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网融合的讨论继续进行。不过，今天换个话题，看看什么叫做“中国模式”，有中大袁时伟的采访，诸位不妨看看。
中国奇迹解读之南腔北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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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02
作者：袁伟时
新闻事件
1月28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达沃斯全球经济年会上致辞，用翔实的数据解读了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中国经济未来的转型方向和增长模式，为本已炙热的“中国旋风”再添能量。而国际和中国国内关于“中国奇迹”的学术解读，也因此而异常热闹。
事件主角
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
北京大学教授潘维
入选理由
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上已经领先了三个十年，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份额由1979年的1.9%增加到2009年的7%。这种长时期大规模的高速发展在世界历史上并不多见，被许多中外观察者称为“中国奇迹”。岁末年初，关于“中国奇迹”原因的思考与辩论此起彼伏。以北京大学教授潘维为代表的“中国学派” 用“中国模式”总结了这一成因。而南派学术巨擘、年近80的袁伟时及众多冷静学人则主张以更为开阔的时空视野，审视这场大变革的前世今生。上周，袁伟时教授就“中国模式”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当然，此次访谈不过是热浪里的杯水微澜，但路就在脚下，选择在每个人心中。
潘维：中国模式引领高速复兴
近日，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由北京大学教授潘维主编的《中国模式》一书，被看作是对中国重返世界强国舞台所做的一次回应，标志着具有独立性、敢于向西方争取“话语权”的“中国学派”初步形成。在该书中，潘维用“当代中华体制”取代“中国模式”，分成三个子模式：“国民”经济体现独特的经济模式，“民本” 政治体现独特的政治模式，以及“社稷”体制体现独特的社会模式。三位一体，共十二个支柱。他还将中国模式比作鲲鹏：民本政治如首脑，社稷体制如躯干，国民经济如翅膀，中国模式以较低的代价形成，后来居上，前30年迎风破浪，后30年驾着“苏联模式”和“美欧模式”的两股旋风冲天而上。为了实现这个愿景，中国应政治上不折腾，经济上不动摇，国际上不偏袒。潘维认为，去年的金融危机打破了对“看不见的手”的迷信。正因为有能力保持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对冲”，农耕的中国适应了工业时代，并且后来居上。中国的经济模式是官民分工，协力保障“百姓福祉”的模式，这种模式已经成型，正走向胜利。然而，眼下中国官场腐败、黑恶横行、两极分化、公有财产损失、环境污染、资源破坏、法纪践踏、官民对立、社会不公等等问题积重难返，中国模式如何解释这些问题？潘维的解释是，中国有很多大问题是事实。世界上的大国，永远会存在很多大问题。没有大问题就不叫大国。把所有问题都懒惰地归结为“体制”问题，动不动就嚷着要“自杀”，是无知，是轻浮，是被忽悠的表现，本身就构成了中国最大的问题。
袁伟时：中国模式？太早了！
香港商报：袁老您好！您如何看待近来关于“中国模式”的这场争论？您的立场是什么？
袁伟时：我认为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所谓中国模式。目前中国还是一个转型中的国家，现在谈中国模式太早，恐怕将来也未必有这样一个模式。
香港商报：您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
袁伟时：第一，过去的60年，前30年的经济走了一条计划经济的错误道路。事实证明此路不通，最后的结果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不等于说前30年经济建设没有成绩，国家投资做了很多基础建设，铁路、公路，大工厂，这些是不能否定的。但问题是，第一，这些基础建设的投入产出很不相称，成本非常高，上世纪60年代开始搞的“三线建设”就是活标本。第二，这种发展是不牢固的。它们不是建立在市场基础上，而是政治挂帅，如果不彻底改革是巩固不下来的。
而后30年的成就来自哪里？无非是在经济领域里接纳了现代文明的成果。比如农村半遮半掩地恢复了私有制，把农村相当一部分的经济自由还给了农民，解决了吃不饱的问题；在城市，也是逐步将经济自由还给公民，造成了现在的经济繁荣。但是，即便是在经济自由方面，到现在也还没有彻底解决，成为阻碍中国继续发展，导致经济领域里不断出现腐败、垄断等不正常现象的重要因素。所以，所谓的“中国模式”，在经济领域里没有。有的话就是垄断还没有完全消除，这个是不正常的，应该下决心消除，而不是盲目吹捧。经济领域里所有经得起风雨的成就都应该来源于健康的市场经济和公平的自由竞争，中国目前显然还没有完全做到。
市场经济不是中国独有的，只是我们学的还不够。假如不是邓小平两个“当机立断”的话，中国还走不出困境：第一个是 1979年决定改革开放，其实就是尝试与世界市场接轨。第二个是1991年到1992年之交明确决定采用市场经济制度。没有这两个决定，中国仍然会在困境走不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吹捧“中国模式”，我认为不符合实际。
香港商报：您所理解的中国模式特点是什么？建国60年凭什么取得如此成就？袁伟时：任何国家任何地方的政府都要推动自身经济发展，中国显得特别强有力，原因在哪？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共产党的特殊体制。1942年9月 1日，中共中央有一个《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确定任何地区的党委是领导一切的，当地的政权、当地的武装、当地的社会组织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这个体制是在战争环境下形成的军事体制。这个体制延续到共和国成立后，就变为从中央到社会基层，社会上大小“单位”都是在共产党组织的严密领导和控制下。所以这个党的动员力量是特别强大的，这个体制是古今中外没有的。
当心体制弊病被固化
在这种体制下，上面的决定要是正确的话，会贯彻得很容易；要是错误的话，后果也很严重。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动员体制，跟私人资本或者国有的垄断资本结合，后果会怎么样？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这是需要考量的。我认为作用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效率很高。比如私人资本进来，要给予优惠，不用通过繁琐的民主程式，党委决定给多少土地、减多少税收就给多少，权力很大，在任何国家，徵地、减税都不可能那么快的。而且各个地方一旦竞争，相互比较还可以提供更优惠的政策。如果明显违法，当地党委和政府，还会与商人联手钻空子，掩盖漏洞。另一方面，官商勾结、腐败，GDP主义……这些问题愈发严重。如果把这个称做“模式”，这些问题就会固化下来，甚至越来越强化，那中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思想、文化、学术领域情况又怎样？回顾60年历史，前30年选择了计划经济，这就是社会科学的错误，不懂得现代经济学，不懂得市场经济学。一些领导者不但不尊重学术自由，而且习惯以自己的知识水平判断是非，官大学问大。这个领域的问题不解决行吗？现在的思想文化领域，有“自由恐惧症”、“阶级斗争多疑症”，动不动上纲上线。其实背后就是“权力丧失恐惧症”。在这几种“病症”下，如何能出杰出人才？“中国模式”这样搞下去怎么行？在制度改革的同时，必须从教育着手，从根救起。从进入小学开始，就着手培养有自由思想、法治意识、独立观察能力和足够的现代文明的知识素养及基本技能的现代公民。
我刚才所说的都是“中国模式”的特点。我不知道吹捧“中国模式”的人有没有正视这些问题。
当然，现在和文化革命期间不同了。中国的成就来源于经济上融入世界，按照现代经济的规则改造自己。但是这个任务还没完成，规则还没完全学会，健全的市场经济法治还没有牢固树立，中国还处在市场经济的学习阶段。另外，投资不应该以政府投资为主，应该以民间资本为主，这也是无法回避的改造。这两个改造任务还长远得很，艰巨得很，现在开始谈中国模式，早了一点。
转型过程中不能妄谈模式
香港商报：建国60年来，一个内外“不平衡”的现象特别突出。海外对中国国力高速增长非常震惊，以致“中美共治”论调大行其道；而在中国国内，官场纲维明显紊乱，社会矛盾越积越深。您认为今日中国为何深陷矛盾之中？
袁伟时：任何人都喜欢好听的话，人家一赞扬你，“北京共识”、“G2”，就很开心，忘乎所以。但是中国现在的人均GDP在世界排名还处在百名之外。另外，目前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社会矛盾尖锐化。过去我们拼命解决温饱问题、生存问题；当生存问题解决后，人就会进一步要求?I卫自己的权利，当财产所有权、言论自由权等现代公民应有的权利受到侵犯，就会引发社会矛盾。这种社会矛盾用什么办法解决？只有按照民主、法治的方式解决，这是现代文明的规矩。总不能以中国特点为名动用暴力去解决吧？假如还是用压制的方法解决，只能造成更大的矛盾。
所以从这几点看，我认为中国模式现在是不成立的。中国现时还是转型过程中，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力量在博弈，无论支持哪种主张，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不要随便讲“中国模式”，不要将中国的缺点、弱点固定化。在社会制度和经济全面现代化以前，在人均GDP进入世界前10名以前，必须特别谨慎小心，不要头脑发热。
香港商报：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良好表现被西方归结为中国模式的作用，如果按您的说法，中国模式是不存在或者很脆弱，那何来这个模式的优越性呢？
袁伟时：好多人都有这个疑问。很简单，一个国家要发展，基本条件有两个：一个是社会稳定，一个是自由。起步阶段是经济自由；要成为现代化的社会、稳定的创新国家，必须确保公民自由权利的完整实现，确立法治和民主。有些国家尽管没有民主，但有经济自由一样可以发展起来。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所以能发展，就是社会稳定，自由度扩大。自由度扩大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打开国门，同世界接轨。加上要补基础建设落后的课，经济就发展起来了。最近公布去年GDP增速是8.7%；我估计今年可以保持这个势头，可以达到10%以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稳定下来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后，都会有一个高速发展时期，中国正好处在这个高速发展时期。
还有一个因素，这次金融危机是在银行业发展起来的，而中国恰恰在进入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提前将银行包袱化解了。剥离了银行不良资产，注入了一大笔资金，提高了自有资本比例，这又给中国抵御金融危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此外，2005年前后，中国还引进了外资改造中国的银行，逐渐转变成健全的现代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就要按国际规则来运作，这样一来，不良资产问题就好解决多了，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也有所加强。加上中国的金融体系还没有完全开放，所受冲击相对要轻一些。
当然还有一条，就是中国政权的特点是高度集中的一元化的领导体制，效率特别高，这也是中国特点，不用通过民主程序，拨款、投资都是自上而下。当然，这点也是要警惕的，风险比较高。
香港商报：潘维在最近一次采访中表示，西方认为中国模式就是“市场加专制”的观点属于“骂大街”，不算严肃的研究。他指出，世界上还有从未实行过计划经济的国家，也没有“成功”。在您看来，中国确实属于“成功”的一例吗？对于“市场加专制”的观点您如何看？
袁伟时：我对中国政治缺乏系统研究，不敢妄加评论。不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是国内外公认的事实。在中国肃清专制流毒任重道远，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稳定和自由是发展的基础。任何国家都没有例外。一个国家落后则各有各的原因，必须具体分析。国内有不少人喜欢以印度经济比中国落后来证明中国道路优越。他们忘了印度也是在国大党领导下长期学习苏联，搞所谓国有化，才步履蹒跚的。从这方面看，中印两国是难兄难弟；中国只是比印度早十年觉醒而已。但不要忘记，他们可没有三年大饥荒和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国是大灾大难后不得不改弦易张。
还有一些人喜欢拿拉丁美洲、菲律宾等国说事。他们所以发展缓慢，原因是热衷“革命”或政变，没有处理好国内的矛盾，社会动荡不安，当然发展不起来了。
香港商报：最近，中国思想界先锋人物之一李泽厚先生在对中国模式进行批判时指，“现在的中国是有封建特色的资本主义，就是官本位，政府权力过大。”但是，潘维教授书中的重点就是谈中国模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民本放在首位。您认为，中国真的达到这种意识状态了吗？中国真的实现民本了么？
袁伟时：我没有读过潘维教授的书，不知道他完整的意思是什么，无法评论。
我想说的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孟子为专制君主的献策。民本思想是在前现代社会为改进当时的专制统治服务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明君必须亲民，以免丢掉社稷。接受这一条，当然比做暴君或昏君好。不过，拿这个与现在的政权相提并论，我不知道是否合适。中国现在是不是“官本位”？路人皆知，值得讨论吗？（《香港商报》 2010年2月1日 记者顾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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