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航站的零时，空空荡荡。疫情反复再又装修，显得到达大厅更加冷清。在等十一点五十落地的航班时，也顺便看黄家的微信群。老妹吐槽，卡城零下二十度，她已经一周没有出门。前几日的圣诞，因为疫情所致，一个家分三处，这对于无比重视圣诞的卡城人民来说，不到迫不得已，不会选择这样做的。我在群里留言，北京零下七度，在机场接机。

     就在准备庆祝结婚36周年的时候，接到老岳父病危通知消息。老婆马上启程去成都，接着打仗一般忙碌了近一个月。现在，算是暂时安定，她也可以返京喘一口气。昨夜启程，凌晨抵达。一生劳碌救火队员，这是她给自己的定义。我也赞同，就在我的坛子，每次出场，基本都是东奔西跑，如汶川地震，如广场阅兵，如上海救治，还有这一次，这就是自己的救火命。

    车上老婆说，在伺候老人间隙，她也看我的获奖感言长文，说不错嘛，顺手就发到七七群里，结果有问题了，马上被问何时举办“杰出宴”。

   台上感言规定三分钟，随后文字采访6000字左右。我喊张同学，你就拟定问题采访吧，反正三十年做的那些事，于是，就出台了这篇采访文。今天先发第一段。

“广告”这个学院是如何打造的

采访者：据最新数字统计，目前全国与新闻传播相关的学系共有一千多个，广告学专业有三百五十多个，居第一。新闻学专业有三百二十多所，占第二。余下是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和广播电视专业等。全国公办的以“广告”为名的学院只有一所。你作为始创院长，可以说说当年学院创办的历史吗？

黄升民：广告学院成立于2002年。那个时候，中国传媒大学还没有改名，叫“北京广播学院”。新世纪初始的2000年，大学开始扩张，分别成立了诸如新闻学院，电视学院，动画学院等，成立广告学院也在这个时候提出来的。当时大学希望我出任这个学院的院长，我拒绝了。因为我觉得我做一个广告学系还可以，做一个学院资源不够会比较吃力，因为当时只有三个专业，广告、设计和公关。依靠着这点底子做成一个全世界都没有先例的“广告”学院是不够的。就在这个时候，世界最大的广告公司日本电通提出与我们合作办学，拟办一个“电通广告大学”,并提供资金和人力的支持。当大学再次征询我的意见时，我就答应了。“电通广告大学”筹措了一年多，因为没有得到教育部的批准无疾而终，日本人走了我们只好自己单干，因为当时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我领着三十人不到的广告学系，带着三十万不到的新专业开办经费，入驻一个比我年纪还大的三层小楼，开始打造全国唯一的广告学院。

采访者：我查阅了一些创办学院的记录，发现学院成立不久，你在2003年也开设了一个名叫“升民讲坛”的博客，博主自称“老农”，这里也有故事吗？

黄升民：广告学院之前是广告学系，隶属新闻传播学院，再之前是新闻系底下的广告教研室。广告专业创建于1988年，全国第二所。广告学系成立于1994年，可算全国第一所，当时曹璐任系主任，我是副主任，我给自己定位就是一个做事的副主任。厦门大学有个叫金川的学生在我们广告学系读研究生，厦大的陈培爱问他的广院感受，他说，就是像农民一样的干活。我听了哈哈笑，觉得这个概括很好，从教研室到学系再到学院，我就是像农民一样苦哈哈干活。所以自称为老农。

采访者：你的学生回忆创业当年，除了金川说“如农民一样干活”，还有浙江大学来的现在做了副校长的张树庭说“豆腐渣炼成钢”，曾经出任过央视广告中心主任的何海明也说，“在老黄的骂声中成长”，看来这个创业路程真是充满了艰辛。

黄升民：白纸描图，平地高楼，这个过程当然充满艰辛。90年代初期我回国任教，广告学专业只是一个五六个人的教研室，资源极度匮乏。丁俊杰曾回忆道，一个教研室五张椅子居然是五种颜色，一些专业老师刚刚冒头就被广告公司挖走。我作为教研室主任给学期排课，最担心的事情就是专业老师跳槽，课程无法安排。这怎么办？那个时候大学很困难，只能让专业自生自灭，你要维持专业生命，只能自力更生向社会找资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社会做交换。最典型就是1992年夏天的“潘婷派发”。宝洁公司进北京需要做一个规模巨大的市场调查和实验，在北京派发60万份的试用品。组织这样的市场活动，需要周密的行动计划，严格的组织管理，详尽的人口地图和现场质控监管，还有事后的抽样验证。在当时没有哪家专业机构敢接这种活动的。我和丁俊杰把它接过来了。京城炎夏，我们带着三十多个广告专业二年级学生组成核心团队，再又招募二三百人的各大学学生进行为期一个月的60万份样品派发。这个派发活动不只是让专业有了一些收入，更重要的是让我形成了应用性专业如何办学的思路。新办专业都会遇到资源匮乏问题，伸手拿钱最容易，但是，一般拿不到，拿到了也很难持续。最好的做法是找到专业与产业的结合点，用自身的专业知识服务于产业实践，从而取得双赢。很有意思的是，那次派发得来的收入，我们还是花到学生身上，把所得收入拿来买电脑和专业所需的课程。这个做法还引起当时《人民日报》的两次关注和提及，如1992年7月14日第4版《用“潘婷”换电脑》报道，1993年1月31日第4版《发生在广播学院的新鲜事 学生打工挣钱邀请教师多讲课》报道。这次活动奠定了广告学院一直坚持和倡导学院文化，那就是“白手起家，独立创业”。

“潘婷派发”活动给了我很大的启迪。产业的发展对学术知识有很大的需求，掌握了这样一种知识可以有所作为。专业不是简单地追着产业的发展步伐走，是可以形成一种平等关系的。只有这种平等关系，才会形成一种良性交换。关于交换这一点要感谢我在留学期间的学习，市场经济的精髓就是实现交换，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形成交换这是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也会有交换关系。学科和产业同样存在一种交换机制，产业的需求你能够满足，你的知识就可以得到产业的养分，形成一个互补的生态环境。后来做的几件事都是按照这个思路走的。1993年我和丁俊杰开始合作给央视做一部20集的《现代广告教育系列》电视片，借着这次采访拍摄机会，我和丁俊杰把中国领头的广告公司，媒体和企业走访了一遍。这个工程是非常浩大的，也让我们第一次深入接触到产业一线前沿，对于广告产业的发展整体有了一个比较全面深入的把握。在1994到1995年，我们开始做IMI中国城市消费行为与生活形态年鉴，这是中国第一部城市消费的数据库，开始是三个城市，后来发展到二十个城市。持续的规模巨大的数据库是学科研究的基础和源泉。这也应该感谢我留学的经历，人文学科要有自己的科研体系，必须认真做两个基本建设：一是持续积累的相关的数据库，二是持续积累的相关的案例库。我们做了IMI消费行为与生活形态的数据库之后，又着手做了IAI中国广告作品年鉴，这是中国第一个广告作品库。有了自己的数据库和案例库，我们做研究就有底气了。九十年代末，我们除了消费研究，广告作品研究，又开始做媒介产业研究，广告主研究以及广告产业发展研究，那就是延续后来的“中国广告二十年”系列，庞大的资料收集之后形成二十集文献纪录片。这些研究具有如下共同点：第一，完全独立自主的选题；第二，研究紧扣产业需要和教学需要；第三，彻底的项目团队管理体制。2001年在深圳大学举办的广告学科发展研讨会上，我向新闻传播学科的同行系统介绍了广告学系的经验做法，并第一次提出要打造专业的学科知识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