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桥再次来校，要看看那座博物馆，我陪他，车夫兼导游。

    三桥全名为三桥秀彦，日本横滨人，我的一桥大学同学。他选的导师是佐藤毅教授，所以我们的每周研讨课必然厮混在一起。除了同学，我们还是同寮。一桥大学当时有一座“院生寮”，木造二层建筑，据说是大正时代的建筑物。寮友三十来人，入寮的条件就是“贫困程度”，考入大学院均有资格，比拼的就是贫困程度。我的入寮申请书是中村写的，我在申请书中写道，来自大陆，没有经济来源，钱包空空，花销一毛几分都要“捻出”，靠，这个日语绝了，我终生难忘。所以，我一申请就中，很快就从巢鸭搬进了国立，入寮了。

   我住在一号，三桥住在楼上，估计他也是“捻出”才有的资格。我们在佐藤课上认识，从此就成兄弟了。我们第一次交往的场景坛子好像有记录。那天在院生寮的水房洗脸，我指着远处的一棵金灿灿的树问，那是什么？枇杷呀。我又问，干嘛用的？欣赏用的。我唔了一声点点头，叨叨欣赏两字回屋了。黄昏时候我穿上大大的汗衫欣赏枇杷去了，一会儿功夫裹了一兜的枇杷回屋欣赏了。院生寮的中国老乡闻讯倾巢而出，第二天金灿灿的枇杷树成了秃瓢。三桥洗脸看见那棵树，知道是我做的好事，连声说，惨啊惨啊！

   那个时候的中国留学生，尤其是自费留学生，真的很穷，整天寻摸着找点吃的。广场鸽吃过，红烧的，后来得知这些鸽子被喂过避孕药，再也不敢吃了。河上的观赏大鲤鱼吃过，臭臭的，红烧油炸均失败，据说也做过基因工程，不吃了，钓上来就扔回去，很生态的那种。

   这些东西三桥肯定没吃过，他吃过我熬的瘦肉粥，红烧排骨之类，很正规的食物。那时日本的大学有一种“tutor”制度，学校出钱替我聘用一位日本学生帮助我学习和写作。三桥就是我的“tutor”，我发表在一桥大学的“研究论丛”的论文，正是三桥辅导的。写到最后结尾卡壳了，几天都憋不出来。三桥总是对结尾不满意，他带着习惯性的笑容发表否定意见，“打面打面”，（不行不行），写了五六稿，通过了。结尾难，难于上青天。所以，我对结尾从此讲究得很。

   写到这，打住。该到饭点了。下楼吃羊肉了。三桥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