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昨天的话题。不过，光有文字没有图片太素了。今天走路去了王府井，看看灯饰，顺便拍照权当坛子的点缀。

      去年夏天，一个刚刚当上副院长的学生问我，广告学院的那张学术科研设想图是怎样弄出来的？您老啥时会有这样一个超前构想呢？我被问得一愣一愣。科研设想是我常做的事情，在我做院长以后，每每遇到学术交流的年度大会，我都会有发表。所谓院长，就是一个船老大，你对于自身的船只，一起扛活的水手，以及航行的海图和方向如果没有认真的把握，那必然是风险重重。

       那么，何时发生船老大意识呢？刚刚回国的那个时候，我的思维依旧传统，应山本要求，打算老老实实做一个地道的学者，闭门读书，年有发表。后来，实践证明我无法做到这点，乱乱哄哄且资源匮乏的环境是不允许你闭门读书的，那么，只能起身做事。这个做事，就是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谋生。我对自身的商业感觉向来信心满满，无论何时何地，我都饿不死，而且，还会活得比很多人好。七十年代大学暑假旅行，要出门还没有路费，靠临时卖几双鞋几个蛤蟆镜就有了。八十年代当央视编辑本应在青海采访，一声招呼转赴深圳海南，为专题部穷兄弟们捞金。对于东渡自费留学，我最大的收获并不是什么学问至上，是应对陌生环境练就的求生求存本领，而且，这种本领还得到一整套学术理论的武装。九十年代刚刚回国那阵，我就将很多精力投放在社会，在市场一线，直接深入企业做产品做市场，各种企业各种规模都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是一手做企业一手做学问。注册研究所，做IMI年鉴，从头到尾都是企业做法。当时的理由非常简单，爹不爱娘不亲的专业，自己谋生求出路。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的“财富自由”概念，但是，挣大钱的欲望是很强烈的。不是一个人挣，是一伙的人挣，我就是合伙挣钱的船老大。

     从企业赚钱的思路转化为学术建设的思路应该发生在1997年前后。95年做IMI，96年做广州台的“媒介产业化”，同年做湖南华天企业发展战略，发现在项目盈利的背后隐含着巨大的学术影响。在97年日本访学期间，我在给学生的邮件当中表态，我不会离开大学下海捞金，而是把精力放到大学，组织团队做事。那个时候把原有资源划分为消费者研究，媒介研究，企业广告主研究以及广告作品研究若干群体。这封信我一直保留，在2014年秋天中国广告博物馆落成不久，以“想起当年那些豪言和壮语”为题，放到坛子里，估计注意到的人不多。

    2001年在深圳出席广告教育年会，我在回顾和展望北广广告学系生存与发展的PPT里，第一次展示了打造知识创新平台的愿景。

      在那个PPT里头，做什么，谁来做，怎么做都有明晰的展示，在场看懂的就是那时深大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吴予敏。他说，老黄厉害耶。

       2011年，我再又整理出学院的科研设想。两个图相比较可以发现，思路是一样的。学术的框架比前一个更加丰满扎实，因为那已经不是一个学系，是一个学院，队伍成规模了。

      那时的中国广告博物馆已经做了六年，不过，还在纸上。

     做事的道理其实都一样，有规划有蓝图，这是行军路线，不管如何粗糙，有比没有好。谁来做能不能做涉及到资源和队伍问题，这需要培育和寻觅，如果是市场思维就是自己去找人找机会，如果是官僚思维就是靠人靠机会。 

    我想不想靠人靠机会呢？也想，但是老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