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漂记四：香港过渡
当年为东漂设计过三条路线：第一、直线，从北京飞东京，机票很贵；第二、经香港飞东京，有打折机票，价格便宜；第三、从天津坐船到横滨，费用最低但是时间最长。我选中了第二，经由香港飞抵东京。香港的朋友很快给我买到了最便宜的机票，是意大利航空公司的。我真没有想到，四年后回国，还是这条路线，乘坐还是意大利航空。
经广州，再与母亲二哥到深圳，从深圳出关。那天早早就去了，说是罗湖关口香港方面检查很严，要花很多时间。出关之前，正好遇到雷阵雨，横风斜雨撇进棚里，我要母亲和二哥早点回去，母亲说不用，老是微笑着。我母亲就是这样，鼓励孩子远行，而且用最好的状态送行。好男儿志在四方怕什么，这是她的口头禅，也代表着他们那辈人的世界观。经过广州深圳两地的缓冲，我从北京带来的那种浓浓的悲伤和担忧已经化解得七七八八。
过关还顺利，两个小时左右就完成了，关口那端有黄伟冀在等我，他说代表玉树教教友恭候教主。
黄伟冀，当时是香港中文大学大三学生，青海认识的来路不明的那伙香港游客中的一员。他们这伙人来自四面八方，年龄相仿这是一个特点，另外就是所谓喜好旅行、讲饮讲食、摄影低烧等，若干嗜好将他们撮合在一起。在去青海之前，他们称自己为“路社”，换言之就是现在网络流行的“驴友”。经过玉树的一番折腾，大家决定把“路社”更名为“玉树教”，并把我封为“教主”。我的名号也从“记者黄”转为“教主”。从此，我的生活少不得这伙教友的滚搅，无论西行还是东漂，每次搬迁，教友们呼啸而来，一通折腾，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最有代表性的是1984年年底，我们中午举办婚礼，下午香港的阿潘、阿碧来了，还带着一个男生，我们人生当中唯一的一个洞房花烛夜就被他们搅局了。对此，老婆耿耿于怀，说新婚夜都不安宁，命中注定我们彼此要分分离离。香港诸位听到这个说法，马上寄来照片表示，教友们也在吃喜糖贺新婚呀。86年我离开北京不久，也是我老婆最难过的时候，阿潘一个人来了，摸到了西山脚下的巨山农场，给我老婆莫大的安慰。
北线阁无线电厂招待所改装的集体宿舍的新房。洞房花烛夜，阿潘、阿碧还带一个无名男生。
路社，后来改名玉树教，全员集中喜庆教主新婚。吃阿潘阿碧带回去的喜糖。
刚刚与老公分别，阿潘来了，西山脚下的巨山农场。
我也终于有机会去打搅他们了。所以教友到罗湖迎接，而后，在长沙湾下榻。教友聚会，少则五六多则数十，嘻嘻哈哈当中最多的话题就是庆贺我落脚东京，可以为他们将来旅游打个前站。
9月7日，也就是香港忙碌了三日之后，我从启德机场乘坐意大利航班离港。送我出境的有亲戚朋友、报社同事、还有教友王仔和黄伟冀。
按照计划是十一点启程，在飞机坐了两个小时，告知机器故障，下来等了若干小时，最好取消这个航班，旅客被安排在机场旁边的豪富酒店入住。当我随大家出关的时候被拦截，原因是大陆护照，不能多次往返，我一怒，找主任论理，特批了。
第二天，转乘国泰航班。当时的心情，一如《东京梦》所记述：
告别，与妻子，朋友，最后是白发苍苍的母亲；南下，经广州，深圳，继而从香港东向。
这一切，又都是在忙乱、劳累之中进行的，时时有种似梦非梦的感觉，在飞往东京的飞机上还是如此。飞机广播，日本到了，我才转过神儿来。往窗外一望，果然，是一片片整齐的农田，树林，线似的公路以及积木似的白屋红房。隐隐感到一种无言的惶恐和伤感，却又马上平复了，到达与分开，其实就在一瞬间完成。
抵达东京，已经是9月8日星期一。当出口处的自动门一开，我就看到中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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