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的那天，曹老师给我微信，让我重温三十六年前的那段发言，其实，时间有误，应该是四十六年前。之前，我也在坛子上有所言及1980年发生的那个研讨会，但没有细说。这段时间，看那《太平年》，再看舆论大瓜，自然会引发许多的联想。社会又进入一个大变动的前夜，是百年不遇，还是三十年一轮回？难说。变是肯定的，至于变的方向和路径，很难说，所以，要看看，要等等。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唯有这个话，永远有理。

   还是回到四十六年前的那个研讨会。如文内所述，这是七七编采举办的第一届学术研讨会，也是唯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六人发言居然有两天，可见当时大家都很认真。我的发言也相当认真，做了五年的报社记者，重新梳理新闻学理论与实践，我在标题套用了汤恩比那个“挑战与应战”的历史研究思路，六个部分洋洋洒洒说了近两个小时。如后来做简报的亦谈所言，引发了很大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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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言之后，出现了分歧极大的观点，说好的有之，也有极端说法，一言以蔽之，就是“反党”二字。那个时候年青，刚刚从文革时代走出来，所以我对反不反都无所谓。之后有领导提出把全文正式发表，我赶紧让当时女朋友抄写了一遍，准备送出去的时候又遇到了另外一位曹老师，她说，别拿去发表了，因为有人想到把它当成靶子。我听了就把它压在箱底，至今没有全文刊出。坛子上登出的，仅是当年的学报的会议纪要，作者亦谈就是徐同学。知网也做了收录，算不算C刊业绩，那就天知道了。

    1980年发言算是对之前五年记者生涯的一个理性总结。之后到了1995年开始的媒介产业化研究，方向路径是一样的，只是时间跨度更大，涉及的媒体更广。追根溯源，研究起点还是在那个1980年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