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漂记一：玉树触发的人生转折
混沌理论说，巴西的热带雨林一只蝴蝶煽翅，引发印度洋的海啸。在人的生命连环当中，有没有混沌理论呢？当中一个不经意的触点，改变了人生轨道，结果导致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
我觉得有。如果我不在1984年结识一伙香港朋友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在1986年出国留学。如果我不出国留学的话，就不会学成归来当老师，那样的话，我现在可能还是央视的普通记者，或者，官至副处，是一个患有脂肪肝的黄主任之类。呵呵。
1984年夏天我和摄制组刚刚从青海玉树回到西宁宾馆休整，忽然有一天下午，一个香港的小女生操着港味十足的普通话问我，“洗脚水在哪里？”，我用广东话更正说，是“洗澡水”吧，让对方吓了一跳，得知我是老广，电视编辑，熟悉青海，瞬间，我的房间塞满了香港人。那一天我好生得意，把摄制组使用的军事地图铺展在地板上，给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们讲述民和的牛皮袋渡过黄河，乐都的瞿坛寺壁画，青海湖边青藏路百里黄花等等，当然，说得动情的是玉树，距离西宁八百公里处，翻越唐古拉山，途经黄河源头，临近西藏昌都，河流、草场、雪山、森林，文成公主庙，还有八月的赛马会！这些香港人，年龄和我相仿，原来准备经西宁到格尔木进藏，最后全部改变主意，要跟着记者黄杀入玉树，参加赛马会。
一个星期之后，我和那些香港朋友前后脚到达玉树。我是第二次到玉树。总编辑王娴专程从北京赶到玉树，组织两支摄制组拍摄玉树的赛马会。
草原的赛马会是一年一度的盛事，百货交易，歌曲舞蹈，还有射箭赛马等等，持续两周，热闹非凡。摄制组上上下下都很忙碌。有一天，我被告知到王娴住处开会。我按时到达，除王娴还有青海电视台的王怀信，央视的张文达，屋内气氛很严肃。
“小黄，说说最近的情况吧”，王娴说。我说很正常啊，工作，生活都没有问题。“不正常吧，我已经掌握很多情况说明问题严重！”王娴很严肃地说。我听了惊愕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王娴打开话题，一二三历数摄制组内不正常现象，如主持人老孟的二百五表现，音乐编辑王益平装疯卖傻谈情说爱，还有你，小黄，表现失态，让我们大失所望！我一听，更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我辛辛苦苦到底有什么不好呢？你，有三大罪状！第一、经常和青海台吵架，没有处理好两台关系，还向省长告魏台长的状；第二、不尊重老同志，动不动就骂张文达；第三、严重违反外事纪律，和一伙来路不明的香港人勾勾搭搭，出卖摄制组情报，赛马会途中还和一个加拿大女子跑上后山，一去就是两个钟头，不知道做什么去了！
我对这三大罪状逐一解释，对于第一条，是因为对方克扣钱粮车辆引起的；第二条，是摄影师张文达的出工不出力引发，我举例说，四点起床赶路一个钟头爬山两个钟头到山顶，说是胶卷忘记带了，我气不过不得不骂。至于第三，简直就是荒唐，这里是海拔四千米，上一个台阶就要喘大气，能干什么，至于出卖摄制组情报，四人帮倒台八年了，怎么还用这个调子呢？
你来我往争论至深夜。我计算了一下，统共吵了五个小时！最后，王娴拿出杀手锏，小黄，为你好才特意劝说你，不然，我把你撤回北京，后天就跟着老孟、王益平回去。我一听，不吭声了，从来没有过的屈辱和挫败。结束的时候王娴宣布，我暂停编辑工作，改做剧务工作，换言之，从摄影组的编辑转为伙夫头。
第二天，整个摄制组气氛为之一转，没人敢吵吵闹闹说说笑笑，都是低着头工作，我就到伙夫的帐篷报到，统领两个伙夫，三个马夫。第三天，老孟和王益平撤离摄制组。
香港人闻到气味，也在赛马会上销声匿迹。
那天晚上，我和香港人聚集一起，点着蜡烛闲聊。他们说，看到我脸色不好，估计出了问题，他们不好问，打算明天撤回西宁。我装着很镇静，说没事的。其实，我已经知道事情比我想象的严重得多。摄制组的矛盾，导致青海台上北京告状，且把我当作枪打的出头鸟。王娴要保我，罗列所谓的三大错误，希望我做一个检讨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是，我并不领情，反而据理力争，双方将死在那里。这种状态令我感到烦恼，本来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要搞得那么复杂呢？小事变大无限上纲，这不是文革时代的东西吗？我对此有一种本能的反感。我本无辜，香港朋友更加无辜，但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真是有点不够意思。就在这时，大家话题说到九七。
回归了，也和你们大陆一样了吧？香港朋友问道。
不会的吧，我说。（那时我不知道老邓说一国两制）
离开已经深夜，感到胸口疼，有说不出的压迫感。就在那天晚上我忽然萌发一种想法，是不是该出去一下，呼吸呼吸自由的空气呢。
（注：从此，这伙来路不明的香港人紧紧追随和见证我的生活轨迹。从八四年夏天玉树归来，冬天的结婚洞房夜到后来的东京巢鸭，再后来的八角村、电视台塔楼，处处留下踪迹。当然，六四七九新世纪也是同呼吸共命运……这伙香港朋友，估计今天也在潜水看帖，我很想问他们，回归十年了，和大陆一样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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