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情人节，今天元宵节。

      起来看群，热闹了，因为是元宵，啪啪啪地群发免费图。我顺手也发一张，原创的图，把梅花换成了元宵，有学生觉得这个对子好奇怪。其实，我是想起了老妹的文章。最近电视正在热播梁晓声的“人世间”，老妹也在写黄家自己的人世间。只是时间跨度更大。内中有个描述文革当中三哥的故事，题目叫做“小白兔与红袖章”，我觉得很有趣，顺手贴上。

      在我的记忆中，1966年的下半年，除了听到红卫兵到处抄家、破四旧之外，最大的新闻就是红卫兵免费的全国各地大串连。9月底，三哥从学校回来兴奋地告诉我们，他被选上赴京参观学习，说不定可以见到毛主席。自从8月18日百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受到领袖毛泽东的接见之后，成千上万的红卫兵从四面八方奔赴北京。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师生来京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阐明师生免费乘火车，生活补贴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随后，广州市委发出了《关于组织中等学校革命师生员工上京参加学习的通知》，指明每10名学生推选1名代表，每100名教职工推荐1名代表，从9月24日至10月23日轮流赴京。

三哥是广州市第一批由官方组织的师生赴京代表团，其中还包括我未来嫂子刘丽璇（她当时与三哥同校同届不同班）和六中学校饭堂的职工朱伯。9月27日他们从广州火车站乘火车出发，赶上了10月1日的国庆节，他们来到天安门广场与百万红卫兵挤在一起，举着红宝书，高呼万岁。三哥从北京回来后还给我们展示他夹在《毛主席语录》里面的红粉末，郑重其事地说，“这些红粉是我从天安门城楼的红墙上刮下来的。”他说得极其认真，似乎这红粉末来自圣地，具有神圣力量。

       我问三哥在北京有没有去过其他地方，安份守己的三哥回答，没有，一去一回就在北京城内。从北京回来后，很多同学们都出去串连了，校园基本空了，于是，他自愿留守学校。留校干什么呢？养兔子。兔子？对，雪白雪白的兔子。外面的红卫兵正在轰轰烈烈搞文革，你在校内养小白兔？

原来六中的生物实验室养了十来只兔子，管理兔子的高年级学生也要出去串连闹革命，急着要找代管人。看到三哥从北京回校，就喊他来帮忙。三哥从来没有养过什么动物，看到可爱的小白兔就高兴地接受了任务。他每天到校园外的田地割青草，然后把割下的青草带回实验室铺开晾干再去喂兔子。他接手后不几天就发现兔子的数量不断增加，从十来只增加到二十只，心里很高兴，更加勤快地割草养兔。几个星期后，已经有三十多只小白兔了。他除了养兔子，还要抽空看报，翻印社论或最高指示。

一天早上，一架滑翔机在田野上飞过，留下一丝喷雾气体。三哥不在意，照常去割草，晾干之后喂兔子。不知道为什么到了那天下午，兔子开始拉肚子。第二天，他看见几只兔子躺在笼子里不动了。跟着下来几天，兔子一只一只地死去。最后，三哥意识到，滑翔机可能是在田野里撒了农药，兔子吃的青草沾有残留农药，全被毒死了。

看着自己养的兔子死了，心里挺伤心的。但在那个文革时代，没有时间为几只小兔子难过了。三哥又接到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驻穗联络站的聘请书，聘他去给首都红卫兵的头头做翻译。三哥能说粤语和普通话，又是当地人，所以被挑中了。与他一起还有六中初二级的朱老二（朱长江）。他们打起背包，前往中山医学院报到，因为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驻穗联络站进驻了该院一座教授住房。据三哥的回忆，那个红卫兵头头叫鲍长康，又称鲍副司令，给他做翻译的时间并不长，但见识却不少。

刚到联络站就随鲍副司令去见当时的广东副省长王阑西。 “我那个时候只不过是一个初一鸡（粤语初一学生），第一次进省委见省长大人，心情自然有点紧张。大家围坐在会议室的一张大桌子，红卫兵坐一边，省长他们坐另一边，我坐在最靠边的位置，看着鲍副司令向王阑西省长要这个要那个，他还提出要一辆吉普车。省长只答应给他们必要的宣传工具，比如手持喇叭、油印机和纸张。没想到过了几天以后，这个鲍副司令用那些纸张写了炮打广东省委的大字报。” 三哥回忆道。

有一天他抽空回家，向家人宣布：“明天有大字报要贴满广州市！”大家楞住了，什么贴满广州市？父母问怎么贴？驻穗联络站已经发出总动员，号召全市红卫兵写大字报，然后将大字报贴满全城，三哥自豪地说。哗，这个鲍副司令真是雄心勃勃，令家人震撼不已。第二天，三哥跟着鲍副司令外出巡查，只见到中山四路那边贴了零零星星几张大字报，要大字报贴满全市，可不是一日之功，三哥发现自己的豪言壮语成了家人的笑谈。

那个时候，初一的三哥很单纯，没有什么派别之分，更不知道政治的复杂和肮脏。鲍长康是清华大学井岗山红卫兵团一把手蒯大副的副手，这两位清华井岗山兵团的司令和副司令恰好是大哥的同专业学生，但低了两届，他们和大哥持有的政治观点不同，可以说是属于两个相反的派别。鲍副司令常常哄三哥他们这些跟班做事的初中生，说只要好好跟他干，有机会就带到北京去，缺乏社会经验的三哥听了很受用，屁颠屁颠地卖力干活。

      约在联络站干了两个星期，鲍副司令对三哥他们说再过几天就带他们上京，他们听了好高兴。那天晚上，中山医学院的露天广场放《收租院》电影，三哥和朱老二两人观影去了。看完电影他们返回联络站的住处，走近楼房觉得不对头，怎么楼房一片漆黑呢。进楼打开灯一看，三哥他们全楞了，原来一座住满了红卫兵的楼房被搬空了，剩下的只是三哥和朱老二两人放在地板上的被褥。这不是一夜之间，而是仅仅两个小时一场电影的空挡，联络站连人带物突然全部撤空，让两个初中生不知所措，一片茫然。 

让三哥失望的不仅是上京计划泡汤，更重要的是他感到被这伙来自首都的红卫兵抛弃了。想当初他拿着鲍副司令的亲笔聘请书，兴冲冲来到联络站工作。此刻他们一抬腿走了，居然连个招呼也没打，在黑暗中悄然消失，无影无踪。就在这个时候，鲍副司令的手下金卫东也来到联络站找鲍副司令。见到三哥他们沮丧失望的神情，金卫东也觉得这个鲍副司令做得过份了。他自告奋勇地说，他会来带他们去北京的。朱老二兴头一上，说他的姐姐在北京，三哥可以住她家。当场决定马上回家收拾，第二天在火车站会合上北京。

三哥回到家不好意思说被鲍长康抛弃的事情，只是告诉母亲说他要上北京。母亲叫他等大哥一起去。原来大哥刚从外地回来，见三哥急急忙忙说要出发上京，问是怎么回事。一听三哥当了鲍长康的翻译，心里觉得不对劲，但又不好说，只是劝三哥等两天跟他一块走。三哥说已经答应了跟朱老二一起走，还有热心的金卫东，为了守信还得坚持跟他们走，母亲劝说也没起作用。母亲以为不给三哥钱就会让他回心转意，没想到三哥很倔，一睹气靠着口袋里的两块钱，若干粮票，还有几件换洗衣服，头不回就上路了。

“我们挤上了火车，只能一直站着。没想到沿途还和朱老二吵嘴，因为我比他低一届，他指使我下车找这吃的找那用的，找不到他就生气。11月25日到了北京，挤下车后就不见他的人影。直到现在，几十年了，还没见过他一面。幸亏金卫东在旁，看到我一个人孤零零的站在站台，不知如何是好，他邀请我先到他家住一晚，等第二天再说。在去他家的路上，看到保卫人员开始设栏杆堵路。金卫东意识到可能为了接见红卫兵而设的。第二天一早我们上路，到了西郊机场。我个子小，人头攒动看不见毛主席，我看见旁边停着一辆车就爬上去，有人还帮了我一把。这是毛主席最后的一次接见红卫兵。”三哥记忆犹新，徐徐道来。

“金卫东安排我住在清华大学的学生宿舍，我每天吃完早餐，带上两个馒头就去看学校的大字报，做笔记，什么风景名胜地都没有去过。那是北京的十二月，温度开始下降，天气越来越冷。金卫东见我缺衣，借给我一两件衣服保暖。当时我写信回家，在信封后面还写了句毛主席的诗词：‘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出奇。’ 妈妈看了说道：‘这回真的冻死苍蝇未出奇了！’最后，我抵不过北京寒冷，赶紧坐火车回了广州。”

我在改文，最后看到母亲说的“冻死苍蝇未足奇”，就想起家中这个梗。每看到这段文字我都笑出眼泪。每个人每个家都有自己的故事，构成一个一个的“人世间”。

今天元宵节，昨天情人节。为了这个节的仪式感，特意去看了一场电影，《水门桥》。路经东单银街天桥，朝西看，落日还有余晖。两个首都民兵冻得簌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