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才不管高低,交完表格就全身心投入复习了,因为只有一个月零二十天,我把所有的教材从初中到高中全部找齐,然后,分别去拜访中学时代教过我们的数学,地理,历史老师,听他们把各个基础知识脉络顺了一遍。在报社集体宿舍合住的陈铎吕平也要报考,于是,各自找地独居复习。
我在报社二楼办公室兼资料室的地方支了一张床,开始一本一本啃教材,先是数学再是地理,接着历史和政治,我想,文学之类无非考作文,先不用管。我的做法是看教材做练习题,一般不参与别人的讨论,也不做其他考题,可是,就在离考试最后那一周,突然从报社伙伴那里接到一份来自河南还是河北的数学考题,说是摸底试卷,我拿来一做,心里发凉,因为实在太难了,做不出几道。
崩溃了。那一晚彻夜无眠,焦虑无比,因为再过一天就要上考场了,题做不出来还要失眠怎么办?第二天我疲惫不堪回大石街,母亲说,用热水泡泡脚,八点就上床,自己给自己打打气,你做不出来,百分之九十的人也就做不出来了。我想也对,按她吩咐早早洗洗睡。开始还是睡不着,我想,如果还是失眠,脑袋发闷的话,我就不考了。
到了十点困意突然袭来,我一下就掉坑里了。
我日记恢复是1977年的12月16日,开头一句就是“大考四天”,那么,考试的时间应该是12月12日到16日。考试的地点在广州二十八中。开考第一道就是数学,我打开考题笑了,好简单的考题。可是,考完出来就乐不起来了,因为所有参考的人好像都在说考题太简单,大家绝对考得上。
然而,过了一个月公布参加体检名单,报社三四十人报考过关的只有七个人。
所谓的高考压力,其实不在于复习或考试,是考后。通过的和没有通过的,黑白立判,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那次,我和陈青过了,陈铎吕平没有过。我一看他们脸黑黑,就知道坏菜了。
接着下来是等大学录取,这更加难过。按照习惯,外地大学早发录取通知,然后,是本地大学。整个二月份什么消息也没有,过得有点揪心。有天晚上太疲劳,冲了一个凉水浴,轰的一声左耳失聪,后来才知道,过度紧张疲劳,发生了单侧的神经性耳聋。
临近月底,章以武很神秘地告诉我,你报的那个北京广播学院,属于一所很隐秘的间谍学院,为什么,因为所有专业都带保密的。我赶紧让在清华工作的大哥打听打听这所学校,他回报说,有这么个学院,的确很小也不知名,位置北京东郊一个名叫梆子井村的地方。
很神秘规模小,意味着招生人数很少,这就麻烦大了。我在日记屡屡提醒自己,考不上就要做其他打算。那个时候人傻,绝对没有想到提两块猪头肉拜见招生老师开后门的想法。
二月底的一天,全报社开会,陈青坐在我前边,人事处的人给她递了一个信封,我斜眼一看,是中山大学录取通知信函。她悄悄打开撇了一眼,回头对我说,中大的录取通知来了,你的呢。我摇摇头,说,估计没有希望了。那你明年还考吗?不知道,或许不考了。我想,已经过二月份了,外地大学的录取早就结束了。
3月1日的早上,我在办公室听到楼下有人大叫我的名字,说传达室有我的挂号,哪来的?北京来的!接着又有人大声喊,是黄昇民的入学通知。
哪的?
北京广播学院的!
喝呀。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不动了。阳光照进办公室,分外明亮。
(当年的资料已经荡然无存,唯独在一个古旧的木头箱子上面,看到了老婆当年的入学行李标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