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选导师，有点像市场竞拍。先是导师见面，在昨天上午。原本很有仪式感的见面会因为疫情防控改为线上，变得又有点隔离感，大家都停止视频，只有各式各样的图片头像，我总以为是化妆晚会。

    院长赵说，轻轻松松个把钟，可是，四十多导师一一介绍，没有两个钟停不下来的，而且，广告学院导师介绍还有一个特色，内含许多的领导，校级领导若干院级领导若干，旧任的新升的，说少了不礼貌，所以，要充分耶。官场就是官场，延及学院，我无法反对。以前我是反对过，一个学院既然以学术为主，外围的挂职的应该尽量少，带有行政职务，最好不要染指学术领域，就如上世纪末执行的军队不可经商一样。既然是职业武装，又去做买卖的话，战力必然减半。可是，这话谁听谁不舒服，做领导也是人嘛，不挂一两个学生不领一两个头衔，人生不就白过了嘛，对于读书人而言，钱财不要，名誉总得要吧。

     大学的行政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于行政头衔的关照和重视。既然以官衔划线，导师贬值也势在必行。大学者非大楼也大师也，这句话可以朗朗上口，但是渐行渐远，因为官员摆在前，大师自然排后，因为官员能够带来资源荣耀和权力，大师?除了那点酸臭，啥也没有。别人不好说，就以我为资深足可说明。资深再大也就是一摆设，需要拿出来，不需要踢回去。

      与此并行，是行政口制定无数苛刻的规章制度，还有和制度伴生的考试。中国人啥也不怕，就怕考试，一出题一考试全老实了。美其名曰就是“规范化”管理，学生上课，考勤。认真不认真，考试。制定通读若干经典，几十本到上百本，书的数目不多，但要考试。一旦考试多了，导师们就轻松了，大学也就中学化了。什么因材施教什么个性化指导什么创新性研究，屁呀。

   整齐划一统一规范，这有啥不好的，有人也这样对我说过，我反驳的理由就是，知识生产与工业生产是两码事。用流水线的管理方式对待大学，得到的必然是思维僵化知识滞后的恶果。以前反对现在反对即使无效也反对。反对的手段无他，只有一个导师课坚持数十年。我向来对于研究生阶段的大课必修课嗤之以鼻，对于若干经典也不怎么感冒。书是要读的，且要多多益善开卷有益，指定若干的经典纯属懒人思维。人类文明百花齐放，百八本经典就可以囊括吗？没有道理。就拿新闻传播而言，处在信息时代的核心，涉猎的文献千千万，那几本书可以打通关可以行走天下？顶多就是在传大拿个通行证而已。

   作为教授列举若干经典以显示自己的学术底蕴是无可非议的，可以做一个学术参考罗列若干书目，但用来制衡全体且有考试加分，粗暴了。必须要有学术生态的思维。知识产生思想，这必然是多元的杂乱的百花齐放的，唯一的划一的规矩的都是属于反生态的，因而不可持续的。大学的教授或者管理者如果没有搞清大学的根本那就必然一条直路走到黑。追赶一流也就是笑话而已。

    学术研究必须多元且民主。不可一言堂。我谓导师课，从不一言堂，故名“胡言堂”。学生发表，大家议论，教师点评而已，这就是导师课的作风。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努力贴近产业和实践。我对学生说，过去就有若干的项目组实验室，随学院发展，我手边只留两个，一是媒介杂志二是博物馆。杂志二十一年历史，比之学院还年长一岁，办杂志的目的在于始终保持与产业的接触，可以挖掘产业深层还可以形成观点和思想。杂志之初的口号是“传媒影响世界，我们影响媒介”，当时我觉得有点闹笑，二十一年的发展，正是践行了这一点。这两天网上热传今年社科重大，复旦朱春阳拿了一个“构建中国新闻业发展新格局的路径创新研究”的重点，我说刘同学赶紧把去年做的巨人传发给他，当然，还有毕业论文。坦率地说，一年前就已经做完。估计后来者所谓的创新，很难。

    十多年前提起做博物馆也是一样，白纸高楼无品有展，处于一种无奈所以屡屡创新。到今天我依然野心勃勃，我办馆目的不在于弄一个资料馆图书馆藏品馆，我是要践行知识生产装置的全流程，无限的知识收集整理传输到无限的呈现。那天博物馆开例会，我表扬宋老师做的学院二十年展，但是说到魏老师设计的感言墙，我多少有些遗憾，如果有钱把他的设计变成可以触摸可以再现甚至连线，过去与现在同框，那就是活脱脱的1.0元宇宙世界了。大家都笑话这个馆长想法不断，我说，任何的一项学术研究和实践如果没有想象空间的话，那多没有意思。

   没有意思的事情，做来难受。新生入校拜见师爷，如果就为了做无聊的重复的拾人牙慧的活儿，那不就浪费青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