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周三，大学通知如返校，就去做核酸。我已经做过，不用去了。博物馆的周例会也改成线上会议。昨天的网课上完了，以为下周改回线下课，得到的最新通知是，还继续线上。等疫情过去再说。关键是疫情啥时过，谁也预测不到了。有兰州的科研报告说，四月好转。
既来之则安之。早上就有大哥群里发文，提醒今天是母亲的忌日。我也想起老妹最近写的回忆文。有个片段发在坛子上，朋友私信我，希望能有更多的老妹文刊出。我看了看，觉得老妹写她的文革回忆特有意思。特意节选部分分期贴出。
小学生的大革命（1）
故事从大石街二十号说起
1966年暑假前，父亲告诉我们要搬家了。搬到哪里？不远，就在大石街，就是我们天天去省人委大院后门经过的那条街，离积善坊约百多米，详细地址：大石街二十号。父亲先带我们去新房走了一圈，然后说一放假我们就可以搬进去。
大石街二十号共有三栋新盖的钢筋混凝土四层结构楼房，分别为北幢、中幢和南幢，楼房的每个单元都是两居套房或三居套房，每套配有厨房和卫生间。南、北幢的格局大同小异，基本上是三居套房。南幢每层楼有左右两个单元，每个单元格局是一厅两房，向南开的小阳台与客厅相连，全楼共八个单元。北幢是两座楼合成，每座楼有独立楼梯，每层也是左右两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间房子，不分客厅和卧室，小阳台与厨房相连。北栋共有十六个单元。中幢共十二个单元，格局与南、北幢不同，每层四个单元中有两个套房朝南，前面有朝北的公共走廊，与北幢遥相呼应。
大石街二十号共有三十六个单元，约四十多户省计委的干部职工家属，因为一些单元住两户人。我家六口人作为一户，分到了北幢三楼西的304号房，一个从西侧楼梯上的有三间房的单元。新楼房与积善坊的“白鸽楼”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我们从一个十几个平方米的小房间一下跃到八十多平方米的房子，有自己的厨房和卫生间，而且是崭新的房子，平整的水泥地板，涮白的砖墙和红漆的门窗。大石街的宿舍大院与省人委机关大院只是一墙之隔。最大的房子靠西朝南，一扇南窗，一扇西窗，呈长方形，一半为客厅一半为我的卧室。从西窗户可以看见机关大院里的一排排的紫荆树和白兰花树。靠窗还有一棵高高的凤凰树，细小如豆的绿叶，形成50-60厘米的偶数羽状复叶，一扇一扇挂满树。一到夏天开花，红艳艳的花朵怒放如火焰。窗外另一景色就是楼下机关大院进进出出的干部职工，每天大喇叭响起广播体操音乐，人们就从各个办公室出来做体操。我们还发现院内的办公室大楼屋檐与我家西房的窗台齐平，只有一竿之距，很快就成了我家晾晒衣服的空间。
一放暑假就开始搬家，主力就是我和四哥两人。其实我们的家具数起来不到十个手指头：两张床、一张饭桌，两张椅子，华南牌缝纫机和五抽屉。父亲已经从单位的旧家具供应处要了两张旧的办公桌，两三张椅子，再加两张单人床。正当我们兴高采烈地一边搬家一边盘算“占据”那个房间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深入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席卷全国。
山雨欲来
暑假前，小北路小学的教学楼已贴上了大字报。我们三年级的小学生也参加了声讨三家村的邓拓、吴晗、廖末沙的大字报运动。开始我以为这是三条村庄的名字，后来被老师纠正，说是黑帮。具体
写什么不记得了，唯一学了一句反问语“是可忍，孰不可忍！！！” 大的感叹号特别地显眼。回家还问母亲“孰”是什么意思。那是搬家之前，我们还住在积善坊的小房间里。夏热己至，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眠，只听到父母两人在小声交谈什么“上面…”、“贴大字报”、“工作组”等片言只语。这是大人在谈论国家大事，与我无关，所以我无心装载。其实，他们是收到了大哥的来信，谈论北京文化大革命的进展。在广州，各中学已经“罢课闹革命”，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如今问起三位曾带过红袖章的哥哥们，哪一天是文革正式的始点，三位议论不一。其实，官方或史学家与普通老百姓的看法也是不一致的。当时在北京清华大学读书的大哥，消息较灵通，谁被抓被斗、谁下台上台、这些“内情”对于远离北京住在广州市的父母来说，比新华社的《参考消息》还快。“我当时写信给爸爸妈妈都用空邮，很快，一两天就到，当然信上不能多说。”大哥如此说道。二十四岁已成年的大哥对国家大事比较关心，常与父母信上交流讨论。“我认为文革从1965年底开始，也就是说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大哥坚持说。然而，另外两个哥哥异口同声地说：“从学校罢课闹革命为起点。”但是，四哥和我的小学在9月停课，已经是大串联的时候了。
据《广雅文革回忆录》，1966年的5月19日中南局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向省、市级领导传达中共中央的《五一六指示》；28日，中央成立文革小组；29日，清华大学附中学生（高干子弟）在圆明园遗址秘密成立红卫兵组织；30日，广州市委文化革命小组成立，薄怀奇任组长，钟明、黄庄平任副组长。在广州的中学，各校师生正常上课。高三的学生已经考完毕业试，下来的两个多月按文理分科准备参加7月6 - 8日的高考，一切按部就班。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以及聶元梓的大字报发表之后，北京的大专院校和中学的学生已经投身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那时的广州，广雅、华附、省实、执信等中学的代表还在开会讨论应届毕业生是否参加文化大革命。6月5日的白天，广州市文革小组召开全市中学生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动员开展文化大革命，同时也要求应届毕业生准备高考。晚上，市文革小组长薄怀奇、市委文教工作队总团李征赶赴广州市第六中学，处理学生夺权事件。
六中是三哥在读的学校，位于河南的下渡村和鷺江村的交界，在中山大学（即岭南大学旧址）的东邻。民国时期的1925年，为了阻止岭南大学的扩张，国民党革命军第五军长兼广州市长李福林以高价买下该地，建立岭南医院。1933年转为十九路军残废军人教养院，抗战初期被日机炸毁。1947年2月，由西南大学广州同学会创办的私立长风中学在李福林市长的支持下，从市内的千顷书院搬迁到教养院的遗址，开始建设校舍。师生共同先后开建田径场和游泳场，在周围的村庄办民众夜校、由学生教村民识字，而且答应免费招收大塘村李姓子弟入学。
1950年7月，私立长风中学将学校移交给省人民政府，8月政府决定将私立长风中学与省立黄埔中学合并，转为公立学校，校址设在原下渡村的私立长风中学，并称为广东省立珠江中学。省立黄埔中学原名为黄埔中正学校，由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友会在1937年创办，原分为中、小学部，校址在黄埔长洲岛。抗战时期学校迁移到粤北继续办学，抗战胜利后迁回广州，并接收了位于莲塘路的“鸣淞纪念中学”（即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校址，如今省人委位置），改为省立黄埔中正中学。翌年，重返黄埔长洲岛的旧校址。建国初，省人民政府接管了黄埔中正中学，更名为省立黄埔中学。
1953年，省立珠江中学由广州市教育局管辖，定为市地区重点中学，改名为广州市第六中学。1960年教育改革试验，六中与中山大学预科合并，归中山大学管辖，称为中山大学附属中学，并定为省重点中学。改革试验告一段落之后，又复名为广州市第六中学。
河南是一个河涌贯穿的小岛，位于珠江河的南岸，与北岸的繁华广州市区遥遥相望，故称河南。母亲曾在河南生活过，少年时期就在河南东北面的岭南大学读书；到了抗战初期，她参加女警训练班就在河南西面的南石头。长期以来，河南与河北一江之隔，由番禺县管辖，基本上是乡村岛，城市的设施甚少。1933年建了海珠桥后，沿着岛的北部才有些市区发展。到了五十年代划为广州市的海珠区，其市区的范围指的是南华西、江南西、滨江路及小港路桥脚一带，其余的尽是农田村庄。建国初期，河南成为一个新的工业区，建了不少大小型工厂，岛的中心还有一条路名叫“工业大道”。小港路已经延申到赤岗，途经中山大学和六中。赤岗的东南方有个地方叫石榴岗，是人民解放军南海舰队的海军基地。从市中心到六中仅有一条14号（广卫路 – 赤岗）公共汽车线路。当年三哥为何报考六中这么偏远的地方，他说六中是间重点中学而且可以寄宿。当时积善坊的房间确实太挤了。
1966年的6月5日，一个平常的星期天。初中一年级的三哥在家吃完饭后，从广卫路坐车回到学校，自觉地到课室进行晚自修，准备第二天上课。九点半，学生们各自回宿舍准备睡觉。三哥上床顺手拿起放在床头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打算抓紧时间在熄灯前追看小说故事。十点正吹号熄灯，宿舍一片宁静。三哥正要入睡，突然被学校的广播喇叭声吵醒，只听大喇叭喊道：“全体学生马上到大操场集合！”
大家从床上一跃而起，奔往大操场。
六中建校时间不长，但体育设施完善，有蓝球场，田径场和靠珠江边的游泳池。喇叭所说的大操场就是靠校门的那个蓝球场。夜幕中影影绰绰看到操场的主席台上站着的不是学校领导或班级主任，而是一些学生。他们激动地大声诉说，现在有人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我们要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等等。在台下集合的学生一听，马上群情激奋，有人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还得了。三哥回忆道：“我们一听，睡意全消。跟着各班的同学回到自己的课室，找笔、找墨、找旧报纸，开始写大字报和大标语，有些同学回宿舍，拿自己的洗澡水桶去学校饭堂用面粉加开水泡浆糊。第二早上，我们课室的墙壁从上到下全贴满了大字报。” 大字报内容写的是什么呢？不记得了，很多都是从报纸社论或评论那里抄录下来的东西。从那天开始，六中全校停课。当时读初一的三哥并不知道那天晚上，六中已经被一群军干革干子弟夺权了，他只记得从此以后不上文化课，而是读社论，开讨论会，写声讨大字报。
广州市文革小组决定立即派革命工作组进驻各中学，领导师生参加文化大革命。广雅中学只比六中迟两天停课，全市各中学也相继停课。1966年6月9日，广东省委决定大学停课一个月至一个半月，高中停课一个月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月13日，国务院决定1966年高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最后的结果出乎意料，大学、中学的停课从原计划的一两个月却持续了两年多，甚至波及到我们小学生。
据哥哥们的回忆，六月份之前，他们还没有用“文化大革命”这个词，直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人民日报》刊登之后该名词才挂在口头上。在此之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天天发麦社论或评论，诸如“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之类文章社论成了学校停课闹革命的学习讨论资料。就连我这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从广播和大人的言谈中学到不少新的词汇， “ 拥护”、“批斗”、“大毒草”、“牛鬼蛇神封资修”，还有“阶级斗争”、“红五类、黑七类”、“走资派、黑帮”等等。
在这个动荡时代，几个哥哥都是寄宿在校，远离父母，根本无法进行例行的管教。“我家一向宽松，很少干预孩子的事情，只能相信他们会自强自爱，自己走出一条路”父亲回忆道。想当年，青少年时代的父亲不顾家人劝阻，打破旧制度旧家规走上离经叛道之路。母亲也不甘寂寞，从小不服“三从四德”，打破常规进学堂，大学毕业一腔热血投笔从戎。和平年代宦海沉浮，为家庭生存完整已经拼尽全力，唯一的“家教”就是民主开放，大事小事都放在桌上谈。正如大哥曾说过：“我们的家风讲民主，有什么讲什么。爸爸的口头禅‘商量，商量’。”
不过，父母也有一个无形的“三不的家规“：不讲粗言秽语、不用暴力压人、不玩赌搏游戏。父母以身作则，两人从不争吵，从不动粗打孩子，家中只有书籍而无扑克玩具。
我以为母亲养育了几个孩子会有教育经验，她却说：“有什么经验，孩子多，工厂要开三班，我几乎忙于生活，精神体力不足，孩子们的事很多时候得不到照顾，有时还令孩子误会。”
所谓误会，就是有一次为了解二哥在学校的情况，她百忙中亲自跑到广雅中学，令二哥非常不高兴，从而她领会到要给孩子一些空间，让他们树立自信心和独立精神。为什么让孩子们去读寄宿学校呢，她说：“那时候我们住的地方非常窄小，连个放书桌的空间都没有。寄宿学校起码有一个基本的学习环境，加上过集体生活会培养他们的自理能力。”
在文革初期，学校发生了打骂、凌辱教师的事情，哥哥们也有所见闻，但是他们从来不加入打骂凌辱教师的行列。因为有家规约束，饭桌上说起学校发生的暴力事情，父母兄长都一致抵制，父母反复强调要讲道理，不要动拳头。二哥记得母亲曾对他说过，千万不能做出对不住别人的事情，更不能出手打人。他了解母亲背着“莫须有”黑锅的遭遇，所以各方面比同龄人早熟，正如母亲所说的“做事要有分寸”。
初中一年级的三哥，正处于热情、激昂、探索的青少年发育时期。他写得一手漂亮字，常受到老师同学的赞赏，在班上负责写墙报。另外他有语言的天分，虽然他的母语是粤语，却能说一口地道的普通话，所以他的外号从踢足球的 “大脚佬“变成了弄文舞墨的“斯文佬”，他也不可避免地被文革洪流卷入，书法特长在抄写大字纸、社论，写大标语方面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后来还发展到刻写蜡板、油印小报之类，成了运动中的宣传骨干，似乎重演了父亲抗战时期做《三日新闻》的一幕。当然，父亲还没有机会告诉三哥他在四九学校的经历。“那天郭叔叔（郭若芝）到我们家，一听我会刻蜡板，很高兴地与我交流技术，还教我刻字体的方法。”
那是一个激情的岁月，每一次领袖发话都可以在青少年中激起巨浪和火花。父母在十多年前就已经经历过群众运动的洗礼，不是被开除出党就是被降职处分，文革初期暂时还没有划入“被整的”对象，但看到正值青少年的儿子们被卷入这股洪流当中，暗中为他们捏一把汗。 我曾问母亲是否担心过两个中学的哥哥们在文革时期会去打、砸、抢，她说对这个不担心，因为他们懂得做人的基本道德，她担心的是在运动当中，他们被迫做出其他违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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