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组贴二、工作三十七年
吃早饭。今天东西来得快，不用靠火龙果充饥了。席间言及今日是七月十六日，暮然想起，这是毛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的纪念日，也是老农参加工作的日子。
三十七年前的这一天，我到位置西瓜园的广州日报报到，从一个高中生转身成为社会人，报社的一员。
三十七年，在座的项目组成员都没有出世呢。昨天和广州电视台的杨殷朱毅吃饭，说到当年给电视台做项目，他们认识最早的成员就是周艳，现在已经是周大妈了，接着是王薇。再后就是众学生。大家掰着指头一算，开列出这个课题组的成员序列：周大，王一，马二，刘三，贺四，袁五。可是，周大说大，也就是三十有六而已，老农当年工作至今，已经是三十有七。这就是历史。
做项目这点好，年年做，日日新，熟悉的人，不熟悉的事，有交流，有碰撞，总有很多的意外收获。看看项目组的年龄梯次，从高到低，老带中，中带新，慢慢就形成自己的团队和文化。
前几天和宋青在麦当劳喝咖啡，言及课题组新老交替，我说，没什么可以担忧的，任何课题组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一种独特的机制，可以生生不息。
想想三十七年前那个夏天，好像也是那么阳光灿烂。高中生的我，进入报社那栋两层的办公楼，心中忐忑不安，我曾经为那个时候的状态写过一个帖子，名字叫做“边缘游走”，今天重发，权当留念。
边缘游走
我们的研究属于主流还是边缘？有学生这样问道。我一时语塞，主流？何谓主流？边缘，好像有点，1996年开始进入产业化研究，其实相当边缘，常常遭遇到议论和批评，现在，它依然没有进入主流，我这样认为的，不过，我不太在意这些。走自己的路就是了。
我17岁进入报社的时候，不是一个“追求卓越”的人，用当时的领导殷勤主任的话来说，是一个“既不红，也不专的灰色青年”。我不红是因为没有每天提早半小时到报社办公室打扫卫生（是每天不是偶尔！领导对于部下的考察向来很严格），不喜欢向上级汇报思想。那时报社有政治学习，每周一次雷打不动，从下午一直到晚上，学习《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等等，还有批林批孔。每次政治学习，我也在认真看书，有一次我放在毛选底下的《赫鲁晓夫回忆录》被领导发现了，所以得出上述的结论。那个时候我18岁，正是积极向上的年头，所以很沮丧。
我在中学的时候并不是特别喜欢文学，当时最好的功课是物理。我当时的人生理想是在工厂当一名电工。之所以对写作有兴趣是因为高中的时候来了一个班主任，叫章以武，上海人，当年就是中学教师中的才子，后来写《雅马哈鱼档》声振江湖，现在是广州文联主席之类。我当时是班上的一个“刺头”，天不怕地不怕，农忙里为一件事情，居然和“连长”（现在的中学年级主任）吵了一架。章以武在旁边看到了，背后对我说，呵呵，你吵架反应很快嘛。他要我写一篇通讯，我写了，他看了夸我，说来得快，有才气。从此，我就“弃武从文”，从他那里借了一本刘白羽的散文集，一边模仿一边写狗屁文章。17岁的夏天，广州日报招人，章以武和那个连长推荐了我。记得有一天，一个军人来到我所在的广州二中，要看我的作文，而后，又要看平常作业，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他就是我的领导殷勤，一名军旅诗人。他以前写的诗句我只记住一句，是形容南疆军人如“南天一柱”，不久前我去三亚，猛然想起这句，特意拍照留念。
经过殷勤的考核，我到了报社，经过重重考验，我进了编辑部，第一个工作岗位就是文艺部。到文艺部第一天我接到任务，写一个五百字左右的文章，题目是殷勤给的，大意是“三尺柜台写春秋”，我费了两天完稿，给领导审阅，领导不置可否。过了两天，我被转派到“通联组”，也就是现在的读者服务组，后来，又转到了夜班校对组。职场辗转背景，据文艺部的符启文说，是老殷看了我写的东西，很不满意，缺生活少思想，有必要锻炼锻炼。从此，我下放校对组锻炼。
夜班校对，半夜两点上班，四五点大样一出就可以下班，然后，睡觉，然后，起床，吃饭，打球，然后，睡觉，然后，上班。看到同时进报社的年青人蓬勃向上，自己无所事事，有点难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被边缘化了。这个时候，认识了资料室的郭永华大姐，她早年是《羊城晚报》“五层楼下”的编辑，很红，当时也被边缘化了。可能是同病相怜吧，她说，如果没事做就到资料室看书吧。从此，每到郭永华晚上值班，我就溜进书库。当时的书库没有开放，积满灰尘，我在两个书架中间摆一张凳子，再把电灯放得低低，随意从书架拿出书，吹掉灰尘，瞎看。第一本书是杨绛翻译的西班牙小说，叫《小赖子》，接着是塞万提斯的《唐吉柯德》，再接着是马克吐温得《汤姆沙耶历险记》。书一本一本地看，有政治，有经济也有历史，最多的是文学，我也逐步进入了文学的殿堂。开始的时候，喜欢马克吐温，后来，喜欢雨果，罗曼罗兰，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是后来才有认同。然而，在情绪上文风上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屠格列夫。章以武说，你的文章总是很明快，不过，欢乐中常有一丝隐隐约约的忧伤。真是这样吗？我也不知道，以前写文学作品，大学毕业以后就没有写了，所以不好说。
报社数年，其实我都是在边缘游走且越来越远。我怀疑现实，反抗虚伪，但是，除了几个中学同学，无人可以议论。我也无所谓了，工作，看书，写作。有一天读着《约翰克利斯多夫》，忽然泪水满面。
“悲观者沉吟叹息，而勇者面向光明，抬起他们纯净的眼睛”。
我是勇者吗？如果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那就是，我想。
那一年，正好是二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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