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发文时候，抬眼看窗外，忽然发现天空正在飘雪花。三月雪！我继续昨天的老妹文。最近不少学生与我言及文革。我说，凡我这等年纪，都有一部文革记忆。老妹以小学生眼光，目睹了整个过程。我那个时候的家庭，父母除外，有大学生，高中生，初中生和小学生，完完整整地经历了真个文革的方方面面。

小学生，大革命之二

风满楼

搬到大石街二十号后，有了自己的房间后，我很少听到父母夜间的悄悄话。学校放暑假了，二哥和三哥依然“回校闹革命”，我和四哥各自去熟悉新环境，结识新朋友。我的活动范围也有所扩大，从省人委大院延申到越秀公园。有同学住在越秀公园旧城墙附近的省计委宿舍，带我走过不用买门票进入公园的“后门”，从此，越秀山成了我的新天地，尤其是公园的露天游泳池成了我最喜欢的乐园。不知不觉暑假过完马上就要进入新学年了。那天进了公园，沿着斜坡往五层楼方向走，经过越秀山体育场，那里人山人海，一看不是批斗会，而是欢呼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的庆祝集会。

报纸电台报道那天在天安门城楼毛泽东接见了一个叫宋彬彬红卫兵，毛泽东得知她叫宋彬彬，说了一句“是文质彬彬的彬吗？要武嘛”，于是她改名为“宋要武”，顿时全国掀起了一阵改名热潮。忘了是哪个周末，热血沸腾的三哥也来赶时髦，宣布他改名为“卫东”。父母只是当儿戏，笑笑说，我们已经叫惯了亦民，还是叫亦民顺口。他的同学则叫他“黄卫东”至今。三哥还建议我把名字也改成“卫红”，因为我不习惯，没有采纳。那个时候改名换姓也是常事，父母为了不掉人头，曾改过几次名字，如“黄修”、“游玉葱”等等，随手而择，不带任何象征意义。文革年代不同了，一言一语具有政治的象征性，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有史学家说，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带动无数青少年学生抛弃了既有的“文质彬彬”，迈向暴力武斗，八月以后的红卫兵破四旧运动使我这个小学生所见所闻，时而激动，时而恐惧。

8月的下旬，大哥从北京回到广州。1966年本来是他大学毕业之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停止了一切的毕业分配，全体大学生必须投身这场运动。他参加了清华的“还乡团串连队”，说到广东传播“革命火种”。那个年代交通联络系统非常落后，首都北京的红卫兵运动已经搞了两个多月，学校的领导基本被打倒了，而在外地像广州这样远离首都的地方还在筹备阶段，所以北京的红卫兵到全国各地成立联络部，向当地传授文革经验，甚至指挥当地的运动。这就是史上“大串连”的开始。

大哥他们那个红卫兵还乡团备受重视，一到广州就受到省委书记赵紫阳接见，共同“交流文革运动的经验”。见面完毕，还乡团的红卫兵回家探亲。大哥趁机回家，小住了一个星期。我们见到大哥非常高兴，二哥和三哥更是兴奋，三兄弟围坐一起，切磋“革命经验”。这个时候，家里的床铺重新调整，我的床位让给大哥，搬到父母房间。在一个静静的夏夜，我半夜醒来看到大哥和父母他们都没睡，在悄声议论”国家大事”。我听到的不过片言只语，什么“打人斗人”，什么“戴高帽游街”，“谁谁被打倒”“还有谁谁x被打伤”之类。议论间歇只听见母亲说了句：“怎么那些红卫兵这么无理性呢？太惨忍了。”我知道“惨忍”是指什么，但是，什么叫“理性”我那个时候就不太懂了。

八月底，大哥随队出发去海南岛。临行前他专程到了东山的松岗东小洋楼拜访开山伯。七旬多的开山伯见到大哥很高兴，关心地问起北京的情况和运动的形势。他兴奋地告诉大哥，1966年是孙中山冥诞一百周年，他所在的广东省参事室准备在十一月份举行一系列的庆祝纪念活动，还向大哥展示已经制作好的孙中山像章。大哥看了立即提醒他注意当前时势，以免招致麻烦。因为家家户户已经开始挂主席画像，佩戴主席像章。开山伯笑着连连点头感谢大哥的提醒，因为在1957年开山伯已被划为右派分子。

1966年9月1日新学年开课。我准备上小学四年级，刚到学校还没有进课室就被告知，小北路小学被改名为小八路小学，为了支持大哥哥大姐姐们的革命运动，学校暂时停课，让出课室接待红卫兵。就这样，假期继续，何时复课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四哥的清泉街小学也以接待红卫兵为由停课。我原以为全部小学停课，后来才知道我的学校是广州市56间停课的小学之一，定为外地红卫兵接待站，其余的大部分小学继续招生上课。

9月3日，毛泽主义红卫兵广州临时总部在中山纪念堂宣布成立，第二天（9月4日），广州市红卫兵与北京来穗的红卫兵联合行动，宣布“破四旧总行动日”，上街发传单，对所谓的资本家、五类分子进行大规模抄家、游街。早在8月上旬，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的决定》（即《十六条》）下达之后，广州市各校自己组织的红卫兵已经开始冲出校门，到社会上破四旧，即《十六条》里提出的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是资产阶级用来腐蚀人民群众东西，统统铲除掉”。他们走上街头，到处张贴传单和大字报。

凡是旧的或西式的东西包括地名、路名、店名、甚至人名、书画、穿戴、日用品等等都是红卫兵要破、要砸。他们拆路牌，砸庙寺，攻教堂，烧古书。禁止烧香拜佛，连香水、雪花膏、发油、发蜡等日用品都被停止生产消售；理发店里的电发服务也停止。互相之间的称呼如大人、先生、小姐、女士等全被废除，一律以同志称呼。与花草爱情相关的歌曲被视为小资情调，禁止演唱。各红卫兵组织油印自已的条文规定，施发号令。我们住的“黉桥街区”就在此时被改成“洪桥街区”。母亲珍藏的《康熙字典》是在这个时候被烧毁。

那天四哥在外面玩，听到红卫兵在街上宣传，说旧书籍、旧古董都是封、资、修的东西，应该一律交出来销毁。他想到家里的床底有一堆旧书籍，作为红小兵应该听从号召把那些旧书上交出去。他一个人拿不动那些书，就叫了几个红卫兵上家把那堆旧书取走。母亲下班回家知道此事就着急了，那些书是她从韶关下广州随身携带的精神食粮，在最黑暗的时候，就依靠这些书籍化解心中愁云。其中最受母亲珍爱的就是那本家传的《康熙字典》。

“抗日战争没有被烧毁而保存下来，万没想到，却被红卫兵付之一炬。”母亲后来回忆道，“我赶紧去找住在中栋四楼的卜大姐。她是一个受过教育的老太婆，在家帮助女儿照顾两个儿子，后来被居委会招去做事。卜大姐一听我说，立即到居委会查询。她回来告诉我书找不到了，书要么被红卫兵烧了要么给运走了。”母亲没有太多地责备四哥，反而怪罪自己搬家的时候没有把书放好，以为暂时放在床底下，待有空再收拾，没预料到破四旧的大火烧得这么快，一直烧到家门口。母亲赶快把剩余的还没被发现的旧书放进了一个旧厨柜，锁好之后和旧报纸一起搁在不显眼的角落里。

“红卫兵”已经代替了共青团，而且比共青团威风多了 – 穿着旧军装，戴上旧军帽、腰束武装带、左臂套上印着“红卫兵”三个字的红䄂章，在大街上一亮相，那是何等风光！红卫兵喜欢操正步走路，喜欢拿着喇叭喊话，“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就是那个时候听到的， “混蛋”本来就是骂人的粗话，现在可以在公开场合广泛使用。小学的红领巾被废除了，小学的少先队被改为红小兵，只是小学生个子小穿不上大人的军装，只戴军帽显得有点不伦不类，连个敬礼仪式都没有。我一直认为，在文革当中，红小兵也就是个陪衬，成不了什么气候。

在我“红小兵”的文革记忆中，常常是以“破四旧”为起点的。在这个年代，旧军装、旧皮带和旧军帽成了青少年的时尚，而普通市民从香港亲戚那里所得的牛仔裤、（那时还没有喇叭裤）连衣裙或窄口裤在一夜之间成了 资产阶级的“奇装异服”。坊间传言，红卫兵手拿着剪刀，检查过往行人，见人穿窄口裤或连衣裙，二话不说上前就剪，我听了好害怕。因为是盛夏，母亲最喜欢穿上她那条旧的清一色的深蓝色的半腰裙，配上黑白格子衬衫，显得大方斯文。文革一来，裙子被红卫兵当成小资情调，不符合无产阶级的革命形象，很可能会被红卫兵当街剪开。我央求母亲不要再穿裙子上街了，改穿工人服。母亲不以为然：

“为什么，大热天，穿裙子凉爽，再说到哪里去找布票做工人服呢？”

“别人说，穿裙子是资产阶级思想，红卫兵看见了会剪你的裙子的。”

“哪里有这样的道理？穿裙子又不是不革命。” 母亲并没有拿我话当真。

“我听同学说，有些穿牛仔裤的已经被拦住，裤子被剪了。”我还企图劝母亲不要穿那不合潮流的服装。

“怕什么，这衣服又不是偷回来，怎么不能穿，量他们不敢向我下手。”母亲照常挺胸抬头穿着裙子上下班。不知道是她巧妙躲过了检查还是红卫兵不敢向母亲这样的大妈下手，在破四旧的高潮中，她始终穿着裙子且没有被拦截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