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洲归京，途中就得到消息，学院要在七月二号周三召开本学期最后的一次集体会议。我看到消息笑笑，因为我在飞行途中，想出席也木有办法。正如六月二十七号那天有个“揭牌”仪式，之前的二十五号我收到赵新利的微信通知，我只回了一句，一语成谶，果然关门。他也回了一句，门是不会关的，只会越开越大。估计他对我所言的“关门院长”很有看法，总想找把回来。我完全失去和他讨论的兴趣，因为在这个更名风波中他仅仅是一枚听喝的棋子，说话支支吾吾缺乏诚实，这一点和那个搭档的书记非常相似。所以，我一如既往重复已有的反对观点和相关材料，所作所为都是透明的公开的，而且，预告的，用阳谋对付阴谋，这就是我一贯的做法。

     更名已成事实，老勾说，这一页就翻过去吧。我说，我无所谓，学院是谁的？大学的，领导说更那就让他更呗，这个领导我知道，当初刚刚当上校长就要搞学部制，我当面反对，还一气写了八个评论,准备写第九个,到澳门了,没心思继续写了.你反对管个球用，学部制照样风风光光成立了。当然，过了不久又偃旗息鼓了。就那么个折腾没完。更名也是，如同家中老辈对待孙儿，可以今天叫他做阿猫，明天叫他做阿狗，有一天搞不定，再更名，这完全有可能。有一天我和本院书记谈起更名，她说那有什么呀，人家日本女人嫁过去还随夫姓呢，这让我呵呵不已。

      更名既然已成定局,剩下的更大的风波是专业调整了，那个亏本买卖我也是有言在先，就看小丑如何跳梁了。我会以说书人的姿态继续吃瓜继续叨叨，事情做过就应该有所记录，这也是为了对历史的负责,白纸黑字有记忆,子孙后代就会知道前因后果，这和我当下写的广告博物馆故事是一样的。

      八卦说完，继续那个故事，已经写到第七回了，给博物馆找一个地方。你既然要做一个博物馆，基本的空间必须有的。首届的发起人大会刚刚结束，赵子忠就找到我，说梆子井村愿意提供一栋楼做博物馆。在我的坛子里，还有这么一段记录：

给博物馆找地，这是一件大事，也是很头痛的事。

子忠说梆子井村委会有意提供地方。那时正是奥运前夕，北京出台了一些用地政策，允许村民搞一些商用土地，最常见的就是盖一个大楼招租。梆子井村在河边搞了一个“动漫园区”，没有人气，希望我们免费进驻，条件就是必须雇佣他们的村民。我也真去看了地方，反正就是村边大楼，环境有点乱，但是，免费哟，很吸引人的。我说，把博物馆放到那，再雇佣几个村民看着不就两全其美了吗。子忠真当个事去谈了几回，回来报告说，你可知道梆子井村的外号吗？不知道。他们以前有过征地纠纷，常常去北京找党中央上访，绰号就叫“中南海农民”。我说那怎么成，雇佣村民看博物馆，三天两头丢东西我不怕，就怕他们不停上访，那烦死了，推了吧。

找地方建实体馆的事情搁置下来了，我赶紧推动建设数字博物馆，那是我们自己能够操控的。召开发起人大会的时候我以秘书长身份给大家解释，找地方不容易，先做容易做的事情。发起人都是广告圈的老前辈，对于我的蓝图都是微笑点头，说不急不急。有一天我收到子忠的消息，说又有家来谈了，条件不错就等你回来拍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