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对“学部制”的另外一个理由，出自于理性的反思。十年前，我为学科和专业建设写了一个长文，名字叫“学科和专业建设的八个思考”。之所以写这样的文章是因为当时来了一个新领导，喜欢背诵名校校训，也喜欢搞点新东西，最大的动作就是从副校长开始“全员卧倒民主选举”。在教授座谈会上，就我和车晴教授提出了不同意见。领导找我谈话，说民主选举是一个潮流，你为什么不同意呢。我说，不是选举本身的问题，是对象倒置的问题。真正的海选，是选总统，选一把手，然后，由选出的领导人指定副手。我们这次的做法正好颠倒，书记校长是上面任命的，再由他们主持副手的海选。被选出来的副手应当感谢谁呢？感谢选民还是感谢上级？
这件事情深深地触动了我。大学正进入一个转折点，自然会发生种种想法和试验。成功了叫改革，失败了叫折腾。坦率地说，传大历史不长，成功不少失败也多多。在建设过程我们能不能少一些折腾呢？我们每做一件事，可不可以认真思考充分酝酿然后小步走路去做呢？比如，大学说得最多是“学科建设”，是打造“一流大学”，自然也会运用许多所谓的“创新”方法，我们是不是需要从一些根本性问题做梳理做思考然后小心翼翼做实验呢？这样做是不是可以避免程序错误而导致目标偏差呢？于是，就有了下文，很长，需要诸位耐心阅读。
2007年的文章，我基本保持原貌贴出。
思考之一：从产业化到大众化
最近从《新华文摘》看到人大校长纪宝成的一段话，言及这段时间的大学建设，存在三个“跟不上”和三个“盲目”问题。他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存在“三个跟不上”。首先，高等教育经费投入跟不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快速进程；其次，办学理念、制度建设、社会心理跟不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快速进程；第三，教师队伍建设跟不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快速进程。在大学建设方面，存在“三个盲目性”。首先，高校发展规模与速度方面存在盲目性；其次，学校升格、改名和专业设置方面存在盲目性；第三，高校贷款搞建设方面存在盲目性。应对这些问题与挑战，未来十年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应采用“低增长、稳步发展”的方针，要在充分借鉴国际高等教育大众化经验的基础上，采取控制发展速度、加大教育投入、完善高等教育结构、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等对策。
我之所以引用这段话，因为我觉得这是对于前一段的高校发展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总结。其实不只是高校建设，城市建设，军队建设，科研建设等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一个方面是社会发展很快，需求很旺盛，存在很大的缺口，另外一个方面对策错误，也就是盲目性，与发展不对位，导致了需求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跟不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客观环境，而“盲目性”则是一个主观问题，决策问题，应当着力思考的问题。三个盲目说明什么呢？规模的扩大是没有错误的，因为有需求的拉动，问题是为何扩大、如何扩大的问题，这一点和过去的国有企业一样，如果是自己负责的企业，如何扩张，扩张到多大规模，企业会根据自己的财力物力小心行事，如果是国有的而且充满“父爱”的机构，那就是领导者的喜好和意愿成为扩张的边界了。领导者无须为自己的扩张考虑成本，那就扩张成为争夺资源的手段，不扩白不扩。所谓专业的升格和改名，也是扩张的手段而已。同样存在成本制约与否的问题。二级学院如果为自己的资源制约，那就不会盲目升格专业，扩充专业，不用如此考虑，或者按照人头向上级要钱，当然就会多上专业，扩大专业。当规模扩张遭遇到资源瓶颈的时候，银行贷款就成为最好的解决途径。所以，三个问题是环环相扣，一脉相承的。
教育部的高层不是不知道这个问题，当初提出了“教育产业化”构想，就是通过市场解决这个问题。换言之，一方面存在巨大的高等教育需求，一方面存在巨大的教育资源需求，国家过去统办高等教育的路子行不通了，通过所谓“教育产业化”这个概念正好两全其美。通过扩大大学的经营自主权，增加大学收入，减轻国家负担，同时完成从国家办学转到多元办学的制度安排，诸如日本、美国等国建立的国立、公立和私立多元办学体制。这个构想刚刚出台就遭遇到社会舆论的批判。
下一步如何走呢？我认为不要被所谓的“211大学”和“创立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所蒙蔽。因为这些举措并没有解决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中国的高等教育，如果没有新的制度设计，没有资源的重新配置，没有社会资本的注入，那就只能重踏过去国有企业的老路，随着时间推移而慢慢衰落。教育部的高层当然理解这一点，所以，在“产业化”遭到批判之后，又提出了所谓的“教育大众化”，其核心概念依然是教育的产业化。
思考之二：学科与学科生命
在目前的学界，无论是一流大学还是三流大学，最为流行的词汇就是“学科”。教学一线，标语口号少不得“建设学科”，行政机构更是把“争取重点学科”、“一级学科”作为首要目标。“学科”被放在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
那么，所谓“学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看看《辞海》中的定义，“学科”是“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和“教学的科目”。“学科建设”通常是作为一个日常概念在使用，一般是指通过对学科的硬件的投人、软件的积累和优化等方式，使学科具有一定水平的过程。我查找了很多有关学科建设的文献发现，人们普遍把这个概念作为学科建设的基础，由此阐述所谓制度创新、人才培育以及硬件改造等等议论。显然，我认为上述的这种解释相当笼统和缺乏张力，对于目前各校蓬勃展开的“学科建设运动”并没有太多帮助。
对于“学科”这个概念，我认为必需首先着眼于两点，第一、“学科”是一个知识体系化的表述，它必然有其核心内涵和外延；第二、“学科”是一个知识体系动态概念，某种学科的兴衰可以反映出某种知识体系的发生、成长和衰落。
关于第一点，言及“学科”必然与以前的所谓“专业”发生关系。我对于学科内涵的理解，现在的所谓“学科”只不过是一种“专业”的系统化解释和整合。学科的真实内容，是构成大学的不同专业领域和专业层次。所谓“学科建设”的基础和核心，说到底就是专业的建设，这包括专业设计和设置，专业内涵与外延，专业教育与出口。
关于第二点，学科不是独立的，静止的，它是动态发展的，而它的发展以及种种状态与什么因素有关呢？我想，学科必然与相关产业的发展紧密相联。举个极端的例子，早年原始人时代，有了分工也就有了知识生产和管理，这就是所谓学科的发端。学科的开始，应该是混浊的，越来越分工细致，精巧，意味着某些学科已经升华，同时，也可能意味着某种学科走到了尽头。所以，我认为，学科也存在生命周期一样的东西，诞生发展成熟死亡。说到这里，触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什么因素影响着学科的兴衰呢？这就是所谓的“学科生命”问题。我认为，直接和间接影响某种学科兴衰的主要因素是与其种学科息息相关的产业状态。正如辩证法所说一切实践为理论之母一样，产业的兴衰是大多数学科的生命之源，没有产业的需求，产业的依托和产业的互动，学科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思考之三：大学危机在于知识装置老化
我之所以大费唇舌阐述学科的所谓内涵和学科的生命之源，目的就是要说，离开专业谈学科，容易导致学科无内涵，无出口；离开产业谈学科，也必然导致学科无依托无基础。说到这里，不妨再思考一下，那么专业又是什么呢？其实，这也是一种相当含混的概念，它可能是一个行业，如“广电”，也可能是一种职业，如“会计”。行业内部由不同职业构成，而职业者个人，同样接受多种专业训练。专业之间的界线，有时很清晰，有时很模糊，反映了人类社会活动的多样性和分工的复杂性。观察专业形成，同样可以看到产业的作用。新兴产业，专业是混杂的、多元的，表现为一个小规模的综合，习惯称为“行业”，成熟的产业，内部分工也日趋成熟，不同的职种界线高度清晰。专业反映在大学的教育框架就是课程体系。不同的课程构成不同的专业。然而，面对新的产业兴起，社会专业的“分离”与“聚合”同时发生，导致大学的知识框架紊乱，与大学的稳定系统发生碰撞，表现出一种矛盾：新专业，旧课程同时并存。在观念意识方面，大学经营者追求与社会同步，于是，开设很多新的专业，然而，知识体系跟进不了，使用改头换面的旧课程充数。所以，看大学招生目录，很多搞不清楚来路的崭新专业，学生一上课，发现上当了，知识体系乏善可陈。这个时候，所谓大学教育危机就发生了。
目前我们听到种种议论，说大学教育危机，那么，什么是大学教育危机呢？制度？人才？财务？其实这些都是表面的，可以通过种种方法解决。最关键的一点，大学作为社会的知识装置，知识的承传和知识的创新是大学的核心使命。那么，所谓大学的知识装置，它所承传和创新的主要就是专业知识，这是装置的内核。知识的成长，向两个纬度延伸，一是向下的，成为社会综合知识的基础的，这部分常常体现在中学教育或者社会素质教育领域；二是向上的，构成学术的象牙塔，而中核领域必然是随产业成长不断创新。大学的危机就是发生在这个中核部分。我是这样推想的，可能是内部评价标准的变化或者创新机制的萎缩，知识的形成过程偏离产业实践并继续沿着自身的学术逻辑运行，于是，极少的部分得以升华，大部分开始与产业实践脱节，所谓知识老化危机就开始了。危机最开始表现在传统的综合大学，尤其是综合的师范类大学。许多综合大学在十多年信息化的浪潮冲击之下，象牙塔尚未形成，核心知识已经边缘化，或者，中学化。大学无学。接着是专业特色浓厚的大学也出现知识老化现象，最大的症候群就是中核知识逐步与产业实践游离，迅速被边缘化。大学没有承传也没有创新，遭致社会唾弃的命运在所难免。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当务之急不是大学学术规范的问题，而是大学知识装置老化的问题。知识生产跟不上产业步伐，无创新，缺乏理论回应，这样的大学对于产业而言，就可有可无。这种危机的表现最早开始于二三流大学，所谓的一流大学依仗自身的品牌效应可以维持相当的时间并遮掩着知识老化的危机。社会在没有专业知识选择的背景下只好选择品牌。当社会发现品牌大学也是虚有其名的话，开始设立自己的内部大学。日本的高等教育历程就是如此，大学专业的空泛而导致企业大学的繁荣，同时导致大学分工：研究型和素质教育型并行。专业知识的承传和创新被企业承担。所谓的大学生充其量就是半成品。
思考之四：知识沉淀与知识爆炸
在发展相对缓慢的社会，知识的生产主要是日积月累的经验沉淀，高等教育所表现的就是知识的承传，从民间说唱的“格萨尔王”到面红耳赤的庙堂辩经到后延续千年的岳麓书院，诠释、思辨、考证所得的哲理，令我们常常叹为观止。看于丹教授讲授“论语心得”，我想，什么和谐社会，古人早就想好了，现在的许多理论阐述，真有狗尾续貂的感觉。这就是传承和沉淀的威力，拥护者视之为精华，反对者称其为糟粕。我向来不敢乱说古典。关于人生，关于来世，今人的思考远远不够古人来之深刻，因为一个浮躁的环境当然只能产生浮躁思想，当然，也有浮躁的学问。
在古人眼中，工业革命以来所产生的知识体系是相当浮躁无聊的。随后所出现的大学如剑桥如哈佛，三流而已。但是，不管如何，我们也感谢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好处，物质的还有精神的。知识从庙堂走向世俗，成为生活之工具大概也是这个时候。
人类社会知识的放量，一是工业革命时期，二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所谓信息革命时期，而信息革命所带来的知识爆炸，远远超过以往，大家常说的摩尔定律就是一个形象的表述。有学者称，在现在的信息时代，摩尔定律一直在发生作用，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已经分化为“智识”和“常识”。对于未知领域的探索和验证，可谓是一种“智识”，随时间推移，成为生活中的常识。大学的知识装置，就是生产“智识”并将其向“常识”转化。“日心说”在哥白尼时代是一种“智识”，在今天就是一种“常识”。在信息时代之前这样的转变比较缓慢，而今天这种转化是不断加速，尤其是互联网时代，所谓的大师迅速被知识洪水所淹没，大学也就危机重重。
中国的高等教育经营者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我认为有的，并且在不断调整希望追赶上时代的步伐。
中国现在的大学教育起步于五十年代的苏式教育，在明确的专业分工基础上实现人才和知识的两大服务功能。文革过程，教育饱受摧残，苏式专业框架仍在，但是内容已经荡然无存。八十年代的恢复调整，效果并不显著，九十年代开始提倡的所谓“重基础，宽口径”的背后，其实是就业危机已经发生。教育经营者试图调整原有的专业教育格局和教育思想，然而，实践证明并没有多少成功。因为对于综合大学和专业学院来说，何谓基础何谓口径都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做法，教育部的决策者把它简单化了，结果导致大学专业雷同。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部只是注意到生源扩大带来教育质量下降，于是，使用所谓的“教学质量大检查”的运动来规范大学教育，但是，纯属治标不治本。
那么，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
思考之五：Innovation”与“Entrepreneurship”
如果我们同意，大学是一架承担承传和创造的知识装置的话，那么，面对信息时代，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恢复、强化这个知识装置的创新功能。说到这里，大家觉得无聊，因为我们的周围说得最多的词汇就是“创新”二字。制度创新，思想创新，还有，最近兴起的所谓“创新型国家”的伟大定位。
如果用缺什么叫唤什么的理论解释，就是我们太缺乏创新了，一切都拷贝得太过分了，所以，连上厕所都得创新一下。我们不妨回复经典，看看所谓创新的概念起点。
创新的英语单词为“Innovation”，这是现代企业经营至关重要的核心概念。Innovation的概念，源于澳大利亚的经济学家Schumpeter，J.A.。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变动的经济才是健全的。推动经济变化的要因是什么呢？一是企业内部所存在的、由企业进行的诸种生产要素重组过程中的Innovation和经济内部自发产生的非连续变化而促进经济发展的Innovation。企业由此建立新的生产函数：一、新的财源建构；二、新的生产方式；三、新的销路拓展；四、获得新的原材料和半成品来源；五、实现新的组织建构。这五个方面构成Innovation的基本概念。
关于Innovation，已经存在很多研究视觉，其中，事业创新或者产品创新，生产方式的创新以及人力资源的创新为三个核心领域，而人力资源被称为Innovation的牵引机。与人力资源相关的重要概念就是“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
那么，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什么呢？这就是所谓冒险精神，挑战精神。第一、敢为天下先的创造性，第二、可以把握机遇，准确运用人财物达到企业目标。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一切的创新，说到底，是领导者精神的创新，能力的创新，方法的创新。最近，从《参考消息》读到一篇索尼前常务董事写得文章，名叫“效绩主义毁了索尼”，作者列举索尼近年种种失败，如“激情集团消失了”、“挑战精神消失了”和“团队精神消失了”，最后，归结于一点，早年的索尼有盛田，后来有深井，而后，领导者的“企业家精神”丧失，索尼一败再败，步入二流企业。与索尼相对应的企业是苹果，当年的“1984”让人耳目一新，后来几经曲折，直到ipod出世，挽回危局，前天，苹果公司发布手机产品，令股市为之上升八个百分点。我承认，任何创新都充满风险，正如俗话所说，创新找死，不创新等死。企业的命运系于等死与找死的一念之间，结果是天渊之别！
说到这里，诸位可能问，这是企业啊，大学就不一样。其实，大学也是一样的，看看许多大学，有名的无名的，除了政府供养的那几所，命运的安排与企业一样，在于领导者的“企业家精神”。别人的我不说了，就拿大家所熟悉的，目睹其风风雨雨五十年的广院来说，不是同样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吗？
思考之六：从广院到中传大
1978年我第一次进入这个学院的时候，规模很小，没有什么社会知名度，师生统共五六百人，大概有三到四个学系，如文科的新闻系，文艺系，工科的无线系。1990年我再度回到学院，也就是两三千人的规模，从原来的三四个学系发展到八九个学系，如新闻系、播音系、电视系、外语系、管理系，工科有发送系、播控系等。整体格局是一个依靠广电行业专业发展的部属院校。
九十年代中期，广院面对整个国家大学发展的形势，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依照原来的思路，有些专业很发达，但是，有很多的专业面临萎缩。尤其是，广院与广电的距离越来越远，越来越得不到广电的倾斜。规模小，专业特色强，这曾经是广院的优势到了九十年代反而成为劣势。这个时候，广院只能选择一种符合一般大学发展的战略，上规模同时完善学科，努力向教育部的规范看齐。这个时候所发生的两件大事对于广院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第一件就是教育部开始推广“211”工程，这其实是重新划分所谓的“国家重点”与“非国家重点”，能够进入211就是国家队，就可以在招生、资源分配、学科建设方面得到种种特殊政策，反之，学校发展没有前途，进入211成为全校共同努力的生命攸关的目标。第二件就是，广电与广院的关系要脱钩，广院本来就是为广电而生的产物，脱离母体等于行动标准、核心资源以及业务关系统统复零，广院必须在脱离关系前后找到自己的核心资源。这两件事情，前后发生，影响到当时的抉择和院系行为，同时，也考验当时的领导班子能力与威望。当时领导层尤其是一把手的功劳和威望，与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密切相关，正是因为一把手的不懈努力，从博士点寻找到突破，而后，211顺利过关，同时，也平稳过渡与广电脱钩。其时，学院得到规模的扩张发展，从三千到五千，而后一举突破万人。学院向大学改名也就顺理成章，于是乎，“广院”改名为“中传大”。
我现在还想，如果当时没有领导层的坚持和努力，广院的历史可能要重新改写，它非常有可能沦落为市属的普通高校，在三流大学之中挣扎，更甚的，可能被西边名校吞并，如中央工艺美院，数十年历史一笔勾销。连渣也找不到。那么，当时的领导高层使用了什么手段解决大学的困局呢？我以为有下面三点：
第一、 彻底的实用主义，审时度势，将政策用尽用透。领导者没有死死把在广电这艘船上，在这两者交接过程中，用透政策。对于教育部，拿到特殊的关照，同样，对于广电，得到许多诸如“共建”的支持；
第二、 绝对权威管理。只有一个权力中心，只有令行禁止，无论学术安排还是学院行政，只有服从而无反抗。这一点，利用两个心理，一是危机时期的“交托”心理，把自己的命运交给领导；二是对于胡萝卜的大棒的条件反射，顺从者得，反对者损；
第三、 集中力量应付危机。在危机的威胁之下，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只能服从，将所有的资源集中在最高层，有其统一调配，集中使用。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个巧妙的制度安排。
说到底，这是一种彻底的企业家精神在困境中发挥了作用。领导者在“等死”与“找死”之间毅然选择了后者，迎合二级学系急迫扩张的心理，进行专业的裂变而快速达到现有规模。所以，纪宝成说各个大学“盲目扩张”显然是把问题简单化了，如果没有教育部的“达标”要求，没有大学领导者为生存而“创新”的意识，没有基层组织迫切的创收需求，大学的规模不会如此急速扩张的。
广院更名中传大，也就在教育部的“重点”名册上生存下来。十多个分院，一万四千全日制学生，如此规模的大学，在领导班子换届的时候也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未来。这种思考、摸索，官方的术语就是“学科调整”。可以说，中传大这条大船，再次行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上，彷徨无着。
思考之七：船大开往何处？
传大开往何处？自广院更名以来，有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高层领导，其一、大学高速发展大规模扩张引发种种资源的极度紧张几乎难以为继；其二、进入教育部的轨道之后原来的优势特色逐渐消退出现自身定位的模糊。
一种自我认同的危机由此发生。
新任的班子从副校长竞聘到处级干部岗位竞聘而后又开始二级学院负责人调整。不停的运动反映出大学高层的一种焦灼心态。因为领导者六神无主，所以辨别不出事情的轻重缓急。从本周起，领导层启动牵涉面更大更容易发生动荡的举措，这就是上文所说的“学科调整”。
“学科调整”之所以事情重大，我以为有三点：
第一、 就表层而言，涉及到院系的中层干部人事安排。这是相当敏感的话题；
第二、 就中观而言，涉及到大学竞争力的“知识装置”，与主攻方向资源配置发生关系；
第三、 就宏观而言，由此所发生的调整和重新定位，牵涉到一个大学的中长期发展战略。
学科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适时调整是必要的，但是，宜微调而不应大动，宜细致而不应粗疏，宜缓慢而不应急躁。尤其是目前刚刚换届，屁股还没有坐稳。另外，所谓调整的指针，我认为没有必要跟着教育部的鞭子跳舞。近年来，教育部基本是依据几个重点综合大学发布教育方针，言必称一流，追欧美，说不好其实是浮夸，主观主义盛行。我在去年的处级会议发言时说过，没必要追赶清华北大，更没必要自称世界一流。中传大必需有自己的定位，这样才有自己的特色，才能找到自己生存的位置。中国其实不缺综合性大学，缺乏专业性有特色的大学。不缺乏二三流的所谓研究型大学，缺乏一流的应用型大学。我们的定位应当紧紧定在应用型大学。用特色专业培育强势专业，由强势专业建构相应学科群。在目前的环境下，我坚决反对引发动荡的调整，坚决反对简单粗暴的学院或者学科整合，任何事情都要有一定的延续性，稳定性，不能够简单地推倒重来。在这个方面其实存在很大的教训。中传大的专业和后来的学科建设，依循的规律就是由小做大，然后发生裂变。二十多年前由一个新闻系分裂成为播音、新闻、电视三个系，现在又相继成为三个学院。而三个学院当中，又相继派生出诸如广告、动画、国传等分院。这种无限制的分裂，好处是迅速形成规模，坏处是弱化了专业的核心资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XX系，十年前全国最为强势的专业，现在迅速衰落，“XX系”的核心资源，分别整合到影视艺术、新闻传播、播音主持、国传等不同的学院当中，而自身发展日益萎缩。从一个强势专业发展到萎缩专业，问题发生在哪里呢？我认为有几点教训：
第一、 专业定位问题。定位始终没有清晰，追求跳跃式膨胀，导致特色和前景模糊，影响定位；
第二、 发展策略问题。重装备强专业需要大量投资，需要资源输入，学院在没有外力的支持下，采用内卷式的福利优先发展策略，专业装备和新领域拓展严重滞后；
第三、 学科方向失误，始终在新闻还是艺术的圈子里打转。事实证明，简单地使用“学科调整”的理论进行合并和分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第四、 学科发展远离产业核心，没有提供相应的知识帮助。XX系鼎盛源于当时的电视摄影，接着切入电视节目编辑制作，与电视台发展相当吻合。然而，当电视台规模扩大，商业经营和制播分离成为主流的时候，XX学院没有坐上这班车。新世纪以来，整个电视业进入数字时代，XX学院更加远离电视运营的核心领域，所以，导致专业被边缘化。
所以，学科调整关键在于专业的培育。专业的培育，不只是要考虑自身的师资资源、设备资源以及财务资源，还要考虑专业与产业的发展关系。学科的兴衰与产业兴衰密切相关，产业兴，学科就旺，产业式微，学科也不得不调整。我认为，对于一个应用型学科的判断，有三点应当注意：
一、学科设计是不是与产业实践紧密相连？
二、学科位置是不是置身产业发展的前沿？
三、学科研究是不是回应产业的理论需求？
思考之八：广告专业怎么办？
转了一个圈子，最后不得不落到实处，你自己的这个广告专业怎么办？处在大学之中的二级学院，不能不受到大学环境的牵制，不得不应对大学的变化，二级学院只能在这些牵制、应对之中寻找自己的出路。广告学院也是如此。就广告专业定位而言，两年前为写阿张的序言，写了一篇短文，名叫“专业的浮躁与浮躁的专业”，我对于广告专业的思考，也基本包含其中。广告专业就是一个应用型的专业，追随潮流发展的专业，非常重视技能操作的专业。我们的许多所谓学术研究，大量都是属于应用性的研究，市场实证的研究。当然，在适当的时候，我们也积极进行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做什么不做什么，关键是看产业发展的需要，市场环境的需要，以及人才就业的需要。有些领域突飞猛进，有些领域迂回曲折，在我看来都是很正常的，不急，不燥，一切顺其自然好了。
如此而已。
附文：专业的浮躁与浮躁的专业
截止到2004年，中国有多少个大学设置了新闻传播专业呢？我手头没有准确的数字，就我所熟悉的广告专业来说，上个世纪80年代只有两个：一是厦门大学，于1984年设立，二是北京广播学院，于1988年设立。进入90年代，广告专业如同雨后春笋，据中国广告协会统计的数字，大约有170所大学开设了广告专业，其中不少是“学系”规模。就以我所任职的学院而言，开设的时候仅是一个五六个人的教研室，后来演变成一个学系，跨入新世纪不久，成为一个独立的二级学院，全日制的学生规模居然达到了500人！
你的师资足够吗？你的硬件条件具备吗？你的软件条件成熟吗？这些问题经常有人问及，然而，一直没有正解。师资是不断补充，但是，总觉得不够。软硬条件就不用说了，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用国际的标准来衡量，差距是相当明显的。所以，我一听到“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就觉得头皮发麻。不过，这也是一种近年来的做事习惯，不管事大事小，总要有一个概念作引领，有一个凝炼的口号作鼓舞，不然，就觉得缺少了什么。大学本来应当是稳重且保守，与剧变的环境保持缓冲，应当冷静且理智，与情绪化的流行留有距离。但是，这做不到，像我所在的这座位置北京东郊向来以“短小轻薄”的大学做不到，位置北京西边那些“长大重厚”的大学也做不到。所以，不少的文人学者把这种现象视之为“浮躁”。
的确，无论是招生规模还是专业设置，处处都有经不住推敲的“浮躁”的现象，为将来留下很多后遗症。问题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浮躁呢？而且，作为经营者和传授者明明意识到自己所为相当“浮躁”而又不得不为之，这才是悲剧所在。有些报纸称大学为“计划经济最后的一个堡垒”，这其实是对于大学现状缺乏了解。经过20多年开放改革的洗礼，大学其实已经相当市场化。就我熟悉的范围内，大学经营近50％的资源来自于社会而不是政府，所以，大学的行为不得不受制于社会环境。当社会急剧变化的时候，大学当然是无法沉稳，当产业结构发生调整的时候，专业设置也不得不重新洗牌。在大学内部，专业设置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就业率，而就业率的动因就是产业兴衰。新兴产业不断涌现，触动强烈的人才需求，能不能够满足这些社会需求成为大学能不能生存的命脉所在。大学的文化本身与“浮躁”无缘，但是，为了生存，大学不能也无法拒绝“浮躁”。这就是大学“浮躁”的根本原因。
专业设置随社会变化而变化，这是由大学自身的生存逻辑所决定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浮躁有理”。就如十五年前我所在的学校为专业生存计，不顾硬件软件的条件开设了广告专业一样。然而，这只是回答了问题的一半。如果大学的专业过于跟从产业变化，一味随波逐流，大学还叫大学吗？毕竟，业界和学界有自己的社会分工，承担不同的使命和责任。例如传媒业和广告业，可以说是社会行业中“浮躁”的代表，新潮异端，变化无常。如果大学的相属专业一味跟风，恐怕会失去了自我。
那么，什么是大学专业的自我呢？撇开那些长大重厚的理论不说，就其专业理念来讲，面对一日等于二十年飞速成长的产业，必须保持一种清醒的头脑，明晰产业发展的未来路向；必须甘于寂寞，关注产业发展的根基，在此开掘培育，随时为产业的生存和发展作出理论的回应。大学的专业教育，一是专业技能之传授，二是专业知识之创新，这是大学专业教育的基本的要素，也就是大学专业生存和发展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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