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着清醒的头脑和说真话的勇气，戴煌等老一代新闻人，留下了历史的真实记录，捍卫了一个老记者的光荣和尊严。希望这种传统，不会因时代变迁和环境变化而衰减、中断。

文丨铁永功     

2月19日，在这个很多新闻工作者感到备受重视、倍加荣幸的日子，一位老记者，在距离自己供职了60年的单位不远的医院中离世，走过了自己88年苦难而倔强的人生。

他是戴煌，新华社记者、作家，历史记录《九死一生》《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的作者。他16岁参加新四军、19岁进入新华社，一辈子都与这家有80多年历史的新闻机构紧密相连，而带给他最大荣耀和苦难的身份，是记者。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对戴煌比较陌生，哪怕是新闻圈内的人，知道他的也不多了。但在记者这个行当，老一代中仍然在世的代表，我能想到的就是戴煌了。

作为战火中走出的革命记者，他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经历过枪林弹雨，见证过血流成河。他在朝鲜写出一篇小稿《罗盛教》，被选入小学课本，影响了后来几代人。他与老一代革命家和领导人颇多交集，与越南领导人胡志明也过从甚密。如果按照这个轨迹走下去，也许他能成为位置很高的新闻官，出入中南海的特殊记者，走向体制内记者所能达到的人生巅峰。

但记者追求真相和说真话的自觉，让他对当时存在的个人崇拜和特权现象忧心忡忡，大声疾呼，不久就被打成右派，下放劳教，妻离子散，九死一生。

这段经历并没有让他屈服，在被改正恢复工作后，虽已从正当壮年到年过半百，但他更加坚定勇敢，秉笔直书，开始反思以前奉命文字，写真正想写的真实新闻。在被要求按点退休之后，仍坚持记录和书写，并焕发了创作青春，写出他最著名的代表作《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填补了当代中国历史的一段空白。

在笔者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的时候，当时年过古稀的戴煌、李普，以及年轻些的杨继绳先生，是我们这批人的职业偶像。他们这些老前辈，似乎比我们年轻人更有冲劲和热情。经常看到他们埋头读书、接待来访，不断看到他们有分量的文字，发表在各种渠道和平台上。一些热点时间和问题上，也经常看到他们挺身而出，大声疾呼。

这其中，戴煌先生又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个，他个性鲜明、嫉恶如仇，又勤奋异常，常年关注社会，笔耕不辍。即便在七八年前第一次中风之后，在他不大的蜗居中，来访者总能看到他在老伴的帮助下拿着放大镜看材料，费劲地在方格稿纸上一笔一划写东西，在网络和杂志上，仍能不时看到他的文章。

虽然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苦难，也并不为很多人理解支持，但他依然坚定乐观。记得他第一次中风时，正一个人在医院排队拿药，直接被送进病房抢救，因此恢复得比较好。当时探望他的老朋友李普勉励“老伙伴们”说，我们这些老家伙，都要像戴煌学习，有病到医院去生，都多活几年，再多说几年真话。

现在，这几位新闻界的前辈先后谢世，年轻一些的杨继绳先生也失去了平台。他们一生所系的单位和新闻行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传播方式和技术进步，是他们无法了解和想象的，从业者的数量和文化素质，也今非昔比。但戴煌在晚年评价说，现在的媒体人，有好的，但为数不多，多数人是在混饭吃，敢说真话的少。

这种批评，并非苛责。无论是作为一名记者，还是退休后成为“作家”，戴煌孜孜追求也是最可宝贵的品质，就是做一个讲真话的人。这看起来是作为记者最基本的底线要求，但要做到其实并不容易，不仅需要专业主义的技能，更需要独立思考精神和莫大的勇气，甚至要经历生死考验，或成为不受欢迎的“刺头”。反思自己一生的经历和遭际，戴煌总结出一句话，“人民的记者，应该具有最清醒的头脑和一副硬骨头”。

凭着清醒的头脑和说真话的勇气，戴煌等老一代新闻人，留下了历史的真实记录，捍卫了一个老记者的光荣和尊严。希望这种传统，不会因时代变迁和环境变化而衰减、中断。

记住戴煌，记住做一个讲真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