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张：去留蹉跎一年半
如照片时间标识，摄于1990年的3月19日。日本国分市的一所小学教室。自费留学，一边打工一边上学，我最大的得益就是找到便宜的住所，早先是巢鸭后来的院生寮，前者月租五千日元，后者二千日元而且不用押金。便宜的住所救了老黄。另外，打工读书，我最感谢的工作就是到国分市的小学做“夜间警备”，下午五点到岗，老师学生走后就关好门窗，自己可以在警备室看书看电视，后来居然猖狂到自己包饺子下面条。警备日志规定每小时巡逻一次，我简化到巡逻两次，关门一次开门一次，值夜数年，遇贼三回，其实，贼不犯我我不犯贼，没事。
补充：下图就是我住了四年多的院生寮，最让我感到舒服的地方。关于院生寮有这么一段记录：
考入一桥大学的时候，我首先注意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本校有一个院生寮。我来东京最早住在巢鸭，每月五千日元房租，用朋友的话说是东京第一便宜居所，缺点只有两个，一是终日不见阳光，二是木板墙一端是厕所一端是厨房垃圾桶。
这个院生寮位置大学东校舍，一栋历史悠久的木头房子。整个建筑很简单，分上下两层，中央是共用的厨房、洗澡间和卫生间。寮生约有三十人，女生三四个。寮规写明，以贫困程度选取入寮者。什么是贫困程度呢？我那个时候，只能靠时给七百日元度日，理所当然就是贫困线以下了，所以，毫不犹豫拿了一张申请表，当天找到保证人中村，要他给我出具贫困证明。中村教了我一个单词，穷人，靠打工收入“捻”出点点生活费。申请表交上去一周就得到回音，通过了，可以入寮了。
住在一楼最靠头上的一号。每天早晨可以听到鸽子叫。到洗手间可以看到金光灿灿的枇杷树。我问住在隔壁的三桥，那是什么，枇杷呀，好吃吗？不，好看，欣赏的。呵呵，我好好上前欣赏吧。围着枇杷树绕了一圈，衣服兜了装满了枇杷。过了一天，金灿灿所谓枇杷不见了，后来才知道，住寮的中国留学生都去欣赏了，两三下枇杷就被欣赏完了。
那个时候的留学生就是一个穷字了得。真穷。国内没有任何的接济，靠的是打短工维持，交学费，交住宿费，幸好院生寮的宿费极便宜，月缴两千日元，中村说跟白住似的。入住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看每周的“粗大垃圾日”，一到这一天，日本住户就把不用的电视机、沙发、柜子之类摆在门前等垃圾车运走。我的电视、冰箱和录音机都是从“粗大垃圾”捡来的，这是留学生的喜庆之日。住在三号的一个北京留学生居然一气捡来了五台彩电，把它平展在床垫底下，给家里说，躺在彩电上睡觉，真他妈资本主义。
经曹璐的动员，我下决心回国，开始收拾行李，向各位朋友告别。
留意日期，是1989年的3月15日！我买了六月十六日的机票，可是，被无情地阻断了。那天正好是星期天，上午三桥的母亲来看我，见面就哭了，还给我留下几万日元。下午是山本和佐藤给我搞的送别会，也是难过的一塌糊涂。
这个时候，我和曹璐联系，继续昨天的故事。
故事三：专业还在办
有人说是77编采改造了曹璐，也有人说是曹璐改造了77编采。关于曹璐与77编采的故事留待以后说吧。然而，我在这里想说的是，没有曹璐，我的老婆就不会回到北京，当然，我也就不会回到广播学院。
1988年曹璐来到东京，和我谈及新闻系的将来。当时她有两个选择，一是成立公关专业，一是成立广告专业。我那个时候正跟着老山本学习广告，所以，我力推成立广告专业。好啊，成立这个专业，你回来任教吧。我说一言为定。
我计划在1989年6月16日回国，同期回国的还有在美国刚刚拿到博士学位的潘忠党。我们书信相约，暑假期间杀回广院。然而，6月4号的枪声改变了我们的行程。那段时间苦不堪言，成群的留学生聚集一屋，整天整夜流着泪水看电视。日本的传媒机构把当时的中国情况演绎成新的三国演义，有画面，有背景，且有无穷的评论。我也是在这些评议之中第一次体味到何谓“亡国”之痛楚。
所以，回国任教16年，我从不轻言“爱国”二字。
记得在6月10号，我退掉回国机票之后，给曹璐打去一个电话，说我不回去了，小潘也改变了计划。她轻轻叹了口气，说知道了，好好保重自己吧。到了8月份，我又给曹璐打电话，问及北京得近况同时，说到那个新办的广告专业，我说那个专业还能办吗？她说，那怎么办呢，学生都招了，不管怎么样，事情总得做，专业总得办。现在缺的就是专业教师。
我搁下电话，心里很难受。
我这个人，其实没有什么崇高理想，不过，比较讲信用，尤其是自己承诺过的事情。自我退掉回国机票之后，听到曹璐说广告专业还在办，心情就变得很复杂。这个专业是自己极力推荐的，又是自己承诺过的，现在，在这样的形势下，专业还在办，而自己却失信了。
我忍受了一年的痛苦煎熬，最后终于下定决心，回国任教。
1990年秋天，我要回国的消息传出去，一桥大学一百多个中国留学生齐聚桃园餐馆给我送行。
1990年11月30日，我和夫人乘坐意大利航班离开东京，前往香港。飞机落定，香港的朋友来接机，给我们递上一束花。
这一天，是我们结婚六周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