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告博物馆发起人之一的程春老师走了。打开豆包有一段程春的介绍：

      广告人程春是中国当代广告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和领导者。程春在1979年时是北京广告公司筹委会负责人，当时他接待了从日本回到中国的八木信人一行，开启了电通与北广、日本与中国的广告合作，他也是中国广告界首次到电通培训的两个人之一。1980年，程春协助八木信人进行电通北京事务所的审批等工作，为电通在北京成立事务所付出了很大努力，该事务所的成立宣告着中国的广告已经全面开放。

       程春还是将金犊奖引进大陆的第一人，金犊奖21年来的蓬勃发展与进步，都离不开他当年的支持与引领。

     每年度的博物馆发起人大会我都要给大家做汇报，之前是秘书长身份，后来是馆长身份。最大的惊喜是到718开现场会，面对空空荡荡的厂房，大家都很兴奋，说从此可以落地了。没想到一年之后，这个厂房又原址退回。在2011年的发起人年度会上我有这么一段回忆：

     上午八点开车到学院，踏半就见到谭稀松。而后就是姜宏和程春。九点十分开场。

      我说，春节前开过会，现在是春节后开会。姜宏提醒我，那是去年春节前的会议。换言之，有一年多没有开会来了。

      开会和不开会存在同样多的理由。最大的理由就是环境多变让大家感到有点无所适从。博物馆分两路进行，数字馆和实物馆。前者进行顺利，因为是自己控制的，后者不顺利，大学答应的事情常常变化，地点一直定不下来。

      我对老勾说，有被大学戏弄的感觉。718不去就是一个挫折，四十四号改装曾经给我们一个想象的空间，还没有建造，又说改地方了，要到新建图书馆的地下。

      不管真假这个图书馆估计还要两三年才能落定，那时候的广告馆会如何？不敢说也不好说。

      如果说纠结，这是最大的纠结了。

      会议开的时候有点拿不定主意，但是听听老前辈的议论恢复点信心了，该做的就做，不听大学胡言乱语了，总而言之，要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与其听领导的，把命运交给他们，不如自己做，自己决定生死。

       国家广告研究院的揭牌仪式大会。从左到右第一位金定海，第二位山本武利，第三位程春，第四位姜宏。

      程春去世后的一次发起人聚会，不知道是胡继平还是姜宏给我说了一句，程春走了，我们的博物馆啥时能弄好呢？不要等我们都七七八八了还只是看PPT吧。

      这句话对我刺激很大。有一次去歌华集团见到王建琪说到合作建馆，这事没成，不过也留下一个尾巴，如果有机会就可以在他那里借地办展。这个机会说白了就是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