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漂记二：我选择了东大
在玉树所触动的“到外边看看”的情绪，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强烈。开始的时候只是想改变一下环境而已。看看周围，有些同学开始考研，我觉得这也是不错嘛，但是，咨询了一下其他朋友，大家嗤之以鼻，考研做什么，那些喉舌理论你没有学够啊，考研还不如出国呢。
出国也不错，问题是去哪呢？在1985年我投了两份申请，一份是美国南加州分校的，据说那里电影电视不错，另外一份投给日本大学的艺术学部，也是电影电视著名。过了几个月，两个大学都回函了。南加州说录取了，要我交担保书，日本大学则要我先交二十万日元保证金，然后，到校后经过考试通过再交五十万日元。我和在加拿大定居的老妹商量担保人的事情，她听说我留学美国，毫不犹豫反对，你那点英语够用吗？语言不好就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你就没有办法学习，将来的留学生活就会变得很凄惨。至于日本大学的事情，也被我的日语老师陈真一顿批评，七十万日元那，这可是天文数字呀，你要打多少工才能赚回来。当时，我全部积蓄不到六千元。青海台的王沛东给我建议说，阿黄，你和我到青海挖虫草或者卖牦牛毛好了，干一个夏天全都有了。
有一天遇到国际台日语部的刘欣，他被东京大学录取了。他怂恿我放弃日本大学转报东京大学。东京大学是国立大学，学费一年才三十多万，而且不用保证金就可以上。我说，那是世界十大名校，行吗？你把当记者当编辑的经历写上没准行。刘欣让他老婆刘香织把我的简历翻译成日文，寄出去了。
1986年的春天，我收到东京大学发来的通知，录取为新闻研究所的研究生，指导教官是荒濑丰教授。看到通知书，我知道，这回真的要走了。其实，从玉树动起改变环境的念头之后，我每走一步，既没有计划，也没有安排，纯粹就是随波逐流。看看当年写的《东京梦》，如实地反映了那个时候的状况：
“1986年春，接到东大的入学通知书后，我觉得真的要为留学做些准备了。所谓自费留学，亦即出洋谋生，前程如何，谁也说不清。我的妻子，天天张罗着为我准备几打袜子、几打裤衩以及四季服装，忙得很，而我则无所事事。手头的工作是编唐蕃古道的一部分片子。为这个节目，我在青藏高原奔波了两年多，虽说要去留学，临走前还是希望多干一些，好歹对得住自己的劳动。不过，当时的编辑组好象中了邪，人人火气特粗，动辄就骂街、吵架。我觉得无趣，干脆静下心来弄自己的。我开始做了个计划，每日起来练长跑。我想自己那点自学的日语，唬国内同胞可以，在东京街头玩真的，不觉心里发毛。在东京找不到好活，就得于粗活，体力活，有副好体力就是本钱。然而，光体力还不够，似乎还得有一种经得起变故、种种折磨的神经。于是，我又开列―个精神锻炼的计划。稍有空余，闷着头想想留学中可能遇到的坏事，灾难以及应付事变的对策。我嘲讥自己无聊，干脆停止这种“锻炼”。行期愈近，愈是无所事事。自己觉得这样不好，但又无可奈何，只好对自己说：既来之，则安之。死活由之……”
1986年8月29日，我拖着一个硕大无朋的箱子，踏上了东漂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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