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是一个悲伤之月。3月16日母亲离去，3月30日父亲忌日。每到此时，大哥会在群里提醒大家追忆父母。我这个时候想起了老妹不久前的纪念文。之前已经发到7章，老妹有点担心，这些事情有人会关心吗？我说，会的。虽然不同时代不同世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理想是共同的。我在看老妹文章，不知不觉再对比自己，那个时候，兵荒马乱，老妈正值花季，青春年少。他们有许多的苦难，曲折，同样也有自己的欢乐，爱情......，每到这个时候就有一种冲动，很想和老妈对话一次，嗨，你那个时候还是那样的呢。
翁源香泉水
3月的粤北翁源县南浦乡该是踏春插柳的时节。在1939年的春天，南浦乡江尾墟的一个小山沟里转出阵阵嘹亮的抗日战歌。自部队退守粤北后，士气消沉，失去斗志。趁着日军为巩固广州外围暂停北上的时机，政治特派员李煦寰以抗日大局为重，忍辱负重，提出明耻教战，极力帮助余汉谋训练官兵，改造军队素质，重振军容，在翁源南浦成立第十二集团军军官补训团，包括军队官总队、军士总队、参谋总队及政工总队，分期分批抽调各级军官在南浦乡各总队的训练中心受训。 名叫香泉水的江尾墟小山沟竟成了政工总队的政工人员补训班的营地，也是少聪终身难忘的地方。
她随同政工总队奉命从兴宁返回翁源三华后，直赴南浦香泉水，加入了第十二集团军军官补训团政工总队的政工人员补训班。当时招收了800多名政工补训人员包括十二集团军的中下级军官，北上的战工队队员，梅县、潮汕青抗队员和香港、澳门回国的爱国青年。少聪与女警时期的同窗戴敏和殷邵又在香泉水会合了。原来她们在广州参加了抗先队，后北上参加补训班。初期，补训班的男女学员集中训练学习。少聪在一个中队下任班长。某天，她初露锋芒，与中队长田兆龙（国民党军官）争论，以不服从上级为名而被禁闭四天。后来在大队部的钟承宗背着她代写了“悔过书”，悄悄地上交后她才被释放。“其实是两人在一些观点上持不同看法，而那位田某人以上压下，我不买他的账，被污告成下级不服从上级之罪，我当然不服气。”
晚年的少聪提起此事还是愤愤不平。这是少聪人生中第一次遭遇的政治争论问题。
补训班开办不久，四名女学员被挑选出来参加军事考试，其中两名学员就是少聪和戴敏。原来补训班召收了不少女学员，为了军训和生活方便，专设了一个女区队。另外，原广州两剧团– 艺协剧团和蓝白剧团也加入了补训班，为了发挥演剧宣传人员的特长和作用，将剧团人员集中受训，成立了一个独立区队。两个新编区队各需要配备一个女军事教官。由于少聪和戴敏在女警受过军事训练，考核结果，戴敏被委派到八中队，而少聪则派到独立区队当区队副，并按军队的编制授予中尉官阶，当时她还不满二十岁。
据后来有关十二集政工人员补训班资料了解，800多人的补训班分为两个大队，七个中队，每中队再分为三个区队。一至六中队都是男学员，八中队全是女学员（七中队不存在），一个独立区队都是艺术团体的男女学员。800人中200多名是中共地下党员，补训班从大队到区队都有党小组。当然这都是后话，对于少聪来说，绝大多数的补训班的人员都是进步的爱国青年，包括好多无党派不知名的女青年，如朱秀琼、陈婉茹等朋友，都是全心全意为了抗战而加入这个补训班，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每天除了三餐饭外，每周只发一元零用费。其费用是从十二集所属部队每个连抽出两名士兵的饷项作为政工总队的经费。学员无论男女都穿士兵服装，每人发两套粗布军衣，一张蚊帐，一张棉毡，一块油布，一块包袱布，一顶竹帽，穿草鞋，穿短裤，打绑腿，女学员把头发剪短，戴上军帽，外表上与男学员无大区别。“虽然是抗日战争，但香泉水那段生活最令我怀念。我们都是一帮背井离乡，无家可归的年青人，为了抗战走在一起，生活在一起，那种赤诚相见的友情真是世上最难得的，也是永恒的。”几十年后，少聪与多年未见的补训班队友朱秀琼见面时回忆道。
在少聪的回忆中，短暂半年的香泉水生活好象在一个“世外桃源”，听不见敌机的轰炸声或枪炮声，只有笑语和歌声。政工训练班的营房座落在几丈宽的香泉水两岸。学员们在清澈的河里洗衣服或洗澡，坐在婆娑的树阴下学习或唱歌。大唱抗日歌曲是补训班突出的活动，补训班一位队员的回忆：
“集体唱、小组唱、个人唱。不讲究方式，随时随地唱，行军出操唱，上课前后、会前会后、甚至走路、洗澡、洗衣服也唱，还经常举行全总队的歌咏比赛。我们不只把唱歌当作战斗武器，而且也当作生活必需。”
补训班的课程分为两类– 政治和军事。政治课由训育室的政治教官担任，他们都是些有文化有知识的民主爱国人士，其中有第三党人和地下中共党员，如张育康、邓尧佐、秦元邦、王鼎新、林楚君、廖辅叔、梁劲夫等人。上课内容包括国际政治、军队政治工作、民众运动、三民主义、总理遗教、总裁言行、日本侵华史、日语口号等。罗瑞卿的《军队政治工作》是其中的教材之一。除了堂上听讲外，学员可以用每周发放的一元零钱购买课外阅读书刊。每个星期天，流动生活书店会到香泉水出售各种书籍。少聪就是在这段时间有机会阅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半月刊的《世界知识》、甚至毛泽东的《论新阶段》（即《论持久战》）及中文翻译的斯大林诠译本《列宁主义概论》。
军事课和军事管理均由大、中、区队长担任，主要以《步兵操典》为军事教材。当区队副的少聪的职责是在军事管理上辅佐区队长，但她很少描述什么属于军事管理，“没有什么好讲的，喊口令操练、野外勤务，看地形地物，学使用如步枪和扔手榴弹，都是基本的军事知识”。偶尔在一次老战友的聚会中笔者听到她们回忆香泉水的生活时说到少聪：“别看她的年龄比我们小，叫起口令都是从丹田里发出来，声音洪亮，不象女孩子的细小音，我们都要听她命令。还有一次野外训练，她带领一队男士们来到一个山水沟，男士们停下来犹豫不前，她毫不迟疑地带头跳进水沟，涉水过对岸，那些男士们看见这女孩子已经到对岸了，不好意思地也跟着跳进水沟”。后被问到为何不绕道走，她答道：“那要绕很远。不能为了怕湿身而担误军机 ”。其实，香泉水的生活比女警时更紧凑、军事化、集体化，一切动作要求迅速、准确。据后来资料显示了政工队员补训班的作息表，上午是军事课，下午是政治课。晚上都有集体活动，一个星期之中，大约有一晚时事座谈会，一晚小组讨论会，一晚生活检讨会，一晚文娱生活，一晚个人阅读，一晚自由活动，整理内务。夜里还要轮流值班站岗两小时，有时还要进行夜间演习。独立区队的学员还负责为全体学员演出。
这时少聪的两位党员“长兄”
钟承宗和刘统光在补训班上任队长，经常抽出时间找她谈心，关心她的学习。同时，她区队的地下党员陆一青及梁绮两人也常找她“谈心”。梁绮曾对她说：“你这样热烈追求进步是为什么呢？要进步就需要加入组织，要有领导才行的。”
什么是组织？独立自主惯的少聪不明白“组织”的意思，对方不敢直说，只是鼓励她继续努力学习。纳闷的少聪私下问钟承宗“组织”是否就是共产党组织。严守地下组织纪律的钟承宗从未透露自己的身份，也未在少聪面前肯定“组织”就是共产党组织，只是说要求进步，积极抗战的团体也是组织。当时虽然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环境，但是共产党依然保留地下组织的风格。对于少聪来说，这种“组织”具有神秘感，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吸引力。国民党与共产党相反，发展成员相当高调。据说补训班的学员集体加入了国民党，笔者问及是否真实，少聪答道确有此事。约在补训班结业前一个月的一天，突然命令补训班全体学员到大操场场集合，宣部全体学员集体参加国民党，并立即进行举手宣誓仪式。有躲不过的只举半手，也有躲进厕所干脆不出来。不管如何，国民党党部就把全体800多名学员列入党员名册里。
在香泉水，心情稍微舒畅的少聪心里总是掂记家里人。自北上抗日后，她与家人的联络已经中断，容奇于1939年3月沦陷更使她倍感落失。当勤务兵的弟弟也杳无音信，唯一的联系是汕头警察局做文书的三哥。1939年7月汕头沦陷的消息使少聪与家人团聚的幻想破灭。这时她收到张奠川的来信。“只有杜甫说的‘烽火连三月 家书抵万金’才能表达当时自己的心情 ”，少聪几十年后回忆道。信里装着两封信，一封是张写给她的，另外一封是写给张的。写给张的信封四角已经磨损，一种不祥的预兆促使她先打开写给张的信。“信是张奠川手下一位军官给他报告玉怡的情况。详细情况记不清了，只记得玉怡在抗日阵地上牺牲了。那时正是淡水失守之后，日军大举进攻。玉怡他们的阵地受到日军飞机、大炮、机关枪的同时攻击，被炸得全是一个个坑。只记得信中写了‘无一幸存者’
”。还没满十六岁的玉怡就这样在抗日前线牺牲了，对于做姐姐的少聪总觉得自己失责，一生耿耿于怀。张奠川收到此信，己是广州沦陷之后，根本没法通知少聪或她的家人。张奠川在给她信中写道，在广州沦陷前他曾到容奇拜访过她的母亲。当时她的二哥打算从容奇疏散，但张并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离开要往哪里走。张给他们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和联络地址，即第四路军政治部云云。张奠川的信给了少聪一丝希望，母亲他们可能逃出了容奇。
半年训练很快就结束了。1939年8月，第十二集团军军官补训团政工人员补训班结业。在正式派出工作前，被分派往粤北前线的十个县搞“国民军训”一个月。由补训团的军士总队与政工总队的学员组成军训队，训练青壮年农民，以适应战备需要保卫家乡。10月，政工总队学员正式派出工作。每十五政工队员组成一政工队，适当搭配3至4个女政工队员，分别派到所属各师各团去，基本上一个团派一个政工队。派出后的政工队员每月只领二十元生活费，没有军衔也没军阶，穿军官服装，过士兵生活。另外强调政工队员不是军事人员，不带武器，只有必要时携带两个手榴弹。
当时少聪并无派到下面兵团做政工队员，但她主动提出跟政工队到团里工作，并表示跟刘统光的政工队去独九旅工作。为什么选择独九旅？她听闻独九旅的华振中是一个开明的、积极抗战的军人。在保卫汕头的战斗中，他率领的独九旅死守抵抗与日寇激战三昼夜。虽然汕头沦陷了，他立誓不收复失地不离开潮汕。所以少聪很想加入这个铁心抗日的部队。派到独九旅的政工队员约有三十名。他们从翁源南浦香泉水出发，长途跋涉前往独九旅的驻地海陆丰。
途中除了走山路之外，他们利用河流租船顺水而下。有天晚上，他们租了几条小艇顺着小河驶往下一站。少聪和刘统光上了最后的那只小艇。“那晚有星星有月亮，特别的宁静，可以听到两岸的小虫或青蛙叫声。小艇顺水而下，本应很有诗意的，但我们是到前线执行任务，敌人随时可能出现，哪有心情去欣赏这番诗情画意呢。我坐在艇前观察两岸的动静，刘统光坐在艇尾划船，两人都不敢作声，只有船桨划水的声音”，晚年的少聪向笔者述说那晚发生的事情。虽然时隔多年，一切历历在目。“前面队友的艇仔已经不见影了，我转过头来小声地叫他用力划赶上队伍。他不紧不慢地说，有话跟我说。我觉的奇怪，这个时候谈什么。他向我表示，自从我们认识后，他一番苦心培养我，介绍阅读进步书刊，经常找我谈心，就是希望我能成为他的革命助手。当时我还很天真地回答，我现在就是你的助手，在你领导下到前线打日本仔。”
少聪当时刚满二十岁，还未对将来有任何考虑，满脑想的是“眼前、进步、革命和打日本鬼子”。
“听我这么说，他进一步解释他的“革命助手”就是“革命爱人”。一听“爱人”两个字，我立即觉得他对我的教育抱着一种自私的企图，认为他的思想出发点不正确，我一口就拒绝了。他继续说，我是一个积极求进步的很有能力的女子，如果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的话，一定会更好地干组织的工作。我问什么组织？他答道，当然是共产党组织。话刚出口，他立刻说这是秘密的不能对任何人讲，要不有杀头之险。我向他承诺保密，同时也向他表白我只是对他有敬意并没有男女之间的爱意。说着，小艇已到目的地，我们都上了岸继续行军到宿营地，没有机会再谈此事。到了独九旅，我们互相回避。幸亏他经常下连队，我在团部工作，不是经常见面。不久他调到另一个团工作。后来听说他牺牲了”。少聪就这样拒绝了第一个向她求爱的人，看上去很干脆很坚定，可在她的1952年干部履历监定表的自传里，有着不同的表述：
“我清楚了解他是一个确忠于革命的好同志，对他事实上含有无限敬意，可是谈到爱情，便觉得他有些缺陷，不能作为我最理想的对象。现在检讨起来，完全是基于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在作怪。在那时我的思想是极端予盾而痛苦的。经过很长的思想斗争，自己总不了解是什么一回事，终于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消极抵抗主义，把追求真理的思想隐没，将痛苦的精神寄托于盲目的轰轰烈烈的战斗工作中去”。
少聪在独九旅的政工总队工作了一年，曾参加几次夜袭敌人的战斗，但她从不讲述具体的军队番号或战斗经过，笔者只能从旁资料得知当时的情况：独九旅政工队队员40余人，他们进行抗日宣传，促进军民合作，配合军队分别参加反攻潮安、澄海战斗、枫溪西塘战斗、坳顶山战斗等。 1940年12月，少聪接到政工总队命令调到始兴东湖坪办参加办第二期政工人员军事补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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