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丝书

岭大历史

私立岭南大学草创时只不过是一间中英双语教育的学堂。在所谓洋务运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自救强国思想推动下，中国传统教育开始向西式教育开放，西方国家特别是基督教会利用时机在一些大都市创办了基督教会学堂，省城广州并不例外。继真光书院（1872年）及培英书院（1882年）在广州创办之后，美国的美北长老会海外差会计划在中国筹设一所大学，从大学预科开始，学生毕业后可以到美国大学继续深造。当校址还在商讨中，粤省的官绅士商闻风而行，立即由广州绅士陈子桥（陈少白之父）发起，400粤人响应，包括翰林院的进士、举人、秀才和官员，联名函请教会将学校设在广州。

他们一致认为粤省与外国通商己久，急需西学人才。在广州传教多年的哈巴牧师收到请愿书后，说道：“我从未听说在整个传教史上还有这样的事”。最后长老会选广州为办学地点，于1888年在沙基金利埠（今六二三路）成立了格致书院（英文名称Canton Christian College，直译为广州基督学院）即岭南大学前身，首届学生十七名，其中之一就是反清“四大冠”中的陈少白。长老会成立岭南基金会，专启用于学堂的创办与发展。入学主要通过清代科举考试，用美国中学的课程，以中英语讲学，专注科学教育。在义和团动乱时，学堂迁到澳门避风，更名为岭南学堂，但英文名称照旧。

1903年岭南学堂在广州珠江南岸的河南岛东隅马岗顶购地200亩作为校舍；1904年学堂迁回广州，在荒冢落寞的河岸田野上搭棚招生上课。1906年，第一栋永久性的钢筋混凝土、红砖绿瓦、中西结合的教学大楼 “马丁堂”平地而起。 1912年岭南学堂改名为岭南学校，以中学部（四年）和大学预科（一年）的教学为主，致力办大学，教师大多数聘请外籍人士，上课基本用英文。由于学校与广州一江之隔，交通不便，学生全部寄宿校内，教师居住在校内。1916年正式成立文理科大学，1918首届三名本科生毕业。

1927年国民政府收回教育权，岭南学校归国人自办，改名为私立岭南大学，英文名称也改为Lingnan University，由华人钟荣光先生当校长。（以下简称“岭大”）私立大学的主要经费靠学生学费以及海内外的捐助、募款等来源。而昂高的学费只有达官贵人，富商大贾的家庭才能出得起，在粤人眼中是一间高不可攀的“贵族学校”。如下是岭南大学附中主任回忆当时中学部学生入学前准备的清单：

附中学生入学，每学期要缴学费、杂费约百余元，且规定于入校时必须携带下列各物：独睡床一张、白被单三四张、蚊帐、枕头、毡、被、书台、木椅各一、大褛一、寒衣二三件、夏衣五六件、衬衣三四件、汗衫裤六至十件，黑袜六对、长袜一对、游泳衣一套、手帕六条、布袋一个、黑皮鞋一对、黑皮靴一对、大毛巾二条、小毛巾二条、梳洗漱盂器具等。

从清单上的一些物品如床、桌、椅之类可能是对初期建校的学生而言。黑皮靴的要求显示学校当时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有美式“童子军”之势，其它物品的要求对普通家庭来说也是个经济负担。对于出身贫寒的笑葱，以中学拼凑式水平考入了这个“贵族学府”，如不是政府的大量补贴，即使考上也难就读。至于笑葱如何试考试上榜，如今也难以一一考证了，只能说是命运所使然。岭南大学以“私立”、“贵族”、“留学”等出名，它曾享有“北有金（陵）大农科，南有岭（南）大农科”之誉。当初除了教学楼、学生宿舍、教师住房外，四周围还有未发展的田野荒地。为了中学部学生在读书之余，从事一些种植和畜养活动，学校开拓试验场，如水稻田、玉米田、试用美国农具等。有时还结合中国传统方法传授欧美法式的相牛、相马、相鸡、相猪等知识，在这基础上岭南学校的农学部逐渐形成，为后来的岭南农科大学打下基础。

农业救中国

然而，在农科大学成立之前，岭大已设有蚕丝科，由生物部昆虫研究专家、美国人查理考活教授当主任，以调查研究为主，推动广东蚕丝技术改良，提高粤丝品质。美国丝业协会还捐建了一座育蚕种室，纽约丝绸进口商马科斯 飞利达捐建了一座蚕科宿舍后转为制种室。后因改良技术的急需，蚕丝科发展成为蚕丝学专业，下属岭大的文理科大学。据说蚕丝科在找蚕种病因研究以及培育良种方面频有建树，广东的蚕农受益不浅，并开始接受科学养蚕。

此时，岭大文理科大学的副校长钟荣光先生提出发展农科大学，但美方以经费为由拒绝。鉴于美方的约制，钟先生决心由国人自办农科大学，于1921年成立岭南农科大学董事局，自己募捐办学经费，以使财政独立。此后，他亲自赴美洲为此进行募捐活动，向华侨阐述办农科大学“百年大计”的宗旨：

“今日中国混乱极矣，未讲救中国，先讲救广东。近十余年来，广东生活程度日高，惟人民入息 有限，尤以农家为苦。岭南大学设在河南，全岛 72 乡，所见附近农民，食至粗至劣之饭菜，衣服褴褛，居处污隘。贴 近省会，人民穷困尚且如此，其他县可想而知。从岭南所领潮州之农地(潮汕殷商郑寿芝在当地有 800 亩柑场，全部赠 与岭南，更承担农学教授讲座2 名，农学留学生留学额 4 名的费用)其中多有亡村，其逃亡入暹罗者已不计其数。我广 东人民，务农者十居其八，何以救亡，惟有改良农业一法而已。即如广东洋庄丝出口，每年9000 余万元，自用于纺织 者，总不过 90 万元；再查蚕农所用卵纸，因孵化率低，导致不少蚕农育蚕失败，而卖女典屋，岭南农科大学制出的改良卵纸，南海、顺德蚕农无不额手称庆...... ”

这番话感动了很多华侨，他们解囊捐助，那次游美募集捐款共达20万美元。在广州，当时军政府财政部次长廖仲恺也大力支持办农科大学，并拨款批准在康乐村附近收用坟地3000余穴，建立农林实验场，使岭南农科大学能获得极大发展，并开设了田艺、园艺、畜牧、农产制造等科，其后又增加了兽医、森林、水产、昆虫等科。蚕丝科也从文理科大学调出，归拼岭南农科大学。由于岭南大学蚕丝科的科研成绩及先进研究设备，当时已任广东省长的廖仲愷委托岭南大学蚕丝科设立“广东全省改良蚕丝局”，由考活教授首任局长，办公室设在岭南大学校园里，并与大学订了十年合同。为了开展蚕丝研究及推广成果，该局下设五股 – 进种股、制丝股、栽桑股、推广股和总务股。在此之后，推广股先后成立五个蚕业推广处和五个制种场，容奇第一制种场就是其中之一。

自1927年岭南大学回归国人自主后，农科大学改为农学院，各科又转为系，教育更加系统化和专业化，校内校外共有试验农场千余亩，研制出多种产品如著名的岭南木瓜和岭南牛奶。尽管岭大农学院在国内领先，但农科毕业生毕竟人数不多。据统计，1921年至1936年16年间，只有72本科毕业生。为了达到振兴农业及农业教育、培养实用人才、加惠农民的目的，农学院将原来的附设高中农科学校改为农事职业科，学制3年，毕业后可担任农业推广员、农业技术员、初级农业学校教员等。1920年至1934年间，举办了9届农业专修班，计有196名毕业生。由此推测，笑葱所在的蚕丝系蚕桑训练班有可能属于农事职业科专修班之一，且是最后的一届。事过境迁，六十多年后母亲回忆当年在岭南大学读书的经历，很多细节已模糊不清，只说道：“那是陈济棠时代，由广东省建设厅拨款，利用岭南大学农学院的师资和设备，培养技术人员，我入的是蚕桑班，在岭南读了三年，然后去了蚕种场做技术员”。

老一辈的繁华

陈济棠时代的广东，相对于前后时期的军阀混战和强敌入侵，有其短暂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安定的一面。据作家及近代史研究者叶曙明描绘，“在陈济棠时代，广州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笑葱作为一个十五岁的少女，从一个乡下小镇独自上路到繁华的大都市生活，这在七、八年前是一件不敢想象的事情。在二十年代，即使闭门在家，盗匪也会在光天化日下破门而入掳劫笑葱兄弟俩人，如要出门，更是提心吊胆，容奇附近的德胜河就是海盗经常出没的地方，拦截抢劫过往的船是常事便饭。笑葱赴岭南大学那年是1934年正处于陈济棠执政的“黄金时代”，社会相对稳定。到处大兴土木，修马路、盖平民宫和学校，诸如海珠桥、中山纪念堂、市府合署、市立中山图书等地标性的建筑纷纷竣工落成。同时一批工业厂房也在施工建设，如造纸厂、纺织厂、麻袋厂、硫酸厂、饮料厂、水泥厂、发电厂等。除了在广州建厂，许多工程也在顺德、番禺、东莞、惠阳、揭阳等地铺开。闻说当时蚕丝业衰落，荒废了成千上万亩桑基，而陈济棠政府提出工业转型，发展制糖业，将桑基改种甘蔗，既解决糖厂的原料来源，也给本地农民拓开活路。工商业大发展，引发大批农民转入产业工人行列，这个时候笑葱的二哥，舅父舅母也从乡下转入广州谋生路找工作。

经济繁荣带动了教育、文化事业的投入。据当时的统计资料，1930年教育经费预算全年为213万余元，到了1935年增至503万多元。陈济棠本人对教育建设比较重视，在1932年就投入500万元用于中山大学石牌校区建设。在陈济棠“求学的目的应在致用”的影响下，上下强调职业技术教育，支持培养急需的技术人员。出口生丝曾是广东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为了确保蚕丝业的发展和粤丝的市场地位，培训相关技术人员也就成为当急之务，这一切，给十五岁的少女踏入岭大之门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此时，踏上求学之道的笑葱，已经不是脑后吊着小辫子，哭闹要读书的小女孩。在报考时，她把自己的名字“笑葱”改为“少聪”。在赴校前，她把辫子剪掉，修了个短发学生装。那时候，从容奇乘船到省城要花很长的时间，珠三角的内河航运常受海潮涨退影响，遇上退潮船只容易搁浅，须等涨潮才能继续航行。到达广州之后需要住上一晚，翌日才能到天字码头搭乘岭南大学的校船前往校区报到。在广州，少聪有打工的二哥玉庭和舅父舅母等人接应。少聪曾在广州二天堂制药厂打工，对省城西关一带还有些许印象。很多年后少聪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起：“当时并没有太多的担心害怕，读书知字能使自己独立，再者，父亲临行前就叮嘱过， “路在嘴边”，多看多问就没有问题“。

海珠桥在1933年2月落成，7月份河北至河南的公共汽车开始通车，但只有东西两条路线。东线仅到小港为止，距离在岛东边的岭大校园还有一段路。同时该岛腹地乡民属番禺县管辖，因此广州市政在河南岛建设发展受到种种掣肘，水运交通成为出入岭大校园的唯一工具。学校设有专门的船只运载师生往返以及来往货物邮政等等。1919年，校方在长堤南关珠光里口开设码头，而后，转移到“天字码头”。

进入岭大校园

少聪依据学校指引来到码头，很快找到那艘标明校“岭南大学校船”的船只。船上都是岭大的师生，男的白衬衫外套西装皮鞋；女的旗袍华服，涂脂抹粉高跟鞋。掺在其中也有各别如少聪那样，麻布粗衣，长袍大䄂，脚蹬布鞋，相比之下多少显得寒伧。少聪似乎没有太在意周围的人群衣着，她的心情又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能继续读书，可以学会一门技术去找有工作；紧张的是对岭南大学一无所知，她从来没有踏入大学门，也不认识任何师生。当船驶近学校码头时，少聪一直注视着高架在一片树丛后的一个大铁桶，后来得知这是学校的自来水塔。在她入学时，岭南大学校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设施齐备的独立生活社区，自己发电和供水，提供邮局和银行服务，并且有自己的建筑队、木工和警队。

当船靠近学校码头时，一座古色古香的亭阁落入眼帘，紫色琉璃瓦，屋檐飞翘：朱色的亭拄，四面通花窗。这是学校码头候船屋，英文注着“Waiting House”，中文叫风雨亭。距风雨亭不远是学校大门，没有太多装饰的四方形红砖砌成的门墩各站一边，铁栅栏向两边敞开。因为大门朝北，师生们跟着当地乡民称其为“北闸”。

穿过北闸，迎面就是一个南北走向的长方形大水池和那个高高的水塔。顺着水池边的校道往南走，一个八角形的喷水池和开阔的，长形的广场展现在少聪的眼。几十年后母亲回忆起当年进校园的情景，描绘的不多，只用了《红楼梦》里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比喻。三十年代的岭大校园，图书馆、教学大搂、学生宿舍、学校会堂、教授住房等都盖在两条平衡的主干道旁边，未成荫的树木掩避不了那些巍峨挺拔的红墙碧瓦，中西合壁建筑物，特别是靠西北面新盖的两座大楼，工学院的“哲生堂”和男生宿舍的“陆佑堂”：红砖蓝琉璃瓦，朱红柱配黄色墙，白色阳台围栏。色调明艳，风貌庄严，犹如大堂宫殿。最有“洋气”的建筑恐怕是两干道会合点之处的“怀士堂“，一座哥特教堂风格式的学校会堂。

据史料了解到，岭南大学整个校园的蓝图由美国纽约建筑师在1905年因地制宜绘制的。校园的布局以三面围合，从珠江岸边始至学校的核心建筑“怀士堂”止，构成坐南向北，中间留出开敞式的矩形草坪空间，建筑物沿着矩形两个长边有序地展开对称的格局。设计的宗旨是“墙用红砖，屋盖碧瓦，固求美观，且保国粹，而工程亦务求坚固。”在校园整体布局方面，采用了美国第三届总统及《独立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 的“学术村”建造大学的理念，即大学不应该只限于在一幢大楼里，而应该设计好象一个村庄，教授与学生在这“学术村”里共同居住、生活、学习。如果允许的话，各学院应在一个开敞的草坪周围发展，因此，草坪成了学校的核心空间，而岭南大学校园的早期建设基本体现了这个概念，当年少聪所看到的仅仅是岭大校园的雏形，还有很多发展趋势。

岭大男女同堂在国内领先，但因为经济条件和地理环境，到了三十年代女学生才增加到百多人。在少聪入学的前一年，即1933年，岭大在校园东南区新盖了一座三层楼高，富丽堂皇、宫殿式的女生宿舍，又称 “广寒宫”，可容纳百多个女学生。据说“宫内”有大小客厅，厨房、膳堂。寝室装有钢架玻璃纱窗，灯嵌天花板，水磨石地。室内的陈设有大小沙发、茶几、每张书桌有台灯等。有女主管，庶务员、看门杂工及厨房工友等。每月学生的伙食费约八元，每餐有肉有菜。“广寒宫”里一切设施显示了私立学校的华贵和舒适生活。在有新女生宿舍之前，女生们住在校园东北区的旧医院楼，名为“卡彭特楼”。初办时，女生少，设备简陋，学生要自备床板、书桌、脸盆等。随着女学生入学率逐渐的上升，“卡彭特楼”附近的几座临时楼房也变成了女生宿舍和膳堂。有了新女生宿舍后，“卡彭特楼”便改称为 “旧女学”，变成了岭大医学院护士班的宿舍，另外那几座女生寄宿楼房成为了蚕桑训练班的女学生宿舍之一。

（私立岭南大学俯瞰图，摄于1931年。中轴线从图右下角学校的水池和游泳池始往左上角，可看到水电机厂，八角形喷水池，钟亭，小树林即怀士堂。）

少聪对于物质生活要求不高，有瓦遮头，有桌食饭就心满意足。她对于简朴的学生生活没有任何抱怨，唯一关心的是如何应付三年的学习的压力。几十年后回忆当年在岭大生活，少聪说道：“只记得一天三餐在饭堂吃，住什么方位不记得了。我自知之明，作为一个小学毕业生考入这个班，基础还不够扎实，需要比别人加倍地努力，所以我的全副精力都投入在学习上。再说，开学时已说清楚，毕业时看成绩分配工作。”

蚕桑系在校园的最南端，每天少聪从北端到南端，约1.5公里的路程。到了怀士堂，绕到会堂后面，沿着一条小道再往南走一小段路，就可以到达蚕桑系。自美国丝协会和丝绸商飞利达捐建的育种室和制种室后，蚕桑系又增添了两座实验楼，其一由美国的亚特伍德制丝机公司捐建了一坐缫丝实验室，另一座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长会拨款捐建了一坐蚕病预防室。这四幢楼房组成了学校著名的蚕桑系中心，广东全省蚕丝改良局的办公室也设在飞利达制种室那座搂，周围是农学院实验田。少聪的三年学习生活就是在亚特伍德缫丝实验室、飞利达制种室、育种室蚕、病预防室这四座楼房之间渡过。

（1933年岭南大学平面图，图最上面那一组建筑物就是蚕桑系。）

训练班有男女四十多人，基本都有中学学历。第一年是基础课，包括国文、数学、理化、地理、历史、体育、英文等。对于其他科目，少聪加把劲还可以跟上，唯独英文，这是她最吃力的课程。据说，英文是岭大的必修课程，而且岭大在华南地区被公认为英语程度最高的大学。但是初级的英文教学杂乱无章，无一套完整的教案，也没有一定的目的要求。少聪的英文老师由蚕桑系的黄伟胜教授担当。黄教授在美国大学毕业，专学蚕种病理学，在岭大蚕丝系任教。他教的英文不是从字母或简单的词句开始，第一节课，他就直接地用英文讲课。对于在坐有英文基础的学生来说，可能跟上一两句，而少聪坐在课堂上似乎鸡同鸭讲，一头雾水。课后，少聪花了很多时间去追补他在堂上讲什么，应记住什么英文单词。等到有一定的词汇量时，少聪总跟不上他讲英文的速度，快得像飞箭一样。几十年后与学英文专业的女儿回忆那段学英文的经历时，被问道：“对于本科生或要出洋留学的学生，英文必修情可有原；但象蚕桑训练班的农事学生，他们不出国，立足本地，为何要费这功夫呢”？少聪答道：“那时的学习不仅是学本地的蚕种，或缫丝法，还要学其他国家的蚕种和方法，比如意大利蚕种，还有日本蚕种”。

蚕桑训练班的课程包括蚕种学、蚕体病理学、遗传学、制丝学等，最重要的是学而至用，很多时候是在各实验室里上课。少聪除了白天上课做实验，晚上经常加班加点做功课，基本上全部时间都投入到学习中，很少出省城，有空就看些书或杂志为娱乐。在岭大她首次接触到《玲珑》、《女子月刊》等妇女杂志。她最喜欢《女子月刊》，内容丰富，有国际政治时事、新闻评论、时代知识、妇女卫生常识、家庭与儿童、妇女问题、文艺、书报春秋等。几十年后，少聪回忆这段时光时被问到看什么书时，答道：“什么都看，那时比你读书时开放得多，有白话文，有译成中文的外国书。那时候我还看了不少丁玲写的作品。好多当年著名的作家后来被打成右派”。当然“你读书时”指的是文革时期。在她几年的学习中，蚕桑班还到粤北乐昌的制种场和顺德的龙山蚕种场实习考察。转眼间，三年的学习训练结束，投入总考。这次考试少聪不是凑合地混过去，而在全班四十多人中她排第十二名次，正式毕业，派到蚕丝改良局当蚕业技术员。此时的广东蚕丝改良局与岭大的合同己满，早已迁出岭大，搬到广州法政路另设办公室，但育蚕和检验技术工作继续利用岭大蚕丝系的试验室，故少聪留在岭大试验室做技术员。

原计划是由省建设厅拨款给岭大农事职业科办的蚕桑训练班，该班毕业生分配到蚕丝改良局下属的各股工作，那是陈济棠“黄金时代”的“承诺”。1936年的“两广事变”后，陈氏部队倒戈投蒋，当年的“南天王”见大势己去，于7月18日黄昏，消然离开广州，逃亡香港，从始结束了陈济棠时代。新官上任，原政府厅、局级官员全部撤换，很多原计划下马待令。1937年毕业刚分配不久，改良局以经费拮据为理由宣布裁员。同学有后台的纷纷找人保住位置或另找出路，而少聪没有任何后台，又无熟人，改良局准备裁她。此时，岭大蚕桑系讲师，蚕丝改良局容奇第一蚕种场主任谭自昌出面留人。游少聪在学习训练中表现优秀，勤奋努力，有研究精神。如果局内无位置，就把她派到我的容奇蚕种场。她可以协助我的一些试验项目，谭先生辨解道。谭自昌先生是岭大农学院本科生，1926年获得农学士学位，毕业后被聘为蚕丝学系的讲师，主要讲授有关培栽桑树方面的课程，曾是少聪的老师。在谭自昌的担保下，少聪回到家乡容奇，在蚕丝改良局第一蚕种制造场做技术员。

理想而暂短的职业

容奇第一蚕种制造场早在1925年由蚕丝改良局设立的一个附属机构。据当年附近村民的回忆，改良局曾在桂洲建棚推广良种蚕繁殖，后在容奇镇南环路尾兴建场地约20亩，盖了繁殖楼两座，面积为四百平方米，分地面和地牢两层。地面层为育蚕室，地牢为储桑室，此室配备四名人员处理湿桑去水燥干备用工作。蚕种场已建十多年，人员管理及设备趋向成熟。场内设主任室、会计室、育蚕组、检验组、冷藏库等五个机构，各组由技术员组成，分工明确。另外还有办公室、上箔室、男女宿舍各一座。场内还建了小花园、荷花池、鱼塘、球场等。因为是制蚕良种重地，保持环境清洁，个个都穿着实验室的白褂服。在外看到周边铁网围着，里面可是一个洁净清幽的工作场所。

作为蚕丝技术指导员，少聪没有分派到具体的实验组，而专门协助谭自昌搞研究试验：太阳养蚕。把蚕放在在太阳光下，观察及记录在此环境下蚕的存亡数据。一天谭自昌提出一个设想：“蚕非要吃桑叶吗？喂其它绿叶行吗？”他叫少聪试用生菜来喂蚕。想当然，蚕吃了生菜叶就拉肚子，一个个拉得死去活来，少聪一个个地记录下来。她就是在这惬意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而制种场离家很近，有空就回家看望母亲，并把每个月三十元毫劵的薪酬全部拿回去作帮補家用。

自父亲去世后不久，二哥辞了广州佳棧腊味店的工作返回容奇，承担起一家之主的责任，当时三哥还在读师范，弟弟玉怡已经上小学。1937年春，二哥与上佳市黄地巷的夏进標的次女夏银好结婚成家。银好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亲戚朋友习惯地称呼她为“二女”。她的父亲以拉黄包车为生，她本人没进过学堂，但是一位典型的、传统式的顺德女子-- 尊重家婆，体量丈夫，手脚勤快，不说闲话，少理闲事，里外友好相处。对少聪这个小姑也照顾得周到。每逢少聪回家看望母亲，二女知道小姑喜欢读书看报，家务事笨手笨脚，从而不去干挠她，什么都帮小姑揽着做。婚后不久，二女就怀上了孕，丈夫、婆婆可真是喜上眉梢。1937年，游家的生活开始有点起色 -- 玉廷成家、媳妇有喜、玉求师范毕业后在汕头市找到一个职位、少聪在容奇蚕种场做了技术员、玉怡也上了小学。

万没想到，“七七”芦沟桥的枪炮声，打破了这一短暂的宁静生活。顿时，不仅是个人而是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