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门抢粮，在家建设。这是当年软件学院吕锐对我的一个评价。那是赵子忠传达的。

     广告学院成立不久，我们开始往新的领域开拓，刘老太对此很有前瞻，把我和软件学院撮合起来成立了一个数字媒体研究院。我当院长，吕锐做首席科学家，秘书长就是赵子忠，办公地点设在新落成的实验大楼十六层，也就是现在的那栋“国重大楼”。广告学院之所以有这么一块飞地，就是“抢粮”的结果。抢地盘，抢资源，刘灵常常给我通风报信，不能遗漏任何分猪肉的机会。有一次他急匆匆通知我到大学出席早会，说要分经费了。我赶过去，开会的全是几个退休或即将退休的过气领导，看我早早到会，惊奇的很。你今天怎么会出席我们这个会呢？我问你们什么会？防火安全会。我一听，拿起包就离席了。回去骂刘灵，以后搞清楚再发通知。

      其实，做院长的，基本都是这个套路，指标，经费，名额，我的就是我的，你的最好也是我的，能守就守，能抢就抢，绝对不能胳膊往外拐。所谓发扬风格，我做院长的时候没有见到过，我也没有做过。

      在家建设，如何建设？一个学院总得有办学制度什么的吧，老钟提议弄一个办学章程之类，我对刘灵说，就从新闻传播学院拷贝一个吧。他们都办了十几年，我们照葫芦画瓢就行。我心里明白，就眼下的大学所立的种种规章制度，都是给别人看的，关键是如何执行，谁去执行，有没有资源去执行。一个新办的学院，哪来什么规章制度呢，只能摸索前行。开办之初，我立了一个重要的制度，这就叫班子会制度，所谓班子，就是院长，书记和几个系主任的联席会。会议讨论内容不定，教学科研以及学生工作均有。有近期也有长久。重大事情集体讨论集体拍板。也有人对我妖魔化，说老黄霸道，一手遮天，其实都是想当然，我很明白，霸道无用，一手遮不了天。必须充分讨论发扬民主才有可能达成共识。只有达成共识才能长久做事。班子会之后就是全体会，每周必有。我不喜欢出席大学的行政会，但一次不拉参加本院大会，为什么？其实，上情下达，比如传达大学以及更高层文件，这是任何一个学院都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例牌菜，再就是互相沟通，上下左右都是有必要的，尽量把问题都摊到桌上说。我以前做系主任的时候就有习惯，不喜欢大学或学院大会但必须出席学系小会，因为许多事情要在会议上沟通。刘继南说我答应出任学院的院长是因为她满足了我的三个条件：第一是给一栋独立小楼，第二是可以和电通合作办学，第三是可以选择性地参会。后来她又说，没想到阿黄做了院长居然喜欢开会。我是有选择性出席大学的会议，诸如职称评聘，资源分配，评优之类，我绝对出席，这是抢粮，如果抢不到，学院的老师当然不高兴，埋怨院长“懒政”。本院的全体会我基本到位，没得选择。我想，如果院长不开会，不和大家见面，不能面对面地交流，那在家建设也就无从谈起。

       每周见面，说啥？我给刘灵说，文件传达要讲究，有关的，令人高兴的多说，不高兴的负面的少说，无关的不说。主要的精力放在每周工作大事上面，让大家振奋的高兴的事情就多说。如果无话可说就安排教师交流，出国回来的，出去开会的，年轻老师学习科研的，都可以在全院大会做宣讲。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老毛搞过三湾改编，核心就是两点，一是支部建在连上，再就是军事民主。支部建在连上是强调党对军队的控制。而军事民主则是颠覆了职业军人只有服从而无一线为大的传统观念。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一线出真知，出智慧。共军强悍，绝对不是军校教出来的，那个时候哪找军校呀？经验是打出来的，规律是讨论出来的，就是战争中学习战争得来的。要我判断领导的高低，看看他对待一线将士的态度就知道。大学也是如此，只有科研教学的一线才最懂大学的科研教育。听取他们的看法，吸收他们的经验，做事情就变得简单可行。

     所谓院长搞建设，无非就是张罗张罗。做院长既不神秘也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