点，上回的生死考验经历过之后，我们的杂志内容越来越扎实，越来越受到业界的好评。读者，用户使我们的衣食父母，这一点体会到了。我们采写的内容受到关注好评，以前不知道，到上海采访文广高层的时候知道了。编辑部一个传真，只是试探性地询问能否采访高层，对方用长长的传真回答，把一二三把手的采访安排发送过来，王薇一下子慌神了，说这这得黄老师出席了，要还是小萝卜头采访，对方会生气的吧。许多反馈告诉我，越是领导高层，越关心我们杂志的选题。我们不仅仅是第一手报道，而且，观点思想也逐步开始与他们发生互动影响，这其实是办杂志最期待的事情。

　　十七岁到报社工作，老记者姚北泉看到我在办很边缘的科技栏目不开心，对我说，其实，做文字记者的话，最好是做专栏的记者，可以有深度，发展的下一步就是当专栏编辑，专栏编辑的再下一步就是杂志了，编辑所谓的同仁杂志，可以说是文人最好的选择了，当然，做这种杂志光花钱不行，如果还能挣点钱，自己养活自己，这简直就是理想境界了。广州日报的姚北泉早就过世了，他说的话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

　　办一本自己喜欢的杂志，用自己的报道，观点，思想与同行交流，这不也是我们苦苦追求的一种境界吗？境界达到了，其实，刊号变得就不那么重要了。除非，你要办一本随时准备出售的杂志，那又是商品了。我们好歹也是非卖品呢。

　　所以不慌。

　　一个多月过去了，偶然场合见到南京《广告大观》的陈徐斌，他满面愁容对我说，大哥，我办的那本《媒介研究》日子艰难，您老能帮帮忙吗？我一听，笑了，说简单，我来办吧。怎么办？把研究两个字去掉就行了。呵呵。

　　陈徐斌回南京不久有来了，说好啊，就按照您的意见办吧。《广告大观》的《媒介研究》改名，那不就成了《媒介》了吗？对呀，就是这么回事嘛。

　　那天周艳也到了，三人议论不到一个钟头，《媒介研究》就成为《媒介》了，不过，不是南京的《媒介》，是北京的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的《媒介》。我们又回到双封面的时代。

　　这叫天无绝人之路！

一年前写过视点文章，叫“重整山河待后生”，最后的一段文字，简直就是《媒介》颠沛流离的

真实写照的励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