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要去箭扣长城看看，途径北七家，转个弯就下来了，下来之后有拐到未来城，这座拱桥吸引了我。坛子上发过好几次，这回真真地走一次。

   未来城还有另外一条桥，外观网状像鸟巢。车从那里走过倒是没有什么特别，不像我走番禺大桥，跨越大珠江，风飕飕。有学生此时给我发微信，说起珠江边的栈道如何美丽，我有关而发，一通文字和照片。

  雪景发完，还是继续发文。老妹问我，那样的文章有人看吗？我说不知道也不用管。有兴趣的就会看，没有兴趣的叫他看也不会看。就如我这个坛子，已经快有二十年了，老写老写，也不知道谁在看，也不管谁在看，但是，模模糊糊还是感觉到的。

   继续贴文吧，已经到了第四回了。

  小学生，大革命之四

   小白兔与红袖章

      在我的记忆中，1966年的下半年，除了听到红卫兵到处抄家、破四旧之外，最大的新闻就是红卫兵免费的全国各地大串连。9月底，三哥从学校回来兴奋地告诉我们，他被选上赴京参观学习，说不定可以见到毛主席。自从8月18日百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受到领袖毛泽东的接见之后，成千上万的红卫兵从四面八方奔赴北京。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师生来京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阐明师生免费乘火车，生活补贴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随后，广州市委发出了《关于组织中等学校革命师生员工上京参加学习的通知》，指明每10名学生推选1名代表，每100名教职工推荐1名代表，从9月24日至10月23日轮流赴京。

三哥是广州市第一批由官方组织的师生赴京代表团，其中还包括我未来嫂子刘丽璇（她当时与三哥同校同届不同班）和六中学校饭堂的职工朱伯。9月27日他们从广州火车站乘火车出发，赶上了10月1日的国庆节，他们来到天安门广场与百万红卫兵挤在一起，举着红宝书，高呼万岁。三哥从北京回来后还给我们展示他夹在《毛主席语录》里面的红粉末，郑重其事地说，“这些红粉是我从天安门城楼的红墙上刮下来的。”他说得极其认真，似乎这红粉末来自圣地，具有神圣力量。

      三哥赴京之后，很多师生等不了学校组织的挑选，自行上京。二哥和同班的几个同学一合计就出发了。 “那个时候免费坐车，车厢里全挤满人，都是站着多，连厕所都挤满人。到了北京，接待站安排我们到了一个中学，住在课室里，没有床铺被褥，和衣睡地板。10月17日晚上，接到广播通知，‘明天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二哥回忆道。天还未亮，他们集合步行到天安门广场。 接见完了，与他上京的同学继续往东北方向串联。十月下旬的东北已经转冷，需要毛衣和大衣。住在南方的二哥沒有大衣，所以没有跟他们去，跟着新结识的上海高三届的一位姓管的同学去了华东地区。

二哥回忆道：“这个上海工人子弟的管同学对我影响很大。在广州，我已经历了开山伯和肖少麟的事情，对于红卫兵的抄家批斗行为已有反感。我去不了东北，姓管的同学叫我跟他去天津玩。玩？不是革命串连吗？他回了一句。

‘什么革命，什么造反？简直就是胡闹，没意思。’他的直言不韦，令我震惊。

‘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运动，怎么说没意思呢？’ 我问道。

‘我们工人最讲实际，对政治不感兴趣，多少工资收入是最重要的。我免费来北京转了一圈，达到目的。下来我准备去天津看看，你可以跟我一块走啊。’ 他很坦白地说。

于是，我就跟着他走了。我们凭着学生证，去了不少地方，  天津、济南、烟台、青岛、南京、上海、苏州、无锡、杭州等转了一圈。我一去就是个把月，回到家妈妈问我到了什么地方，当得知我去过那么多地方，她特别高兴。”利用那次机会， 二哥游览了不少地方，尤其是那些没有遭到红卫兵破坏的名胜古迹，如趵突泉、明孝陵、灵隐寺、太湖、总统府、中山陵等等。“苏州给我留下了世外桃源的感觉，尽管外面喊打喊杀，气势汹汹，但苏州的横街小巷却是一片宁静安然。”二哥很怀念那段旅行。

我也问三哥在北京有没有去过其他地方，安份守己的三哥回答，没有，一去一回就在北京城内。从北京回来后，很多同学们都出去串连了，校园基本空了，于是，他自愿留守学校。留校干什么呢？养兔子。兔子？对，雪白雪白的兔子。外面的红卫兵正在轰轰烈烈搞文革，你在校内养小白兔？

原来六中的生物实验室养了十来只兔子，管理兔子的高年级学生也要出去串连闹革命，急着要找代管人。看到三哥从北京回校，就喊他来帮忙。三哥从来没有养过什么动物，看到可爱的小白兔就高兴地接受了任务。他每天到校园外的田地割青草，然后把割下的青草带回实验室铺开晾干再去喂兔子。他接手后不几天就发现兔子的数量不断增加，从十来只增加到二十只，心里很高兴，更加勤快地割草养兔。几个星期后，已经有三十多只小白兔了。他除了养兔子，还要抽空看报，翻印社论或最高指示。

一天早上，一架滑翔机在田野上飞过，留下一丝喷雾气体。三哥不在意，照常去割草，晾干之后喂兔子。不知道为什么到了那天下午，兔子开始拉肚子。第二天，他看见几只兔子躺在笼子里不动了。跟着下来几天，兔子一只一只地死去。最后，三哥意识到，滑翔机可能是在田野里撒了农药，兔子吃的青草沾有残留农药，全被毒死了。

看着自己养的兔子死了，心里挺伤心的。但在那个文革时代，没有时间为几只小兔子难过了。三哥又接到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驻穗联络站的聘请书，聘他去给首都红卫兵的头头做翻译。三哥能说粤语和普通话，又是当地人，所以被挑中了。与他一起还有六中初二级的朱老二（朱长江）。他们打起背包，前往中山医学院报到，因为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驻穗联络站进驻了该院一座教授住房。据三哥的回忆，那个红卫兵头头叫鲍长康，又称鲍副司令，给他做翻译的时间并不长，但见识却不少。

刚到联络站就随鲍副司令去见当时的广东副省长王阑西。 “我那个时候只不过是一个初一鸡（粤语初一学生），第一次进省委见省长大人，心情自然有点紧张。大家围坐在会议室的一张大桌子，红卫兵坐一边，省长他们坐另一边，我坐在最靠边的位置，看着鲍副司令向王阑西省长要这个要那个，他还提出要一辆吉普车。省长只答应给他们必要的宣传工具，比如手持喇叭、油印机和纸张。没想到过了几天以后，这个鲍副司令用那些纸张写了炮打广东省委的大字报。” 三哥回忆道。

有一天他抽空回家，向家人宣布：“明天有大字报要贴满广州市！”大家楞住了，什么贴满广州市？父母问怎么贴？驻穗联络站已经发出总动员，号召全市红卫兵写大字报，然后将大字报贴满全城，三哥自豪地说。哗，这个鲍副司令真是雄心勃勃，令家人震撼不已。第二天，三哥跟着鲍副司令外出巡查，只见到中山四路那边贴了零零星星几张大字报，要大字报贴满全市，可不是一日之功，三哥发现自己的豪言壮语成了家人的笑谈。

那个时候，初一的三哥很单纯，没有什么派别之分，更不知道政治的复杂和肮脏。鲍长康是清华大学井岗山红卫兵团一把手蒯大副的副手，这两位清华井岗山兵团的司令和副司令恰好是大哥的同专业学生，但低了两届，他们和大哥持有的政治观点不同，可以说是属于两个相反的派别。鲍副司令常常哄三哥他们这些跟班做事的初中生，说只要好好跟他干，有机会就带到北京去，缺乏社会经验的三哥听了很受用，屁颠屁颠地卖力干活。

约在联络站干了两个星期，鲍副司令对三哥他们说再过几天就带他们上京，他们听了好高兴。那天晚上，中山医学院的露天广场放《收租院》电影，三哥和朱老二两人观影去了。看完电影他们返回联络站的住处，走近楼房觉得不对头，怎么楼房一片漆黑呢。进楼打开灯一看，三哥他们全楞了，原来一座住满了红卫兵的楼房被搬空了，剩下的只是三哥和朱老二两人放在地板上的被褥。这不是一夜之间，而是仅仅两个小时一场电影的空挡，联络站连人带物突然全部撤空，让两个初中生不知所措，一片茫然。

让三哥失望的不仅是上京计划泡汤，更重要的是他感到被这伙来自首都的红卫兵抛弃了。想当初他拿着鲍副司令的亲笔聘请书，兴冲冲来到联络站工作。此刻他们一抬腿走了，居然连个招呼也没打，在黑暗中悄然消失，无影无踪。就在这个时候，鲍副司令的手下金卫东也来到联络站找鲍副司令。见到三哥他们沮丧失望的神情，金卫东也觉得这个鲍副司令做得过份了。他自告奋勇地说，他会来带他们去北京的。朱老二兴头一上，说他的姐姐在北京，三哥可以住她家。当场决定马上回家收拾，第二天在火车站会合上北京。

三哥回到家不好意思说被鲍长康抛弃的事情，只是告诉母亲说他要上北京。母亲叫他等大哥一起去。原来大哥刚从外地回来，见三哥急急忙忙说要出发上京，问是怎么回事。一听三哥当了鲍长康的翻译，心里觉得不对劲，但又不好说，只是劝三哥等两天跟他一块走。三哥说已经答应了跟朱老二一起走，还有热心的金卫东，为了守信还得坚持跟他们走，母亲劝说也没起作用。母亲以为不给三哥钱就会让他回心转意，没想到三哥很倔，一睹气靠着口袋里的两块钱，若干粮票，还有几件换洗衣服，头不回就上路了。

“我们挤上了火车，只能一直站着。没想到沿途还和朱老二吵嘴，因为我比他低一届，他指使我下车找这吃的找那用的，找不到他就生气。11月25日到了北京，挤下车后就不见他的人影。直到现在，几十年了，还没见过他一面。幸亏金卫东在旁，看到我一个人孤零零的站在站台，不知如何是好，他邀请我先到他家住一晚，等第二天再说。在去他家的路上，看到保卫人员开始设栏杆堵路。金卫东意识到可能为了接见红卫兵而设的。第二天一早我们上路，到了西郊机场。我个子小，人头攒动看不见毛主席，我看见旁边停着一辆车就爬上去，有人还帮了我一把。这是毛主席最后的一次接见红卫兵。”三哥记忆犹新，徐徐道来。

“金卫东安排我住在清华大学的学生宿舍，我每天吃完早餐，带上两个馒头就去看学校的大字报，做笔记，什么风景名胜地都没有去过。那是北京的十二月，温度开始下降，天气越来越冷。金卫东见我缺衣，借给我一两件衣服保暖。当时我写信回家，在信封后面还写了句毛主席的诗词：‘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出奇。’ 妈妈看了说道：‘这回真的冻死苍蝇未出奇了！’最后，我抵不过北京寒冷，赶紧坐火车回了广州。”

当时的大串连不仅仅是挤火车或坐船，还有不少学生自发性地组织长征队，步行到各地。容寄的立表哥，大良的细果姐姐，他们曾组织长征队，步行到江西井冈山。一天母亲看完了一个报道，说一个九岁男孩长征到一个什么地方，问我是否有这股勇气也去长征步行。我说出了三元里就不知道东南西北，怎么走。母亲说沿着铁路走就不会迷路。我以为母亲玩笑，没当一回事。不过这番话却引我进入周游世界的想入非非。多年后回想此对话，感到母亲在试探我，看我是否有独立的勇气。那段时间母亲没有上班，在家养伤。她贴大字报从梯子掉下来，摔断了左胯骨。

1966年12月9日，《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下达，把文革正式推扩到工厂、机关、企业等基层单位。母亲的工作单位，小小的光明社要求每个人都要参加文化大革命。社里的所谓工人基本上都是统战民主人士的太太们，他们之中的不少的丈夫已经被集中办学习班，对这场政治运动惊恐万分，现在要求他们去参加文化大革命，写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真是左右为难，首先她们不知道如何写怎么批，可是如果车间不贴大字报，搞不起革命气氛气，又会被红卫兵批判，甚至从严发落。这个时候母亲以“丛中笑战斗组”为名，把各报的社论摘录下来，抄成大字报，然后贴上墙，证明光明社也参加了运动。其实，整个战斗组也就是她一个人。

12月底的一个傍晚，光明社来了两个人，刚好父亲也在家。他们把母亲的手提包交给父亲，说母亲出事了，送进了市二人民医院。父亲一听，马上出门去医院，我以为母亲再也不回来了，躲进浴室伤心地哭了。过好久等父亲回来后才知道母亲是摔断了腿，要开刀做手术。第二天下午，父亲叫我跟他一起去医院看母亲，顺便带上了半个柠檬。“听别人说柠檬的清香可以帮助消除麻醉药。” 到了医院，只见母亲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半边脸淤肿。一块白布盖着她的下半身，一个铁支架支撑着她的左腿。父亲走到床边，拿出了那半个柠檬，放在母亲的鼻子前让她闻。一会儿，母亲醒过来，看到我们，肿起的嘴巴微微一张，没有说话。父亲去医务室了解情况，我留下来陪母亲。我按父亲的做法，让母亲闻着柠檬的清香提神。父亲回来告诉母亲，医生说手术成功，几个月以后可以恢复走路。因为父亲还要回接待站上班，先走了。临走前再吩咐我，别忘了给母亲闻那个柠檬。

母亲在医院住了几个星期，每隔一两天，父亲就煮些生魚汤或猪骨汤，让我带到医院给母亲喝。不久母亲出院回家养伤，父亲再三叮嘱我千万不要碰母亲断了的左腿。母亲笑着说不是腿断了，而是与盆骨很近的胯骨摔坏了，接着给我解释盆骨和胯骨的位置，破碎的位置在哪，像在给我上人体结构课。“在急诊室，医生看了X光照片说摔得不轻，问我选择哪个医疗方法，中医还是西医。中医不开刀，不流血，用草药敷，慢慢地让它愈合；西医开刀，上钢钉，会流血，但会好得快。我相信西医的科学法，所以选择西医。”我问母亲开刀痛吗？母亲说有麻药不觉得痛，手术后会感到痛，只能靠自己的毅力去克服疼痛。

母亲所说的毅力就是忍。在家养伤的几个月，家里平静如常，连在家的哥哥们都没有注意到母亲所经受的巨大的创伤。从梯子摔下来后，除了摔坏了胯骨，还让未到50岁的母亲失去了整排上牙。碰巧四九菱角塘大树脚的莫杏春和他的同学串连来到广州，住在我们家。他们是牙科中专技校的学生，倒模配假牙是其中的必修课，看到母亲的情况，他们主动提出给母亲免费镶配假牙，以此当作一次实地试验作业。母亲爽快答应了，“好的，就拿我当你们的试验品吧。”

    合道府的白玉兰含苞待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