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理想图像过于宏大，破碎了也就破碎了，只不过十六七岁的青春期开始有思想了，以前看到打到刘邓陶，因为太小就不会有太多的想法，这次会多想一下，但是对于伟大领袖的英明决策我是没有丝毫的怀疑，把一切不好的不合理的东西都归咎于摔死在温都尔汉的林彪也就万事大吉了。我们的老师就是这样给解释的。我也渐渐为之释然。

春天开学，班主任章以武和连长许桂幸找我谈话，说高考可能要恢复了，要好好备课应考。我那时是班长，学习成绩没有年级排名，全班第一倒是事实。直到现在中学同学回忆当年老农的情形，只用一个字形容，那就是快。数理化的考题通常在发卷之后十五分钟内我就交卷，那些坐我边上的抄卷者说，幸好我们替你作的检查，不然你就拿不到第一了。

我对应考充满憧憬，意识到也是将来人生的一个出路。那个时候实行上山下乡政策。我的二哥已经到了海南岛兵团，三哥分配去了工厂。轮到我要么留城要么下乡。如果有高考，我就可以回避抽丁的命运了。然而，不到两个月章以武告诉我，不用准备了，因为高考取消了。等我后来去了报社工作才知道，从七二年开始主流媒体展开了批判“复辟回潮”运动。江青姚文元等人控制着媒体，矛头所向就是周恩来，而罪恶之一就是恢复直考，那就是“复辟”。

高考不成去哪呢？其实没有太多的想法，走哪是那就是基本的想法。 因为那个时代没有太多个人可以选择的机会。下乡的悲惨社会已经知道，如果想逃避，除了偷渡没有别的办法，出身于“革干家庭”的我，当然不敢想这些背叛祖国的事情。进报社也是纯属偶然。七二年广州日报复刊林里出任社长，他一向观点就是不用新闻系学生而是直接从高中生培养记者。当年从各个高中招了十五名学生，关于那次招工我曾在“边缘游走”的一个帖子上写过：

“17岁的夏天广州日报招人，章以武和那个连长推荐了我。记得有一天，一个军人来到我所在的广州二中要看我的作文，而后，又要看平常作业，他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他就是我的领导殷勤，一名军旅诗人。”

当时报社的培训方式也很奇特，必须在各个基层部门转一圈。我做过厨房、排字、发行，然后做校对。所有工种轮遍之后才上编辑部。我也曾回忆过领导开始让我到文艺部后来觉得我缺乏锻炼又搁回校对组，而且，一搁就是半年多。

     " 夜班校对，半夜两点上班四五点大样一出就可以下班，然后睡觉，然后起床吃饭打球，然后睡觉，然后上班。看到同时进报社的年青人蓬勃向上自己无所事事，有点难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被边缘化了。这个时候认识了资料室的郭永华大姐，她早年是《羊城晚报》“五层楼下”的编辑，很红。当时也被边缘化了。可能是同病相怜吧，她说如果没事做就到资料室看书吧。从此，每到郭永华晚上值班我就溜进书库。当时的书库没有开放，积满灰尘，我在两个书架中间摆一张凳子再把电灯放得低低，随意从书架拿出书，吹掉灰尘瞎看。第一本书是杨绛翻译的西班牙小说，叫《小赖子》，接着是塞万提斯的《唐吉柯德》，再接着是马克吐温得《汤姆沙耶历险记》。书一本一本地看，有政治有经济也有历史。”

那时报社有政治学习每周一次雷打不动，从下午一直到晚上。学习《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等等，还有批林批孔的资料。《论语》就是那个时候读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是很好吗?怎么要批判呢?不懂。当时，有两本书让我震撼不已。一本是《赫鲁晓夫回忆录》，当看到那些被敬仰的革命家原来也是猥琐不堪蝇营狗苟，简直惊呆了，直到后来才明白，领袖也是人嘛！我估计“说大人则藐之”的脾气也是那个时候得来的。不信了，真的不信了。还有一本就是《第三帝国的兴亡》，开篇那段歌德对德国人民的评价令我至今不忘。

“一想起德国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伤他们作为个人来说个个可贵作为整体来说却又那么可怜……..”

那时正是四人帮和周恩来激烈交锋，在报社听到的文件传达常常会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声音。谁是实事求是谁是胡搅蛮缠，心里是知道的，但是，不能说，更不能议论。因为那个时候有这么一种说法，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立场不同，所看到的就会不同。看到不好的问题，只能说明你的立场不对，思想有问题。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和大家一样，只能说违心的话，久而久之，你就没有思想了，被洗脑了。老大哥无处不在，连你的睡梦都被监管起来了。

 人要是没思想可能会很快活，有思想真是很痛苦的事情。那个时候常和几个初中同学一起议论国家大事，还正经八倍学习原著经典，也交流各种观点看法。后来家长出面把我们驱逐出客厅，说五七年的右派就是这样形成的，胡说八道就被打成右派，全部拉到青海劳改！我们只好去露台讨论，随着讨论到文革好坏，讨论到伟大领袖的对错，四个人分成两派，最后分道扬镳了。

那是我最要好的中学同学。

 那是最痛苦的时候，绝不只是物质的匮乏，精神的封闭奴役比什么都痛苦。你发现了，你明白了，可是周围全是浑浑噩噩，（现在看来都是装的）就连家人也不敢说，不能说，憋死你了。一九七四年的初冬，我在上班路过北京路口，看到好多人聚集在骑楼下看大字报，标题是“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文笔犀利，矛头直指当下的文革领导者。十多张大字报看得让我回肠荡气热血沸腾。

“一个人的脑袋能够代表八亿人的脑袋吗”，呵呵，终于有人站出来说话了。真是无比畅快！那几天上班看下班也看，我对老爸说，有这么个大字报，他马上如临大敌，说你绝对不要去看，看了要中毒的，要出大问题的，全家都被连累！

果然，当局开始组织全面的批判了，用搞辩论会方式进行反攻。我出席了市政府组织的那场“辩论会”，第一次看到李一哲的笔者之一李正天。他身穿黑衣，带着眼镜，一个秃脑门的文弱书生。他一发言就有数十人的声浪盖过去。最深印象的是一个人上去问，李正天你为什么说革命死了?你反动，台下马上应和，打倒反动派。李正天不紧不慢说，我的标题叫“革命死了，革命万岁”，这是列宁说的。就在全场尴尬不堪的时候，一个彬彬学者模样的人上去给他抽了一记耳光，换得台下一片喝彩。

我实在看不下去，中途离场。我就想到歌德说的，作为个人，各个可爱，作为整体，真是可怜。

  回到报社的宿舍很难受。正好在读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多夫》：

 
    “悲观者沉吟叹息而勇者面向光明抬起他们纯净的眼睛”。

 
    忽然泪流满面。我是勇者吗？我在寻觅什么呢？

    那一年，我正好是二十岁。

    后注：建议学生上网找李一哲，有南都人物的采访李正天。当年给他平反的就是习仲勋。习书记说，我们做错了，我们改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