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两项重要实践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我们还进行了两项重要的实践，并且都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其一是我们在2005年组建了有线数字电视数据信息中心（CCData），中心采用世界领先的RPD技术和Hypertext监测技术，以海量监测数据为基础，对数字电视平台相关数据进行监测。CCData的成立帮助我们从实践上解决了海量信息处理的问题，在全球取得了领先的地位。并且最终在2010年底，国际数据研究巨头尼尔森重返中国，尼尔森网联成立，采用的就是我们的团队、我们的技术。

第二个重要的实践是在手机媒体领域。我们成立了依托于MMDC研究基地和CMMB媒介数据研究中心，来持续深入地进行了涵盖电信式移动媒体、广播式移动媒体和互联网式移动媒体的受众研究，媒介传播效果研究，已经开展了中国联通手机电视收视监测，中国联通手机广告效果监测，中国移动二维码效果监测和CMMB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收视率监测等系列研究工作。同时我们还开始做内容，创立了中国传媒大学手机电视台，这在全球也是首发。手机电视台主要从事数字移动媒体内容及产品的形态研究和孵化开发。目前在手机电视的基础上，我们还正逐步向手机报、个人信息终端富媒体应用等内容研发领域拓展。

就在我们正在做内容的时候，我们发现手机电视或者新媒体的内容发展就算再完善，但是原有的传输体系没有得到改革的话，其实内容产业是很难成型的，最核心的障碍有两个：一个是来自网络传输者的垄断，内容在上游，拿不到利润；一个是内容没有好的版权交易体系，它得不到保护，交易也得不到保护，形成不了很大的市场。这也为我们后面所提出的“内容银行”埋下了伏笔。

(一)              第四阶段：对平台的深入研究（2010-2011）

从2008年“信息平台”的初提，我们的研究深入到新媒体的内容平台、信息需求平台和网络传输平台等领域。并且逐渐进入到了对平台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

1.      对平台的深入研究

围绕平台问题，我们先后发表了《数字媒体时代的平台建构与竞争》【22】，《三网融合背景下的"全战略"反思与平台化趋势》【23】，《三网融合下的‘全媒体营销’建构》【24】,《报业救赎：从‘全媒体’到‘全媒体营销’》【25】。前两篇论著从围绕着广电和电信系统在博弈中的竞争战略和路径选择展开，确立了基础平台的运营关键在于延展性和规模性等核心指标，由此必然选择“基础平台捆绑核心应用平台”的发展路径。而后两篇则是聚焦到融合平台之上，以各方力量所构建的新型商业模式为基础的探讨，我们称之为“全媒体营销”。我们不仅给出了全媒体营销的概念和解释，以及理论构建的架构和实践方向，还从传统媒体的全媒体转型的角度，提出了破局的思路和对现有实践的反思。

显然，到这里我们对平台微观层面的深挖已经开始了。同时，我们也已经注意到数字化技术所带动的三网融合的内在动力与平台机制密切相关，并且还试图从宏观的角度切入寻找新的突破，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去年的论文《三网融合：构建中国式“媒・信产业”新业态》【26】和今年的论文《游走于市场需求和国家意志间的三网融合内在逻辑》【27】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并且在海外的学术会议上与世界各国相关领域的学者进行过探讨。之所以发生“三网融合”，产业驱动力在于信息平台化，而阻碍三网融合的进程，也是基于信息平台的复制性竞争。由于中国现实的国情，中国式的三网融合，不是单纯的市场、技术和利益的融合，也不是行政机构和事业单位的融合，而是在意识形态参与主导下的有中国特色的融合，是要构建一个以媒介意识为高地，以内容、网络和服务为骨干基础的崭新的媒•信产业，即媒介思维为主导的三网融合。

2.      平台研究的总结

最终，我们十年新媒体研究汇聚到平台。2009年初，谷虹在确定以“信息平台论”作为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我曾将其比喻为一个“爬雪山过草地”的学术之旅。从确定选题到概念界定，从提纲拟定到观点论述，从研讨汇报到写作成文，历经了两年多的时间，到2011年终于成稿,形成了她的博士论文《信息平台论：三网融合背景下信息平台的构建、运营、竞争与规制研究》【28】。这是我们团队新媒体研十年的一次总结，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信息平台和平台运行机制的专著,对于平台问题进行更加深入和系统的探索整理，这该论文既是我们十年数字媒体研究的一个核心理论的整理，也为我们未来的十年研究拉开了序幕。

一、             研究突破

抛开时间这条轴，如果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纵向地梳理我们在这十年的研究，离不开一个核心的定义――何谓“新媒体”？

起初我们顺着产业化进入到数字化研究思路的时候，技术也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我们需要知道新的技术应用之后，跟旧有的传统相比，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变化。那时候我们已经发现了重要的产业板块和产业的定义，同时我们还必须寻求到什么是新技术的逻辑起点，作为我们研究的出发点，也就是新媒体到底用什么定义？

最终我们采用了《连线》杂志对“新媒体”定义：由所有人面向所有人进行的传播(communications for all，by all)。

虽然这个定义不是那么规范、严谨、学术，但是能向我们解释一些东西，能够把新媒体的现象很凝练地表达出来，这成为我们的一个标尺。最重要的是，我们从中进入到了传媒产业固有的三个板块――生产、传输和需求。于是，接下来我们的研究则分别围绕着这三个板块所发生的变化为出发点。

(一)             生产层面――对内容的研究和突破

不论是哪种新媒体，其表层的商业模式探寻都必须构建在核心内容生产与服务基础之上，数字传播技术对媒体的改变是全方位且根本性的，所以我们得从产业链的顶端即内容的采集传输层面进行重新思考和梳理。内容是整个新媒体产业链的上游，其数量规模、生产和传输模式改变等新的发展状态决定了产业的基本走向，于是我们的研究从内容产业论提出个人作品，商业生产和内容产业规模化的问题，指出内容将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并成为数字新媒体的核心,详见《内容产业论》【29】。

内容产业再往前走就是媒体自身处理内容信息的系统集成情况，也就是台内的数字化。但是台内数字化它必然要涉及到生产体系、管理体系和信息体系的完善，这正好落在黄河的博士论文《传媒数字化管理》【30】上。这篇论文很重要的核心突破在于，当时我们在谈内容为王的时候，生产层面的媒资管理系统和营销层面的信息处理系统是两条平行线，没有交集，而黄河的博士论文提出要把经营的信息库和节目的信息库打通，通过协调使之变成强大的指挥系统，台内数字化的问题不再是片源的数字化问题，还是决策的数字化的问题、经营的数字化问题。

在对内容的研究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个被大家广泛探讨的话题：内容为王。就是数字化之后，必然出现多种媒体，渠道开始变得丰裕，而对于内容而言，只要它的生产体系能够面向更多种类的信息终端，提供海量的节目内容，它就能为王。这是一个单纯的观点。对于这个观点，我们旁借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日本电视新闻中心的媒资管理系统，它的600个编辑终端，能为高清、标清以及手机电视频道提供服务；另一个是BBC新闻中心的媒资管理系统能让一个记者素材可能经过1500个编辑终端利用加工。这两个例子说明了媒资系统是媒体数字化的重中之重。当时我们认为：对于广电系统而言，媒资系统一旦解决，它的内容存储、内容分发就能迎刃而解。同时这个壁垒又是别人所无法逾越的，是广电非常重要的领地。

但是，周滢用她的博士论文《内容平台――内容王国的再建构》【31】对“内容能不能为王”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周滢，2010)。她的核心观点是随着信息需求的平台化，信息传输的平台化，内容生产也必然从单极走向多元，融入一个开放的平台体系。此时如果我们不用平台化的思维去重新解构内容的话，原来我们所谈及的内容竞争，这个神话是不存在的，那么所谓的“内容为王”仅仅是传统媒体的一个幻象而已。

更进一步的是，随着数字终端倒逼的海量内容需求，以及众多内容个体自由自主地进行内容创作，如何构建一个多元立体开放的平台，一方面能够确立对内容的监管，做到内容安全，另一方面能够激发机构和个人等创造者的生产能力，更能够搭建一个内容交易平台，使得内容在流通过程中不断增值，于是需要评估内容价值，确定流通货币单位，促进内容交易流通产生增值，并且保障存储分发安全的“内容银行”呼之欲出。

(二)             传输层面――对网络的研究和突破

我们新媒体研究层面的第二个突破在于对网络和传输的研究。

在我们研究的初期，我们对于新媒体网络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有线网、无线网和卫星网这三大实体网络内容传输的基本属性和数字化现状的关注。并且最终从对有线数字电视网的研究形成了常态化的、年度的数字媒体的报告：《中国数字电视报告（03/04/05/06/07）》【32】【33】、《中国数字新媒体发展报告（06）》【34】、《有线数字电视试点报告(06)》【35】、《中国数字电视市场报告（09）》【36】。在卫星电视网领域，我们形成了《中国卫星电视产业经营20年》【37】。在地面无线广播网、卫星数字电视网和移动多媒体广播网领域，我们形成了《中国数字新媒体发展战略研究》【38】。

就在广电的有线、卫星和地面无线网络如火如荼地数字化改造之时，广电、电信两个部门的网络博弈竞争问题也接踵而来。王伟的博士论文《融合与转型――数字媒体时代我国电信与广电的博弈思考》【39】就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博弈关系。并且在广电、电信未来发展中谈到广电和电信，本来是两个平行线，一个做内容，一个做用户，但是随着新媒体网络技术融合的推断，两者之间产生竞争，而且都在朝着对方最强的那一块在进入。因为如果要按照管理学的角度来讲，应该是把自己那一块做强。可为什么急于进入自己最弱的那一块呢？这为我们后续的研究提出了疑问。

2008年广电总局和科技部提出了下一代广播电视网（NGB）的概念。同时我们受到国家广电总局社科研究基金项目的委托开展了《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发展战略研究》【40】。通过这项课题，我们从宏观政策层面、发展战略层面和具体的内容和业务运营层面对NGB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之后，随着我们和越来越多的电信企业、互联网企业的相关横向课题的研究和探讨，以及我们自身在手机媒体的运营实践，使我们对手机媒体的战略规划，手机报的内容集成，手机视频的业务规划，手机广告的商业模式，互联网广告模式和监管，垂直网站的运营模式，互动营销传播战略、移动互联网的内容和业务传播方面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这些在《媒介》杂志2010年5月的“电信巨头的媒体野心”“、以及2011年2月的“互联网江湖”的封面主题进行了呈现。至此，我们由对网络的单纯研究逐渐涉猎到了广电，通信和互联网三个领域的研究，我们的视角也包涵产业政策，运营管理，内容集成、营销传播、终端革命等各个方面，更是打通了国内状况和国际发展的广域视野。

于是接下来，谷虹的博士论文，解释了前面王伟的疑问：那就是在平台竞争自有的规模性和延展性的特征下，各自都朝着平台化的方向发展，谁先占领平台谁就掌控了整个市场。在这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中，平台的竞争就是复制性的竞争。尽管广电和电信二者的优势恰恰是对方的软肋，但是核心应用平台的全景则是高度相似。所以，对于基础平台，广电和电信都在牢牢地把持着，并且抓紧升级扩张；对于核心的应用平台，双方则在伺机整合资源，相互进入。

随着我们视野的放开、以及信息平台理论框架的清晰，随之而来的“三网融合”使我们对网络平台的思考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

之所以发生“三网融合”，它的产业驱动力在于信息平台化，而阻碍三网融合的进程，也正是基于信息平台之间的复制性竞争。因为平台不是和平共处的，也不存在相互扶持，它必然是替代性的。我们越强调融合，双方就越要给予对方的强势去做，就必然越会产生更多的替代。但是无论是广电替代掉电信，还是电信替代掉广电在中国都是行不通，所以最后三网融合的替代论就演变成了以谁为主导的问题。如果是一个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的话，那么就只能是依靠资本的力量、技术演进的力量来决定。但是政府的力量一旦加入其中，主导权的发展就在于政府的倾向性了。所以，我们否定了在我国网络融合的替代逻辑，提出共存，同时由媒介来引导的理念，“媒介思维”，在国家意志和市场需求之间网络融合从“3+1”向“1+3”的模式过渡，这些核心观点就是基于这样思考而产生。

(三)             需求层面――对用户信息需求的研究和突破

但是无论是海量的内容生产，还是海量的内容传输，最终的落脚点是满足用户的欲望和市场的需求，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合理的运营架构，才能产生可持续发展的营收模式。因此对于用户的信息需求研究也是我们新媒体研究中的重要主题。

2006年，我们进行了一项关于数字媒体状况下的用户信息接触行为的考察，我们分别针对城市家庭和个人两类用户进行了调研。家庭用户方面，主要以数字电视用户为考察对象，于2007年初在10个城市展开家庭用户收视行为考察，同时与传统模拟电视的收视进行对比；在个人用户方面，我们于2007年初针对移动状态下的个人用户的信息接触行为进行了考察。通过考察，我们证实了之前对于受众在传统大众传媒时代所形成的信息接触行为正在随着数字传媒时代的到来而悄然改变的假设，详见《数字传媒时代家庭与个人信息接触行为考察》【41】。

到2007年，也就是我们最早萌生“家庭信息平台”和“个人信息平台”概念的时候，我们没有采用当时一般的说法，比如信息库，比如维拉斯家庭计划，比如家庭音响中心。为什么要用“信息平台”这个概念呢？这还要回应到我们最早、原始起点的一个概念，就是新媒体时代任何人都能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信息发布者，所以人在新媒体的行为和言语都是基于这个信息平台的，人的区分可以依据人群来划分，不同人群的信息需求是不同的，而新媒体的发展的根本正是在于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

当我们基于“家庭信息平台”和“个人信息平台”，从用户需求的角度去再看新媒体的时候，发现其实所有的新媒体核心不是技术问题、传输问题，是需求的问题，需求的问题至关重要。于是王薇的博士论文《论家庭信息平台：掌握数字传媒时代的家庭需求》【42】，张豪的博士论文《个人信息平台研究》【43】，以及随后张余的博士论文《双向多业务数字电视的受众测量》【46】和马澈的博士论文《受众视角下的个人移动媒体形态变化研究》【47】又分别从家庭用户需求和个人用户需求的角度对家庭信息平台和个人信息平台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探索。张余的团队――CCData，更是依托杭州华数的产业实践平台，搭建了海量信息处理平台，解决了有线数字电视用户测量、数据采集、需求洞察和价值评估等一系列问题，为家庭信息平台从理论概念走向产业实证提供了有力的抓手。

就在我们朝着用户需求的角度继续往前走的时候，IT服务商和制造厂商为主导的“以目标用户为中心”的终端新法则出现了。我们发现眼前的终端已经不再是媒介向受众传达信息的工具，不再是金属外壳包裹下的简单产品，而是拥有控制用户、影响用户内容和业务选择、参与用户信息和商品消费的传媒新角色。我们将这些对于终端控制“用户”的思考体现在了《媒介》杂志2010年11月“终端风暴”和2011年12月“海外传媒新贵”这两期封面选题中。

(四)             政策层面――贯穿十年研究始终

我们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研究媒介，也一直纠结于媒介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但是逐渐发现媒介改革所依循的逻辑和路径，其核心是双面属性下的做大做强，即不完全市场化，也不完全事业化，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同时起作用。所以在我们对于新媒体的内容、网络和需求的焦点研究背后，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就是对于政策层面的研究。

这里最早的著作当属周艳的博士论文《我国数字电视产业政策的形成研究》【48】，其以数字电视的产业政策形成研究为基础，探究了新媒体的政策逻辑与市场逻辑、技术逻辑的碰撞与博弈。和这个博士论文并行的还有一些发表：《突破博弈 决胜��2003－2005中国数字电视发展扫描》【49】、《从苏州到杭州――中国数字电视发展过程中力量博弈与制度重构》【50】以及《中国有线数字电视发展历程与趋势展望》【51】。这些发表从另外一个角度阐述了新媒体政策形成与演变过程中的内在的东西。我们从中也发现传统媒体的改革和新媒体的发展问题，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博弈过程，它涉及到很多的利益，不仅是几个产业之间的矛盾，还有政治、经济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这之后几乎每个时期，我们都有对于宏观政策的走势、变动的把握和预判。因为无论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碰撞，、广电和电信行业的竞争，还是媒体内容的集成、网络渠道的平台化，服务质量的规范等发展都必然会受到宏观政策的影响，因政策之变而变。所以几乎我们的每一个论文、著作或者纵向和横向的课题研究中都不可避免地牵涉到对政策层面的把握。

正是因为对于新媒体政策从宏观管理和中观行业运营反馈的解析和把握，在2010年“三网融合”重提之后，我们认为中国的三网融合说到底是要迎合中国国家信息战略布局的现实需求，因此政策的逻辑也必定会影响到我国三网融合的发展路径。因而我们将自己对行业的判断体现在《三网融合：构建中国式“媒・信产业”新业态》【52】和《游走于市场需求和国家意志间的三网融合内在逻辑》【53】两篇论文之中。而现实的产业发展也与我们前期的预判惊人地吻合。

二、             焦点研究，汇聚平台

十年来，从广电的数字电视到互联网新媒体，从固定到移动手机媒体，从网络，内容，到需求和终端的演变，从产业政策与市场运营的博弈等各个方面的追踪研究，我们隐约察觉到新媒体产业在数字时代的变革，绝不仅仅是商业模式、产业链、发展战略的简单调整，其传播从内容集成，业务规划和服务营销，都体现在“平台”的运作上，整个产业正在从传统的单一走向多元，从封闭走向开放。

但平台到底是什么，平台怎么发展，平台对新媒体的海量信息怎样处理和怎样支撑其运营呢？平台在数字时代发展中与以前不同的那些深层规律和内在逻辑到底是什么？

我们提出的“平台”是一个难以把握的具有复杂内涵的概念。从思想层面讲，它意味着开放、共享、平等。从商场运营层面讲，“平台”有利益、有控制、有竞争性的主体。而上升到国家信息战略层面，平台的价值则远远超出经济层面，加入了政府信息监控和公共信息福利等重要考量因素。

我们研究和实践的信息平台理论，跳出了产业应用层面和具体的业务范畴，打破电信业、传媒业和信息技术产业原有的理论边界，一方面从学理层面剖析各种类型的信息平台共通、内在的运行机制和规律，另一方面更是在张余、王薇等团队的实践中揭示信息平台在构建、运营、竞争以及规制方面的原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搭建一个针对未来媒信通融合大产业的平台理论体系。

我们的平台理论聚焦于未来社会从信息的“匮乏经济”迈向“丰裕经济”过程中那些根本的、深层次的矛盾，系统地解答了新媒体时代信息产业的本质差异性，为产业融合与演进中的平台化趋势提供了一个理论说明。其核心价值在于从理论层面为未来产业的发展展现了多样的可能性，物联网、云计算、社交网络、微博……平台思想和平台模式正在不同的领域颠覆着传统、创造着一个个新的神话。

平台理论未来的应用是未知的，也是无穷。尽管平台理论在今天还显得稚嫩，关注和理解的人尚在少数，但我坚信理论的力量并不仅仅在于对现实的解释力，更在于有预见力。而最好和最有价值的科学理论是那些具有预见能力的理论。

三、             未来的研究方向

我们十年的研究和应用最终汇流于平台，未来我们还将继续在平台理论下翻山越岭：

(一)         平台理论对内容价值和交易体系的推动――内容银行

当前对于传统媒体来说，原来建立在资源稀缺的基础上的垄断优势被新媒体所带来的传输渠道的多样化和海量的内容冲击。在三网融合的直接竞争下，广电在新业态电视的探索还仍旧缺乏核心竞争优势。同时网络视频拉低了内容生产的门槛，短期内积聚海量内容，草根原创内容与精品内容并存，精品内容淹没在无序的海量内容中，劣币驱逐良币；海量无序内容带来管理难题，安全性差，主流价值观存在被淹没的风险。

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2010年我们提出了“内容银行”的概念。内容银行是在媒体融合背景下，基于海量内容所建立起来的开放式的内容交易的系统平台。通过建立统一的交易标准，搭建内容存储、支取、增值的机制与平台，加速内容交易、流通、自主增值，实现内容安全与高效管理，推动内容产业升级。

内容仍然是未来新媒体竞争的核心，所以需要在保证国家信息安全的基础上，重新探讨内容价值和管理体系，促使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内容领域有机结合，找到新的内容管理的抓手。这一概念的提出，立刻引发了业界的强烈兴趣，广东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的高层最先支持了这个项目初期的研发。

现在经过一年的前期探索，“内容银行”的初步理论已经形成，并正式获得了科研项目的立项，未来“内容银行”工程的发展还会向着不同试验性内容平台的建设、制定行业标准，推动行业标准与产业实践体系对接的方向前进。随着内容银行工程建设的推进，现有的电视台、有线网、IPTV、网络视频、手机视频等机构的现有内容交易和管理模式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二)         平台理论在营销领域的应用与发展――全媒体营销

全媒体这一概念最初来自于业界。2008年，我们从对最先提出全媒体概念、进行全媒体探索的报刊行业的研究为起点，进入到对报业全媒体实践的探索和思考。从报刊业界的实践来看，全媒体布局是一片热闹。同时我们也在反思，全媒体诚然是形式创新、体制改革和渠道拓展的有益探索，但是困扰报刊行业多年的商业模式和营销方式尚未涉及，全媒体转型存在着缺位现象。与此同时，三网融合的发展带来了混媒状态的凸显，这种状态使得媒体之间的界限趋向消弭，新媒体有新媒体的价值，旧媒体有旧媒体的优势，在新的营销需求中，媒体被混合、交叠使用。

随着融合迫于来自末梢终端的压力而不得不缓慢地进行，我们意识到融合趋势带来的混媒终端已经改变了传播、营销与广告的环境，这一结果也必然导致了传统营销与广告的失灵。此时，学界已经开始了对全媒体这一概念的归纳和总结，并且试图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当时的探索和尝试都还没有与实际的营销方法相结合，因此在商业模式建立的实践和指导上还存在一定的空白。于是，我们借鉴了菲利普•科特勒提出的全方位营销概念和�口充辉提出的“共创价值的平台”理论，提出了“全媒体营销”这一概念。

关于全媒体营销的概念，我们做了这样的界定：以三网融合的媒体网络和技术为基础建立起一个海量数据信息库对用户和消费者信息进行挖掘的基础上，再以网络社区的概念对用户进行信息反馈的主动引导和互动讨论，从而形成客观信息与主动反馈的结合，做到营销信息在广度规模上和深度互动上的有效结合。以这种结合作为基础的营销是为全媒体营销

而全媒体营销的重要承载形式是什么呢？我们提出了“社区”。这个“社区”既是指地缘集合社区，也是从用户需求的角度而谈的需求集合社区。这个全新的“社区信息平台”也是顺应了我们之前提出的家庭信息平台、个人信息平台理论的进一步延展。

目前关于全媒体营销，我们正在从事并且未来还要继续进行以下这四个方面梳理：第一，对全媒体营销理论框架的进一步完善。第二，以报业为最初的切入点进入到处传统媒体如何进行全媒体的转型研究。第三，对网络视频产业的研究。第四，对企业在全媒体环境下的互动营销的研究。

(三)         平台理论在最基层的区域媒体的实践――区域媒体研究

大的媒体、大的市场一旦成型，就必然有弱小媒体、弱小网络生存的问题，这是我们最早从事广电地方媒体研究的出发点。

从对广电地方媒体区域化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区域经济的崛起成为了广电媒体的区域化背后最深刻的原因及动力。小的媒体依赖于区域经济的发展，这种发展不固守于一县一城，而且是连片的，变成区域块。与大的媒体、大的网络相比，这种区域化的媒体是很具体的个体单位，是弱者，但是它们的数量又是我国最多的。区域媒体的数字化进程会对整个工业化、城市化产生重大的影响。

虽然我们现在总在谈三网融合、数字化怎么波及到区域媒体，它不是主导者，是被影响者、被改造者，但是，区、县是中国经济生存的基础，它的好坏直接决定中国经济的质量和媒体的质量。现在，全国的大网整合没有问题，大内容整合也没有问题，但是由谁来做？还要落脚到千千万万的区域媒体。

所以在未来，我们一边探索那个在“云端”的信息平台的时候，还需要让思想最终能“落地”。而对区域化媒体的调查、卖场渠道的调查和城乡消费者信息和实体商品消费的调查将成为我们区域媒体研究的理论基座。

五、         结束语

尽管信息平台理论在今天还显得稚嫩，关注和理解的人尚在少数，但我坚信理论的力量并不仅仅在于对现实的解释力，更在于有预见力。一个重大理论突破既是对产业实践的深层回应，也是脉络相连的持续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

十年来，我们的团队就是这样，由老农带着小农，拿着锄头铁揪，寻寻觅觅，在新媒体研究领域，由边缘到纵深，从对理论的梳理，到解决应用问题的研究，在实践中发展理论，发现它和其他产业关联，像爬坡一样跌宕起伏。

理论探索的过程是孤独的、迷茫的，必须咬紧牙关，在最终突破的那一刹那，才能迸射出耀眼的光芒。

表：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新媒体十年研究的部分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