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七七一伙儿在“徽商故里”吃喝。吃喝的由头就是王柏琳的“道歉宴”。她在一次外出聚会拍的视频放到群里引起七七编采书记周经的提醒，说这个视频叙说阿黄大学时期的故事影响不好，对方会不愉快的。那咋办？我请他吃饭呗。于是，就有了这个饭局。

  七七编采的班风大变，一句话一个照片可能就引起一场吃喝风波。什么花甲宴，名人宴花样百出，现在又开始“道歉宴”，“揭发宴”之类。昨日吃喝当中问起老周哪去了，他的老伴儿说，回大学了，出席曹璐老师从教六十年的座谈会。这个时候，周经发来照片，还引述曹老师的发言，她37岁接手七七编采，人生当中唯一的班主任。

 今天周日，灰霾过去，我在文件夹里找到2006年发的文章，名字就是班主任的故事，说说曹璐老师。

彩电事件

   我的大学时代，接触过三个班主任。第一个叫高慧然(现任的社科学院院长)，女生，76届的留校工农兵学员。

　　高老师刚来的时候，正好遇到当时的新闻系给各班发电视机。新闻系三个专业，播音专业（现在的播音主持学院前身）得到了彩色电视机，摄影专业（电视学院前身）得到的也是彩色电视机，唯独人数最多，学习最好的编采专业（新闻传播学院前身）得到的是黑白电视机。大家很不高兴，觉得不公平。和当时系办交涉的结果是，别人有视觉的专业需要，编采听听声音就行。大家很气愤，决定采取行动弄一台彩电回来看看。当时，播音、摄影都把得比较严，只有系办那台有点机会，于是，班上五六个大个子到系办论理，挡住系办主任老太的视线，随后四个小个子把黑白电视机和彩色电视机掉了个。

　　我第一次看彩电就是那个时候，真是和黑白不一样。看了三天，系办终于发现了，据说开始他们以为电视机出了毛病，拍拍打打好久，才知道掉包了。于是，责令新上任的班主任高慧然处理这件事。高老师重任在肩，一进门就劈着嗓子说，同学们，你们怎么能做这样缺德的事呢？马上把电视机给我搬回去！那天班上人特齐，但是，谁也没有动。高老师只好把班上的书记和班长叫了出去，过了一会儿，书记又把班上的党员喊出去了。高老师再次进门的时候，显得底气十足，她大声说，“我宣布，共产党员带头把电视搬回去!” 可是，她说完这句话，转身，愣了，黑板上写了这么一行字：

　　“谁搬电视谁是王八蛋！”

  高老师脸一拉，摔门出去了。在走廊上她“哇”地哭出声来，据说。

  电视机还是搬走了，因为班长老胡说了一句话，小班主任新来乍到就给整哭了，算了，黑白就黑白吧，这年头，大家宽容一点。　

  我大学所在的班级叫“七七编采”，入学平均年龄23岁，全班40人，除了一名是应届生，其余全都有社会阅历。班长书记，门头沟的矿工，挖煤八年。要当这个班的“班主任”，多难啊。高老师哭了鼻子之后，不来了，班主任位置空缺了好一段时间之后，传来消息，又来新的班主任了，叫曹唤容，也是76届的留校工农兵学员，年龄和我们相差不大。可能正是这一点，他和我们的关系没有霸权味道，倒有点像哥们朋友。他和我们相处了一段时间，后来考上了社科院的硕士研究生，走了。

  接着来了第三个班主任，姓曹名璐。

  这是何方的神圣？下回再续。

曹璐来了

曹璐来了。没有什么动静，77编采一切照旧。

77编采是一个很独特的集体，前文已经交代，年龄大，社会阅历丰富，且都是文革当年自我修炼的家伙，眼高，心大当然脾气也大。用当年班上一句俗语来说，牛×哄哄的一群牛人。从78年到82年，中国社会急剧变动，无论是国家政治还是百姓生活，每时每刻都在“翻天覆地”，77编采这伙牛人，每次大事都没有落下并在其中充当活跃的角色，而且，在定福庄掀起阵阵波澜。所以，曹璐接手这个班的时候，我想她肯定是忐忑不安，因为她熟悉77编采的种种传闻，也目睹过它巨大的能量，当时学校对于这个班级已经是束手无策了。

曹璐事后对我说，我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既然有那么多的传闻，我就下去了解一下，和你们一个一个谈，有了接触，再有了了解，事情可能就好办了。

不久，曹璐也找到我，约我谈谈心。我应约去了，就在现在五号楼一层，从下午谈到晚上，谈学习，谈生活，最后谈到自己的家庭，尤其我从来不和别人言及的母亲的曲折人生。那晚上我走出五号楼，觉得有点异样，所谓彻底敞开心扉可能就是这样的。谈话过后不久，班长老胡对我说，郭镇之考研走了，你给我当副班长吧。其实，这也是曹璐的主意。十多年后曹璐对我说，阿黄，你可以是一个动乱因素也可以是一个安定因素，学校虽然有种种负面意见，我找你谈了，了解你了，决定启用你。实践证明我的用人政策对了。呵呵。老黄真有一段被招安的历史啊。

还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大约在大学三年级，举办了一次学术研讨会，我写了一篇论文且有发言，名曰新闻界如何迎接未来挑战。文章以五年报社的经历，言及党报和商业报的变异，读者地位以及未来的趋势种种。我自己也比较得意这篇文章。有一天，校办一个人通知我，好好整理一下，正式出版。我很激动，马上叫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老婆挑灯夜战，把上万字的文章连夜抄好。第二天我找到曹璐，说到这件事，她的态度却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积。她说，文章不用太着急，我帮你看看再说。我把文章给她，她看了还给我，还是那句话，等等再说。

等什么呢？事后我从班长老胡那里才知道，对于我的文章，其实有两派意见，一派如某院领导所说，全文贯通两字：“反党”；一派是说好派，文章说了真话，有分量。然而，当时的形势是扑溯迷离，左中右敌我难分。据说也有人收集过我的表现资料，随时可以上报。“要不是曹璐挡住，十个阿黄也被划入‘右派学生’行列了”。当年的班级书记现任的央视体育中心副主任周经如是说。

我想也是，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广告学院的院长是谁呢？这需要很大的想象力才行。

专业还在办

有人说是77编采改造了曹璐，也有人说是曹璐改造了77编采。关于曹璐与77编采的故事留待以后说吧。然而，我在这里想说的是，没有曹璐，我的老婆就不会回到北京，当然，我也就不会回到广播学院。

1988年曹璐来到东京，和我谈及新闻系的将来。当时她有两个选择，一是成立公关专业，一是成立广告专业。我那个时候正跟着老山本学习广告，所以，我力推成立广告专业。好啊，成立这个专业，你回来任教吧。我说一言为定。

我计划在1989年6月16日回国，同期回国的还有在美国刚刚拿到博士学位的潘忠党。我们书信相约，暑假期间杀回广院。然而，6月4号的枪声改变了我们的行程。那段时间苦不堪言，成群的留学生聚集一屋，整天整夜流着泪水看电视。日本的传媒机构把当时的中国情况演绎成新的三国演义，有画面，有背景，且有无穷的评论。我也是在这些评议之中第一次体味到何谓“亡国”之痛楚。

所以，回国任教16年，我从不轻言“爱国”二字。

记得在6月10号，我退掉回国机票之后，给曹璐打去一个电话，说我不回去了，小潘也改变了计划。她轻轻叹了口气，说知道了，好好保重自己吧。到了8月份，我又给曹璐打电话，问及北京得近况同时，说到那个新办的广告专业，我说那个专业还能办吗？她说，那怎么办呢，学生都招了，不管怎么样，事情总得做，专业总得办。现在缺的就是专业教师。

我搁下电话，心里很难受。

我这个人，其实没有什么崇高理想，不过，比较讲信用，尤其是自己承诺过的事情。自我退掉回国机票之后，听到曹璐说广告专业还在办，心情就变得很复杂。这个专业是自己极力推荐的，又是自己承诺过的，现在，在这样的形势下，专业还在办，而自己却失信了。

我忍受了一年的痛苦煎熬，最后终于下定决心，回国任教。

1990年秋天，我要回国的消息传出去，一桥大学一百多个中国留学生齐聚桃园餐馆给我送行。

1990年11月30日，我和夫人乘坐意大利航班离开东京，前往香港。飞机落定，香港的朋友来接机，给我们递上一束花。

这一天，是我们结婚六周年。

潘婷之战

对于广告专业而言，最难过的是1992年，我回国的第二年。

这一年的春天，广告教研室的一位副主任下海了。他下海的动机很清晰，要做自己的事，赚自己的钱，而且，一年前我刚刚回来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他要下海的考虑。夏天，另外的一个教研室副主任也下海了，他的举止有点突然，因为在前一位下海的时候，他信誓旦旦地向我说，阿黄，我思考再三，决定不走，要为咱们的专业干它个四五年。他表示抽空先到南方学习学习，然后回来好好干专业。然而，就在放暑假之前，他的夫人突然对我说，不要给他排课了，他要离开学院了。“他不走，我就要和他离婚！”，夫人当时说得咬牙切齿，至今历历在目。

当年的大学，真是没什么可留恋的，要物质没有物质，要精神没有精神。记得我回国不久，一个三年级的学生大老早跑到我那个八角村的家，进门就哭了。因为他想去一个大的广告公司实习，被人撵出来，还骂他什么广告专业，瞎扯。老师下海，当时是一个潮流，我无话可说。下海的理由千万条，归根到底只有一条，钱。金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青年教师住在筒子楼，月薪不过千元，有公司五千一万地请，能够不动心吗？

我明白这个道理，于是，带着老勾和几位艺术家努力找活，赚钱。暑假的时候，正好遇到宝洁公司要做潘婷洗发水的样品派发，我们就把这个业务拿下来了。签约的那天晚上，我为一个样品多一分钱还是少一分钱和委托方争了半天。出门的时候老勾问我，干嘛争那一分钱哪。我说，傻帽，六十万的派发样品，一分钱乘以六十万该是多少钱，你算算。老勾嘿嘿地笑了。

那年的潘婷派发可以说是惊天动地。六十万份的样品，简直可以堆成小山。一户派一份，要登记，而且要有第三方做抽样检查，派发率不到八十要扣钱，不到九十不给优秀。我们先是用了两个班级做试验，一个班级做了三天就溃不成军，全跑了，剩下一个班级，眼巴巴地看着我们。我和老勾给他们做最后的动员说，同学们，专业死活就是这一仗了，老师学生都绑在一辆战车上了，我们是一支铁军，我们只能死扛到底了，说得学生们两眼泪光闪闪。

所谓的铁军就是三十五个二年级学生再加我和老勾两名教师，再加上若干勤工俭学者。当时分了几个派发点，如呼家楼，南长街，万寿路等，老勾当前线司令，在派发点指挥，我担当宣传员和联络员，骑着自行车满北京转。三个星期下来，六十万份样品派发完毕，每个参与者都感觉到落下一层皮。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对于广告专业学生而言，没有长征的福份，若问苦不苦，看看派发六十万户！

任务完成的那天，我和老勾约上三十多个学生到前门肯德基聚餐。会餐结束分手的时候，老勾对我说，暑假还剩一些时间，打算到南方看看。我说好啊，快去快回吧。

老勾到南方去了。大概一个星期后的晚上，曹璐给我电话，问知道老勾去了南方吗？知道啊。听说他打算不回来了，你知道吗？

这个消息对于我如同晴天霹雳。

情动老勾

曹璐第二天来电话的时候，情绪有点亢奋。她已经掌握老勾这次去南方的来龙去脉。说来简单，前面说到的那位原教研室副主任下海之后，回头招呼老勾一同下海。

“你光顾得潘婷派发，不知道老勾的想法吗？”

“不知道，他和我配合得很好呀”

“咳，他为了对得起你，轰轰烈烈干一场才走”

我听了无言。那边的曹璐越来越着急了，催我想想办法。我说，只能做好最坏的准备，最积极的努力。最坏的打算就是老勾真的走了，那么，除了老陈、肖虎、亚杰三个艺术老师之外，基本就剩我一个孤家寡人了。这样的专业还能办下去吗？我不得不叹服那位前任副主任的聪明和歹毒。聪明是他为自己的下海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合作伙伴，歹毒是他如此一来，一个新生的稚嫩的专业从此毁得七七八八。记不得那篇武侠小说如此描述，“江湖最毒，摧花大盗，面带微笑，温柔一刀”。广告专业被温柔了多少不知道，这一刀可很实在。

“你说，什么是最坏的准备吧”，曹璐催我。我犹豫了一下说，实在不行，就把广告专业给了电视系吧。他们一直要办这个专业，被我们挡住。那头的曹璐好久没有言声。多少年来电视系一直是新闻系的对头，这次，把广告专业拱手相让，的确很难为曹璐。

“看来只能这样了。”曹璐低声说，接着哭了起来，她一边哭一边说，没想到广告专业就死在我的手上了。

十年前七七编采毕业前夕，据说曹璐为学生的去向哭过一场。当时我没有看到。这一次，我亲身感受到了。我劝曹璐冷静，想想办法，着紧是要叫老勾回来。曹璐也同意，想办法和老勾联系，争取让他回来。

1992年秋天，开学第一周，老勾从南方回来了。他很少回教研室，基本呆在家里。我托陈宏年探探风，得到的消息说，他还是打算走，有人订好回程机票。陈宏年盯住我，问，老黄你也走吗？我苦笑了一下，我最有条件走，他们先走了，我反而不好走了。老陈说，你要走的话，先给我打个招呼，让我也有个准备。我说一定。

我清楚地记得，说这句话是在友谊商店旁边的国际大厦大堂。那个时候天上正打着雷，下着暴雨。天，黑黑的。

第二天，下班的时候，曹璐对我说，老勾今晚约我谈话，看来是最后的摊牌了，我怎么说呢？曹璐当时的脸色很憔悴。

我说，事到如今，只能是实话实说。你认为老勾是个无情无义的人，那你就和他说拜拜，多说无用。如果你认为，他还是有情有义之人，那你就用真心说话。看到曹璐强忍着泪水点头，我匆匆离开了。

晚上十二点，曹璐来电话了，声调极度的兴奋，第一句话就是，阿黄，老勾说不走了！

晚上曹璐见到老勾，没有等他说话，就说，你去哪里是自己的选择，我会尊重，不过，作为老师，劝你办好三件事情再走不迟。

第一件事情，去哪里都没有关系，先看看病，调整好身体再下海不迟；

第二件事情，现在还是助教身份，不好，等一个月拿到讲师再走，好歹对得起自己；

第三件事情，阿黄带回来的英文教材，你们早翻译好了，我帮你拿到出版社，拿着书稿走最好。

当时情景如何我无法描述，事后知道，那天晚上老勾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要和曹璐摊牌，他希望得到一顿臭骂，然后，心安理得退场。但是，曹璐说的这三件事情，把他的心理防线彻底摧毁了。

曹璐的真情化解了广告专业的危机。

80年结识曹璐，开始学习宽容。何谓宽容？热爱家人朋友，这是一种宽容；可以接纳不同意见，听得不同声音，这也是一种宽容。还有一种宽容，就是善待那些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甚至饶恕敌人。我从曹璐身上学到了前两种宽容，但是，第三种我怎么也学不会。我每每看到那些毁损过广告专业的人，不知为何总是心跳加剧呼吸加重。

现在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