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兴东湖坪
韶关古时称韶州，广州沦陷后成为广东省临时省会，设为省辖韶关市，其市区设在曲江城区，故又称为曲江，是粤汉铁路南北相通的重镇，也是抗战期间中日战争的激烈攻守的战场。
1939年12月18日，日军展开了对粤北进行大规模的进犯，妄图夺取韶关，打通粤汉铁路，是当时广东战区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历时近一个月，甚至在初战时十二集团军司令部的所地翁源县也失陷了。第十二集团军的将士们力守主阵地，拒不退让，最后以全线反攻将北进日军分割成两股，集中兵力各个包围歼灭，乘胜追击，收复失地，迫使日军撤回广州。
1940年夏天，日军卷土重来，第二次进犯粤北。我守军拼死护卫，战斗十分激烈，日军力量被切断分散，经过一个月的拉锯战，日军再次撤回广州。经过粤北二役，余汉谋一雪前耻，被提升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统辖全广东省所有的军事力量，并把司令部长官部设在韶关，原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移驻广西。1940年12月李煦寰委派为第七战区政治部中将主任；1941年元旦，第七战区政治部成立。
团聚在韶关
第七战区政治部成立之时，少聪已奉命从东江返回韶关，到政治部接受新的任务。在部里，她见到不少曾在香泉水补训班共事的上级和部下。令她惊讶的是遇上了张奠川。他是新任的第七战区政治部第一股中校股长，负责部队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可以想象当时两人见面的情景！喜上加喜的是，少聪从张奠川那里获悉她的家人不但安全撤离容奇，而且住在韶关的风采楼附近。拿到地址，她迫不及待地去看望母亲他们。离别家人差不多三年之久，少聪终于在异地与家人团聚一起，想想就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
自玉怡去广州找姐姐参加抗战之后，二哥智生开始认真考虑如何疏撒出容奇。广州被日机轰炸的骇闻和隔河相望的沙头顺德糖厂数次被日机轰炸事件促使他尽快实施“走”的计划。游家一世生活在顺德的珠三角，往南或往东已是日军控制的地域；往西或往北都是举目无亲的地方。有钱人家往港澳撤，而他一家五口，上有两老母（母亲和大娘陈二女）下有幼女，怎么“走”？往哪“走”？这时正遇上张奠川来访，他听取了张的形势分析，心想粤北山区是个天然屏障，可守可攻，守不住可以往山里躲，还有往南流的北江，也是个天然的防御，所以往北“走”是上计。
当时七、八个月的幼女引财正生病不好上路，而缠脚的大娘不易长途泼涉，智生只好先与六旬的母亲打前站。当时人人都在“走日本仔”，船票难买，母子两人各揽着包裹步行到三水，从三水坐船沿北江逆水而上。半个月后抵达韶关，寻找栖息之地，遇上一位好心的顺德自梳女名叫八姑。她也是逃难到韶关，遇上一个有钱人家要往香港逃难，正找人看守丢下的小洋房。看到她是个自梳女，就把锁匙交给她。当时自梳女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信誉。八姑听到智生他们一口顺德话，犹如见到家乡人，爽快地让他们与她共用这带小花园的洋房，就在风采搂北面紧靠北江戏院。安排好母亲后，智生立即坐船南下返回容奇去接大娘、妻子和女儿北上。
智生大约在九月底十月初返回容奇。他万没想到，幼女引财在他北上时因病无治而夭亡。在逃难的紧张局势下，做父亲的智生不能停顿，求生要紧，妻子和大娘还要靠他。为了船票他还要到处奔波，特别是去三水的船票，可谓一票难求。人人似乎都往西“走”，每条船都挤满了逃难人。好不容易弄到两张船票，他决定先带刚失去女儿、悲伤至极的妻子上韶关。临行前，他委托陈家关照着大娘，待他返回再接她北上，并留下韶关八姑的地址。夫妻俩收拾好行李，还带上几本家传的书籍包括一本《康熙字典》，拉上趟栊门，锁上大门，匆匆上船。到达韶关后，智生准备再乘船南下，得闻广州沦陷，很多往珠三角地区的水陆交通被截断。他正在焦急的时候，在汕头工作的三弟玉求带着大娘也到了韶关。
原来玉求辞了汕头公安局的文书工作，加入了国民党抗日军队。他的部队驻防在粤北连县，在赴职时，顺路到容奇看母亲。到家发现大门紧闭，邻居告知他二哥二嫂已离开容奇，大娘在还陈家。玉求二话不说，到了陈家带上大娘直上韶关。就这样，家人一个个安全地“走”上韶关。少聪为之感到庆幸，当母亲关切地问及弟弟玉怡情况时，她不知道如何回答。她怕母亲伤心，支支吾吾地答道：“他在前线失踪，正在寻找。”
失踪不意味着死亡，怀有寻回的希望。与家人团聚之后，少聪赶紧奔赴始兴东湖坪，参加第七战区政治部第二学期政工人员军事补训班，任区队长负责军事训练。
“报告！” “进来。”
两次粤北战役显示出政治工作在改造军队和提高战斗力的作用和威力，余汉谋、李煦寰决定扩大政工总队，在离韶关不远的始兴县东湖坪设立政工人员军事补训班，1940年6月，第一期东湖坪补训班招收了200多人，学员除了各师末经训练的政工人员外，其中一部分是港澳回乡抗日服务团的青年。第二期补训班的学员大部分从香港、澳门招收来的，小部分从各团来的未经训练的政工队员和个別的进步青年。与香泉水比较，规模小了，只有200多学员，政治教官和小组指导员基本上都是香泉水的人员，包括第三党人和共产党员，如王鼎新、林楚君、梁劲夫、廖辅叔、钟承宗、陈中夫、扬重华、周辉、黄渠成、黄蕊秋，钟紫等人，其中很多是少聪的朋友和熟人。令少聪高兴的是，戴敏也在补训班任区队长，两人又聚在一起。她们的军阶从中尉提升为上尉，并且分配了一个所谓军官宿舍给她们– 两人共用一间卧室连带区队长办公室。两人同出同入，真是不亦乐乎。当年她们二十一、二岁出头，正值桃季和花信年华之间。
东湖坪补训班分为两个中队，下分几个区队，不分男女区队，男女学员共同学习训练。政治课程与香泉水的课程大同小异– 国际形势、抗日军队政治工作、日语口号、三民主义、总裁言论、美术与歌咏等。第二期东湖坪补训班刚开学， 正是远方的“皖南事变”爆发之时，国共合作之间产生了磨擦，抗日统一战线开始出现裂缝，就连党外人士的少聪也感觉出政治气氛不象香泉水时那样的轻松舒畅。不过在前线锻炼过的少聪变得更成熟和稳重，政治敏感性也比以前强，“学会了多观察，少发议论。当区队长管军事训练，经常接触国民党的军事官僚，了解他们思想倾向。有时知道与对方有不同看法，自己心里清楚，不去与他们辩解。鱼龙混杂的地方，多靠拢那些了解自己的朋友，如钟承宗、陈中夫、黄蕊秋（秋姐），他们很多都是地下党员。自己心中有数，知道事关重要，守口如瓶。”
晚年的少聪颇有感触地回忆道。
东湖坪的生活上比香泉水舒适一点，起码她与戴敏有自己的生活空间。第二期东湖坪补训班，唯有少聪和戴敏两个是女区队长，而且负责军事训练和管理，自然令人注目，被视为年轻有为，英姿飒爽的新时代女性。年纪大一点、已婚的指导员们看她们那无忧无虑的自由生活，担心她们走上“独身主义”的“邪道”，常以大哥的身份，试探性地的关心地问道她们的“今后出路”，即找配偶问题。“他们叫我们不要拖，现在身边的人大家熟悉，互相了解。以后到了复杂社会上，很难找到合适的人。”
少聪回忆道。
这话听起来少聪明白。训练班大多数的学员都是志同道合的、有志求进的爱国青年，大家在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互相有所了解，就像在一所学校里。她在独九旅工作了一年，对社会的复杂性有体察。她工作中接触过不少国民党军官，内中也有不少有志有为的军人，不过，这些军人对升官看得比较重，对女子独立自主不太认同，所以，少聪觉得他们过于世俗且落后时代，与她追求独立平等的理想格格不入。她并不想为了“出路”而放弃自己的追求。
正当春花盛开的时节，训练班的一位姓张的男指导员主动地给她们两个女军官上生理知识课，“他是个留学回国的大学毕业生，思想开放，给我们讲的都是科学知识，受益匪浅”。少聪多年后还为这个张指导员辩解。“他们以长兄的姿态来保护我们这些社会经验缺乏的‘小妹妹’。”
少聪觉得这些“长兄们”以科学态度对待事物，尊重妇女，互相帮助，且不太在意名利，与她所想象的公正平等的社会和高尚无私的理想境界很吻合。少聪在香泉水和东湖坪两个训练班先后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朴素地认为共产党员就是这种进步思想的化身，所以她敬仰他们，接受他们的保护和教育。
晚上，她与戴敏两人躺在床上，说她们闺蜜的私房话。每逢这个时候，她们无所不谈，她们的情怀、追求和理想和盘托出。她们听闻香泉水一些女政工队员与团的军官谈上了，有些已经结婚了。戴敏问少聪应找什么样的配偶。少聪说宁愿做一个共产党员的妻子也不当一个官太太。戴敏说这也是她的选择首要条件，不过她们还不知道哪个是共产党员。
“我喜欢周辉这个人”，一天晚上戴敏突然冒出这句话。
“哦，真的？” 少聪认为周辉与性格开朗的戴敏恰恰相反– 严肃、厚重。
“看来他很可能是共产党员。明天我找他去问。如果是，我就嫁给他”。
“你去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
“不是，问他喜欢不喜欢我。不喜欢，就拉倒”。戴敏说得直接干脆，使少聪刮目相看自己认识已久的朋友。
第二天，戴敏果然约周辉到河边散步。少聪紧张地等待结果，她从未见过一个女孩子如此勇敢地直接地向人表白。不久，戴敏从河边回来，满脸笑容地告诉少聪：“他接受了我的建议。”
“建议？” 少聪不明白。
“哦，我己向他表白，他不反对，说我们两人先‘行’（广州话，谈恋爱），以后再说”。就这样，戴敏与周辉的关系确定下来了。谨慎含蓄的少聪并不焦急去找“对象”，她是有工作在身的区队长，军事训练是她的专长。
军事训练方面与香泉水时一样，生活军事化、集体化，每天操练，野外行军，夜间演习。少聪也是在这个时候结识了不少补训班的学员如甄楚易（碧瑞）、郭若芝、周桂灵等人。这班学员大多数是港澳回乡抗战服务团的队员，自愿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比如学员周桂灵，他是番禺南村人，父亲一人出洋加拿大打工，家人靠他寄回的侨批（汇款）维持生活。抗战前，周桂灵在广州私立八桂中学读书。当时兴早婚，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情况下，读中学时他已结婚，并当了爸爸。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八桂中学迁移到禺北竹料乡继续就读，广州沦陷前随母亲、妻儿到香港避难，他母亲说在香港可以继续收到父亲寄来的侨批。作为一个热血有志的青年，他看到自己的国土、家乡被日本侵略者任意践踏，国人被凌辱虐杀，那能在香港坐视旁观呢！一天他在街上看到一个自愿回乡抗战服务团报名处，号召有志青年报名参加抗日救亡。他没有回家询问母亲，毅然报了名。当被通知马上出发到粤北时，他出于尊重母亲，征得她的同意才能动身，因此耽搁了第一批出发的时间。他随第二批北上，所以进了第二期东湖坪政工补训班。在补训班，他惊奇地遇到八桂中学的一位校友，黄修。
少聪每天负责百多学员的军事操练。一天，学员在操场集中操练时，一名男学员突然晕倒，少聪赶紧扶他到办公室，又擦油又倒水的，男学员慢慢地缓过来，不好意思地向少聪点头以示谢意，同时向少聪报告他的名字– 黄修。第二天，少聪听到有人在办公室门外用国语喊：“报告！”
少聪也用国语回道：“进来！”。只见黄修站在门口向她举手敬礼，他特地前来感谢教官的关照。
从那以后，不管大事小事，黄修常来区队长办公室。他喊：“报告！”，少聪答道：“进来！” 这一喊一答持续了一段时间。一天，戴敏看见黄修朝办公室来，笑着对少聪说：“黄修又来‘报告’了。看来他的报告其实是借口来找你，不是来找我的。看他那双对你凝视的眼睛和神情，肯定对你感兴趣。要不要我去给你‘侦探‘一下？”
其实少聪也注意到这个名叫黄修的人，不是他喊的报告或看她眼神，而是他在训练班里一言一行的表现。用少聪自己的语言描述黄修：“他人很活跃潇洒，很有组织能力，做事果断利落，积极参加小组讨论，而且有声有色。”
最主要是他在小组政治讨论会上常发言，说得头头是道，犹如有知识的政治指导员在讲课，所讲的与少聪的政治见解一致 – 进步的和积极抗战的。她开始对他产生了好感和兴趣。
这时，好友钟承宗从戴敏处知道此事，找空求证少聪，她如实答道，问题在于不知道黄修是否是共产党员。钟承宗说：“如果这对你来说如此重要，待我去了解一下，回头告知你”。
钟承宗初步了解到，黄修是由政治部黄渠成介绍进入补训班受训的“个体”青年，不属于港澳回乡服务团也不是在职的军官。钟承宗怀疑他是共产党员，但政工部的党总支部里没有介绍其人，所以不能肯定他的政治身份。鉴于皖南事变后的严峻形势，地下共产党员的纪律更加严谨，是真是假都不能轻信。钟承宗也从来没有向少聪透露过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常常以好朋友或“长兄”与少聪交往。最后他给少聪的报告是，
黄修党员身份不能确定，但肯定是一个进步的青年，读过书。
仅凭每天的“报告”，“进来”，“读过书的进步青年”的模糊印象，一个名叫“黄修“的男子，慢慢走进了少聪的世界。
这个“黄修”是一个假名，真名叫“黄信明”，是我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