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早到校，路过图书馆前的喷水池，池子对面有一条标语，读书做好人。这个时候，我的脑子里冒出了今天坛子文的标题。追思好人老钟。

      今天下午学院举办钟以谦的追思会。我在1995年认识老钟，掐指一算正好三十年。他比我小一岁，却比我早走。

     1995年老钟夫妻学成回国，他的夫人先去了电视学院。老钟找到当时的新闻传播学院，问我可否入职广告学系。他是八零级的广院电视系毕业生，在日本成城大学留学专攻大众传播学。我二话不说，当即拍板同意他的入职，而且，当即就给他排课，担任广告与媒体的课程主讲。那个时候，刚刚成立的广告学系缺人缺课，老钟的到来就是雪中送炭。

     老钟入校担任两门主课，一是广告与媒体，再一门就是广告的影视制作与摄影。前一门课老钟得心应手，后一门课，纯粹是为了堵漏。制作类的课程有很强的动手特点，之前一直有专业老师任课，然而，随着学生增加课程量也增加，原来的老师有点无暇接应，于是老钟就替补去了。我作为学系负责人，观察老师的工作能力的窗口就是学生的上课反映。学生的反映甚佳。在我看来，老钟是理论与实践都两手硬的教师，对于这点我特满意。他的爱人去了电视系，该系的负责人任金洲见我就叨叨，他很了解钟以谦夫妻，因为是属于他那个学系的后辈，他说，钟以谦夫人更厉害，早早就被电视系截留了。我说，老钟也很好，学问基础好，为人好，做事踏实且没有名利之心，我满意。

     三十年，我和老钟的交往就是工作关系。我做学系负责人他做教员。我做院长他就成为广告学系的主任，后来出任副院长。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主管全院的教学。从广告学系的排课到全院的课程调整都是他的工作。那个时候，大学特别重视课程管理，第一次导入了系统的教学评估体系。那套体系从国外引进，要做收集大量的历史资料，同时录入数据整理成表格。我对这项工作很厌烦，老钟说，由他带人做好了。为此，他做了一大堆的装资料的纸盒子，我看到就戏谑他，这不是小棺材工程吗？小棺材堆满了一屋且得到通过还被大学视为典范表扬。所以我逢人就说，幸好有老钟，心细踏实任劳任怨做事情。那个时候，他的职务只是一枚系主任，我让他代表我出席大学的所有教学工作会议。他第一次参会就被高福安副校长轰出来了，说让你的黄院长过来。这话传到我耳里我当即回应，本院教学管理责任人就是钟以谦，他不去，谁也不去。大学没有办法妥协了，系主任权当院长用，一用好几年。后来，学系换届，老钟名副其实当上副院长。

    作为副院长， 老钟不只是许多人所说的为人谦和，办事认真。关于细致认真的这一点，早在那个“小棺材工程”得到印证，在我和他的交往中，我还发现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记得学院刚刚成立，老钟就提议做一个具有特色的学院规程，我也曾经想做过，但还是有点难，没有做成。后来，几经凑合搞了一个仿照新闻学院的规程。办院之初，是不是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具有鲜明特色的规程呢？失去了这个创办之处的窗口期，后续会有许多的麻烦，我和老钟都是明白的。没有做到责任归我。学院发展若干年，正处在一个学科调整期，主管教学的老钟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集中全院教师的力量，做一个深入的全面的研讨，然后，制定新的教学科研框架。在我的办学经历当中，这是规模最大，最为深入的教学研讨，事前布置用几个星期由各个教研室和学系讨论酝酿，然后，全员集中听取每个教员一个小时左右的汇报。汇报有三项议题，一是自身的教学科研现状，二是今后教改的方向和计划，三是科研设想。学院班子听取每个人的汇报且汇集成册，然后，与各系主规划教改科研方案。正是有了这个教改规划，我们办学就有了底气。有一天，老钟把汇总的几大本厚厚的教改建议交到我的手里，提醒我出差途中看看，他还说过，最好过几年搞一次，教学就有底。我称这次的教改活动是”民主办学“，”实事求是办学“，核心的指导思想就是老毛说的“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两年前第三任院长上岗，我就建议他找找老钟商量一下各系研讨搞一个新的教改规划，懂得“战争中学习战争”，新院长很爽快答应了，但是，还没有动作，老钟就走了，非常遗憾。

    在我的记忆当中，除了学院工作没有其他，关于报酬，关于职位，关于名誉，一概没有。他什么时候做副院长，什么时候评教授我都说不清楚，好像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对于这一点，应该感谢的是当时的书记刘灵。在我的意识当中，一直奉行的是”君子之交淡如水“，越纯粹越好。当然，这也有不好，除了工作之外我不知道老钟的业余生活老钟的家庭状态以及老钟的身体情况，所以，他的发病离去都显得特别的突然，让我感到很难接受。接到消息那天我在日本北海道，正在看富良野的那棵孤独的圣诞树。

     我只能在群里说，老钟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