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有人说重庆卫视停播商业广告是一个信号，标志着重庆媒体要回归过去，你怎么看呢。
很多广告界的人也和我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重庆广电真的是要摒弃广告了？据说现在的高速路上的路牌也都见不到商业广告的踪迹，全部改成了是宣传红色英雄的内容。而且现在有很多人对重庆卫视停播商业广告这件是有一些比较偏激的看法，比如，有人说，重庆广电现在不搞商业广告了，是不是要退回到四人帮时代了？我觉得这种理解不够客观。其实他还是在做广告，还是有商业，只不过是把收入来源多样化了一些，这是完全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化发展的大环境，这种收入多元化的变化，只是一种微调整，根本上升不到本质的或者是根本性的转变上。如果重庆广电下的是个频道都不播放广告了，重庆的市面上全部都是宣传市政政绩，这就有问题了，危险大了。广告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的晴雨表，经济发达社会开明广告自然就多，有时多得让人烦，如果广告萧条甚至没有，就反映出社会经济和文化出问题了，在中国，广告有几千年历史，它与市场交易民生消费息息相关。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只有一个时期没有商业广告，这就是文革时代，四人帮嚣张的时代，商业广告消失了，这在人类文明史上少有的例子。从种种事实来看，重庆并没有消灭广告的打算。相信他们不敢也不可能这样做。我认为重庆政府也罢，或者民众也罢，是不可能回到那个没有商业广告的四人帮时代的。时代的那一页既然翻过来了，是不可能翻回去的。
旧文节选：关于文革时期中国广告市场的消失
1、红卫兵运动与广告市场的萎缩
对于广告产业来说，196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一场灾难。红卫兵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则是这场灾难的启端。
首先，第一个受到冲击的是户外广告。在红卫兵革命精神的鼓舞下，一系列的商场、老字号的招牌都换成了具有革命色的新名称。这个运动最后直接影响到商品本身。仅北京百货大楼1966年8月被停止出售的“有问题”商品达6千3百多种，占该公司原经营品种总数的百分二十二 。
第二个遭受冲击的是广告媒体。主要表现为报纸，杂志、图书的出版数量急剧下降。1965年全国出版图书共20143种，杂志共790种，报纸共343种，到1970，图书下降到4889种，减少15254种；杂志共21种，减少了769种；报业共42种，减少301种。
当所有霓虹灯招牌捣毁，路版广告改为政治宣传版牌和语录牌时，广告代理公司的情况也相当严峻。许多广告设计人员下放劳动，不少技术档案资料被销毁或当作废纸出售。“上海市广告公司改名为上海市美术公司，靠接受画稿设计、承办政治宣传牌施。工等业务，才得以维持下来。上海霓虹电器厂除改霓虹灯广告为政治标语外，主要生产变压器、晒图灯等产品” 。
2、广告市场消失的原因
关于“文化大革命”中广告市场的消失，年鉴和许多学者的意见均归于上述的红卫兵“破四旧”运动。然而，这样将广告市场的消失和广告活动的停止归因于这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批判运动是有欠准确的。有两个历史事实促使我们对这段广告产业史有所反思。
其一，在整理“文化大革命”的有关档案资料中，迄今为止还未发现当年文革领导人就广告问题发表过批判言论以及有关当局发布过的关于停止广告活动的法令和文件；
其二，在红卫兵运动最盛期的1966―1967年之间，虽然大量报纸和杂志被取缔、查封，但报纸广告并未停止。 以《人民日报》为例，这个期间报纸还有广告，广告科依然对外承接广告业务。在1967年7月29日，“广告科”的电话号码从报纸版面上消失了，而广告则存续到1970年初。准确地说，1970年1月19日，刊载了三条工业广告之后，生产资料广告也从报纸版面上消失了。
由此看来，“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运动冲击的是户外广告和若干广告媒体，广告的“美化市容”的文化机能被摧毁殆尽，而广告的商业信息传播机能还续得到保留。1970年的广告市场的消费和广告活动的停止，显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一场狂热的政治风潮，而应该从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的变动中探求其消失的过程和原因。
在前文分析中国广告市场的特点时，曾经言及广告机能的演变与经济构造的格局有密切的关系。而广告市场的消失，同样与这个经济格局有关系。在这里，首先考察一下1953―1978年国民经济中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
从国民经济统计数据看到有如下几个特点：
（1）积累率总趋势不断上升，消费率总趋不断下降。“二五”之后16年上升趋势最为明显；
（2）生产性积累的比重逐步增大。“一五”的比重为59.9%，“二五”为87.1%，三年调整为65.6%，而后均是75%左右；
（3）人均消费水平增长速度极为缓慢，大多数时期较大幅度地低于GDP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在这样的经济格局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
1953―1978年之间，我国城乡居民基本是一种典型的“滞后型消费” 其特点是消费品构成变化缓慢，生活必须需品持续占有较大比生，非生活必需品增长速度缓慢。由上表中可以和知，在食的方面，恩格尔系数一直很高，到了1981年才开始低于60%；穿和用的支出比重一直徘徊在9―13%之间；住、烧和文化娱乐的支出比重在全体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较少，而且变化不大。从国际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我国的这种消费结构可以说是反常的现象，因为许多经济学者的研究表明，反映居民消费水平的重要批标恩格尔系数会随国民经济的增长面下降 ，然而，在1953―1978年间，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恩格尔系数一直稳定0.56―0.59的高水平上 ，而这个时期我国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分别增长了6.26倍和3.53倍，工业总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则由34.0%上升到61.9％，两者形成十分强烈的对比。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居民的消费选择与国民经济成长》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工业是在城乡居民极低的消费水平上达到的。而这种重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如果不是靠挤压人民生活，更确切地说如果不是把全体居民的消费隔离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之外，是根本不可能维持的”，为了把居民的消费与工业化过程隔离开来，“长期压低农产品价格和城市职工的平均工资显然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为此，又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以便最大限度地限制乃至取消居民个人的选择自由” 。
正因为这个原因，随着工业化的进程，消费品的广告没有增加反而下降，进入60年代，这方面的广告市场迅速萎缩，最早走向消失。
在分析广告机能的演变时曾指出，广告在“诱导消费”方面的机能不断减弱，而在“文化传达”和“商品信息传达”"的机能则声所强化和保留。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反映“文化传达室达”机能的广告首先遭受到红卫兵“破四旧”运动的冲击，而“商品信息传达”的广告，确切地说，生产资料广告基本没有受到触动。前者在政治风潮中连同消费品广告消失了，后者却是得到保存。到了70年代初期，虽然没有什么政治运动的攻击和批判，这类广告也从社会舞台上消失了。生产资料广告的消失，意味着广告市场的完结。
生产资料广告，本身并不事有什么政治的含义，又与工业化的进程相吻合，但为什么在中国工业化的高潮中消失了呢？在这城，不妨再考察一下1970年前后的商业流通领域的事情。
1968年1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一个通知中规定：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一律不准经营商业 ；
1969年，商业部实行大改组。原属国务领导的90个单位，合并为20个单位，原来5万3千人减为9千7百多人，7月初，商业部，粮食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和工商行政管理局合并为商业部，人员由原来3163人减少为564人，商业流通渠道由原来的“国营商业为主体，集体商业为助手，集市贸易为补充”合成一条渠道 ；
1970年2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中规定：除了国营商业，合作商业和有证商贩以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从事商业活动 ；
1970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商业部的文章；《我国社会主义商业的方向》，批判了“流通决定生产”、“全民服务论”、“条条专政”以及“业务第一”等论点 ；
上述的一系列的变动，表明这个时期的工业体系中“自我循环”和“自我服务”系统的完成。在这种场合下，生产资料广告也成为用处不大的东西，自然而然地退出了流通领域。
由此看来，广告市场的消失，不单是由于政治运动的冲击和批判，更主要的应该归因于中国的经济体制。在6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重工业优先的经济政策至使城乡居民消费受到很大的抑制，结果是消费品广告首先退出了流通领域，到了70年代初，随着计划经济的进一步强化，企业自主权的丧失，生产资料广告虽然未经任何政治意识形态的批判，也自动地从社会舞台上消失了。1970年，从国民收入构成的角度来看，工业总产估首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这标志着中国已经实现了初期工业化 ，然而，就是在这一年，中国的广告市场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表明中国的经济体制步入了一个新的境地。
发完此文，顺便把芭蕉叶拍的几张北京春天照片贴上，春天来了，夏天还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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