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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产品挑战殿堂权威：中国草根文化大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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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25
山寨产品挑战殿堂权威：中国草根文化大爆发
亚洲周刊张殿文、张洁平、邱晨／从「山寨手机」到「山寨水立方」，从「山寨周杰伦」到「山寨春晚」，「山寨现象」显示了中国草根文化的一次大爆发。民间以刁钻的身影，钻进了很多灰色的地带，�破了垄断的格局，也挑战了殿堂的主流语境，制衡了权力的傲慢。但更重要的是，它不仅是天马行空地务虚，也是创造了巨大利润的生产链，并成为全球瞩目的经济现象与文化现象。
中国NBA篮球明星姚明零八年初接受凤凰卫视节目《鲁豫有约》节目的访谈。鲁豫问他：「你长期在海外打球，对国内流行状况还了解吗？」姚明回答「没问题」，鲁豫接著问他第一个问题是：「山寨机是什么？」「山寨机」名号响亮，远在美国打球的姚明都晓得，不只像美国知名品牌苹果iPhone有三?及氪笃聊煌饧印付嗟愦ヅ雒姘濉梗�械淖龀伞赶阊毯小梗�械南癫渭友莩�岬摹赣┕獍簟梗�比�蚴只�放谱�颐刻於荚谙朐黾庸δ芾赐卣故谐。�印干秸�怪锌梢苑⑾窒氩坏降拇鸢浮�
随著山寨机的影响力扩大，过去不到半年的时间，大陆出现的「山寨」产品也不胜枚举，从高科技产品开始，过去价格动辄上万元的笔记型电脑、数码（数字、数位）平面电视，一直到各种平民化的电子产品，如数码相机、滑鼠、键盘等，进而扩展到文化领域。原先被称为抄袭、模仿、恶搞的种种商业产品和文化现象，如今都齐聚于「山寨」的旗帜之下，不仅有了统一的称号，更有抢夺话语权、挑战主流生活方式的野心。比如山寨春晚、山寨明星、山寨红楼梦、山寨百家讲坛等等，甚至还有人提出山寨式民主、山寨版人民日报、山寨共和国……
山寨现象其实显示了中国草根文化的一次大爆发。民间以刁钻的身影，钻进了很多灰色的地带，�破了垄断的格局，也挑战了殿堂的主流语境，制衡了权力的傲慢。但更重要的是，它不仅是天马行空地务虚，也是创造了巨大利润的生产链。山寨其实也创造了新的价值链。如果连手机这样「高科技」的产品都可以「山寨化」，一些曾经标榜为精英独挡、国家垄断的文化领域，「山寨」为何不能涉足？
中央电视台集举国之力办了二十五年春节晚会，零九年将遭遇「山寨版」挑战。十二月十四日晚上十一点十分，负责筹备「山寨春晚」发起人、在网络上人称「老孟」的施孟奇，正在开当晚最后一个会议，因为从十一月底宣布筹备「山寨春晚」以来，到十三日晚上十二点为止，已有七百多个「山寨节目」报名，「我已经看了二十年的春晚，我们正开始做一些选择，毕竟只有三个小时节目嘛！」，老孟说，「我们绝对不会搞假唱。」
连深入人心多年的春晚都会让人想换换口味，也证明了山寨有其广阔的「空间」。十月，一位自称「青年学者韩江雪」的网友更在博客中贴出了自己主讲的《从靖康耻到风波亭》视频，以挑战《百家讲坛》。视频中的主讲人韩江雪在接受?穹檬背疲��哪康木褪俏�酥っ髯约骸⒏�窦涞乃枷氡泶镅罢乙惶醭雎罚�蛭��丫�弧栋偌医蔡场妨蕉染苤�磐猓�坏靡巡磐ü��缡悠岛吧狭缴ぷ印�
自嘲式幽默反权威象徵
的确，从早年的「山寨」概念专指「地下工厂」，是顶著「假冒伪劣」这个遭人唾弃的帽子的非主流产品，或者游离在社会边缘的草根小众，一直到现在，「山寨手机」等系列产品登堂入室，引发高度关注。「山寨」这个概念，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遮遮掩掩、在社会的异议声中夹著尾巴做人的小媳妇，甚至已经不带明显贬义色彩，反而成了自嘲式的幽默。在有些领域，「山寨」成了殿堂之外，一种「反权威」的精神象徵，或是「反传统」的民间创新。有评论者称，这就好像一部中国传统武侠小说所演绎的故事：先以非常规手法游走于主流圈子的边缘，然后逐渐坐大，最终向正统势力挑战，甚至取而代之。
过去山寨一词原代表那些�山为王的地盘、有著不被官方管辖的意味，如今表现在数码产品之上，展现模仿、快速、平民化的特点，《电子时报》分析师简佩萍指出，「山寨文化」之所以特别容易表现在数码电子产品上，主要是因为数码产业有「标淮快速变化」、「技术门槛」、「价格门槛」较高的特质，自我开发风险较高，于是模仿、快速、平民化的方式不失为建立市场的有效策略。
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秦勇为文指出，山寨产品并不是完全的盗版和剽窃，其中包含著大量创新和创意的成分，只要没有故意侵权和恶意�谤，对于这种创造性应该给予一定的空间，「山寨文化自有其流行规律，顺应规律进行疏导，比强行压制更有益于今天的和谐。」秦勇强调。
有人拿山寨文化和美国高科技的「车库创意文化」相比。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惠普的创办人比尔．休力特和戴维．帕尔德一起在后院车库创办了电脑公司，一直到互联网的雅虎和Google，强调的是从无到有、自己动手的方式，更重要的是不怕尝试、不怕失败的创业精神，最后竟造就了「硅谷」(硅谷)的繁荣。
从这个角度来看「山寨文化」倒有几分神似之处。同样在艰困的环境之下，拉起袖子创业，主要也是手机产业的大变动，大幅降低了创业门褴。像广东深圳、东莞街头，出现一张桌子上放著一台个人电脑的小摊子，供人用手机下载影片，下载一部片子五毛人民币（约七美分）。只要一部电脑就能做生意，成千上万的民工可以用自己的手机看电影。
原本按理应该是用DVD看片才合逻辑，但问题是在八个民工挤在一间工厂宿舍，或是简陋的租屋，哪里来放电视和DVD的空间和电源？人手一支手机，看电影、听音乐外加拍照，解决了数千万打工仔下班之后的娱乐问题。
这的确是一个西方行销家无法想像的新市场：有的手机可以拿来赌博，用抖动机身的方式玩掷股子、出现不同的点数；有的手机可以拿来学唱卡拉OK，将手机甩一下，就可以换到下一首歌或下一个页面；有的手机可以发出奇炫的光芒，上面写著偶像的名字，方便让歌迷参加演唱会时使用……，手机不只是通话，还要有特炫功能，这是中国消费族群特有的心态。国际品牌行销专家就算想破头，恐怕也很难想像：手机可以做成「林宝坚尼」跑车造型。
但和硅谷精神大不相同的是，硅谷讲究更多的创新能量，山寨却以善打「擦边球」。但像全球品牌手机一支动辄两、三千人民币，是一般老百姓一个月的工资，山寨机只要两、三百元就有一支，例如Nokia被仿为Mokia或Hokia、Sony Ericsson被仿为Suny Ericson，提供消费者以假乱真的感觉，但是价格杀了七成以上，是山寨机足以挑战全球品牌的原因。
这种既非全球品牌、又非中国大厂牌�造，而是由终端销售市场自行设计�造的手机，根据高盛银行的研究报告，全世界一年已超过了一亿两千万支，百分之九十来自广东省深圳�造，有一半的山寨机外销到中国以外的地方。
在产业上，除了因为游走在法律灰色地带所付出的不确定成本之外，山寨产品的营销能力是病毒式的，其强大程度，几乎可以颠覆传统的行业潜规则；在文化传播中，草根创新、群众智慧的烙印让「山寨系列」赢得了极大的眼球关注度，也成了反叛精神的凝聚地，在这里，主流文化还没有来得及被颠覆，就已经被边缘化，以山寨文化为基础的价值序列正在被重新建立。
但有人认为「山寨」是低俗的文化，是仿冒起家，不值得推广，甚至是中国的耻辱，不过在「务虚」和「务实」之间，一种「山寨精神」也开始散播在全中国的产业，低调、敢放手一搏的山寨文化，在中国能够得到广大市场的�响。
这种「擦边球」式的策略，其实也是突破垄断的一种策略：表面上进入WTO之后开放的中国，其实在许多业者眼中已变成一种「三元经济」：第一元是拥有国家政策及资源的国营企业；第二元是挟全球资本进入中国的外资大企业；第三元，才是靠民间力量自己站起来的企业，?�茉谧试绰⒍系那榭鲋�氯宰呦蚝Ｍ馐谐。��フ憬�轮菪�瞪���盗赐暾��じ铩⑿�铩⑿��⑿�鄣炔牧弦挥�闳���衷谏钲谡�晌�干秸��勾蟊居��
所以在赞成者眼中，山寨是一种代表草根的非主流文化，是一种来自民间的创新力量，它因为挑战权威、反抗主流、主张平衡而饱含存在的价值和光大的意义。
互联网是山寨催化剂
互联网是「山寨」窜红的最有效催化剂。社会学家顾晓鸣曾说，互联网带给人类一些新的�杂的、微妙的感受，公共话语并没有赋予这些微妙感受以具体词�。「山寨」一词便是承载了这�杂感受的词�之一。
「早上，我被『山寨版』手机的铃声叫醒，洗脸后抹上『迪澳』润肤，泡上一碗『康师博』红烧牛肉�，再喝袋『豪牛』牌酸酸乳，然后潇洒地穿上一身『阿迪瓦斯』运动服出门上班……」山寨产品层出不穷，一位自称「山寨族」的网民在网上如此想像「山寨版」生活。
十二月二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也对「山寨现象」进行探讨，在问卷调查中，五成网友看好「山寨产品」。这种中国式的草根文化井喷式爆发，会把整个社会的精神气质导向何处，正在吸引海内外的高度关注。
在江湖术语里，山寨是「绿林好汉�据的山中营寨」；早年产自广东、浙江作坊式工厂，后来泛滥全国的「假名牌」是给人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山寨」产品。那些起初技术粗糙，后来甚至可以模仿到以假乱真程度的假NIKE，假ADIDAS，假GUCCI，假LV，假手表让世界名牌在中国各个城镇乡村迅速「普及」，起先，知识产权问题让真品牌头疼不已，诉诸法律又苦于灰色地带太多，慢慢地，这些越做越真、甚至加上了原创因素的「山寨」产品，竟也成了独特的中国式文化现象，成了老外来中国旅游购买的「特产」。
让「山寨」概念从草根江湖走进主流视野的是山寨手机。山寨手机不断的技术革新，甚至为它洗脱了「坑蒙拐骗」的形象，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社会认同。
如今，走在被称为「山寨手机天堂」的深圳华强北，商家不会向你硬销假冒NOKIA手机，而是直截了当的告诉你，这款印有NOKLA字样的手机「不是正牌货」，但「跟正牌货差不多」、「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而且「功能更好、更强大」，当然，价格也更有亲和力。办公室里，人们也不再因使用没有品牌的手机而感到尴尬或丢人，相反，大家不仅乐于交流山寨机的价格和功能，还对收集山寨机的名称乐此不疲。锁爱、iOrange、G2、爱疯……诸如此类的山寨机名称，开始只是网友们的笑料，后来逐渐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
随后而来的是「山寨明星」。酷似周杰伦的周展翅以代言某职业技术学校扬名网络，而形象一向正襟危坐的中国中央电视台，更在元旦前夕推出「元旦山寨擂台」，要让大家来个山寨明星大串演。明星模仿秀早已有之，如今的山寨明星的娱乐效应已超越模仿秀的范畴，入侵广告和其他媒体领域。但山寨明星的星路很窄，演艺生涯也备受限制。一九八九年那英以「苏内」为艺名发行专辑《不变的心》，模仿台湾歌手苏芮。王菲也以模仿和翻唱邓丽君的老歌出道。如果没有后来自成一派的演唱风格，两位好姐妹一定做不了天后，只能做「压寨夫人」。
三合一山寨搜索引擎
在互联网上，更有「山寨搜索引擎」。「百谷虎」，名称混合百度、谷歌、雅虎，域名baigoohoo.com也取材自三大搜索引擎的网名，口号是山寨味十足的「多重搜索一网打尽」，号称一键搜出三大搜索引擎的内容，原理则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就是把三大搜索引擎的检索内容返回到自己的网站再呈现给用户，实为不折不扣的拿来主义者。
以全球手机的市场�有率来看，一般全球前五大品牌大约�八成的市�率，如诺基亚、三星、索尼爱立信等都有著主导力量，但是在中国，前五大�不到五成的市�率，因为中国本地通路品牌总计就已有五成以上市�率。外国银行投资报告上称「山寨机」是「白牌手机」(White Brand Cell Phone)，但是中国市场一开始叫做「黑手机」，两年前曾是中国严打查缉的对象。
从黑到白，说明了两种市场极大的思维差距。之所以称为「白」，是因为这种手机可以被卖家及销售通路贴上任何品牌，产品的品牌部分「留白」，在西方市场分类之中，是属于「渠道」(通路Channel)的主推产品，在中国，这种「渠道」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实力。
之所以称为「黑」，是因为「山寨机」掘起过程中企业良秀不齐。诚如华为工程师潘少钦和杨奕在内部演讲《山寨机的蓝海策略》中指出「山寨机」通过「剔除牌照和知识产权，减少品质控制、行销/售后服务客户群」获得了很低的成本，「山寨机的精神是：不怕丢脸，不怕低利润，把能实现的功能都实现，设法地满足消费者的一切需求；你没有的需求，也给你创造出来；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所以在反对者看来，山寨产品就是假冒伪劣的代名词，山寨文化就是盗版文化、强盗逻辑。根据新华网的报道，二零零七年山寨手机产量至少一亿支以上，与中国品牌手机总销量相当，仅增值税一项就造成中国政府人民币一百七十八亿元的损失，中国正规手机厂商几乎都出现亏损，有些甚至退出市场。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在过去两年全力打「黑」。但两年之后，「黑手机」不但没有死，而且成为一方之霸的「山寨好汉」，让全世界第一大手机公司诺基亚及第二大手机公司三星的利润受损，也让全世界最大的手机芯片公司德州仪器(TI)股价只剩五分之一。也让来自全球的?窆喝嗽奔把芯咳嗽保�追淄ü�钲诠乜冢�巴�干秸��沟拇蟊居�钲凇富�勘薄挂惶骄烤埂�
广义上的华强北，是深圳福田区华强路一带，据业界人士估计，每逢假日就有三十万人次流动，相当于台湾最大的消费电子销售活动「资讯月」十天展期的一半人数。站在华强北街头望去，包括「远望」、「明通」、「桑达」等电子城林立两旁。
在「赛格」、「远望」、「明通」这些大卖场中，每个都有上千家店面进驻，有的就只有小柜台，柜子里摆满了各式手机或是相关零组件，像电路板、萤幕、按键、外壳、电池，甚至手机废料等琳琅满目。「这里号称没有『没有的手机』，就算真的找不到，自己也可以买零件组一支。」一名店长自信的说。
这些电子大卖场里的上万家的专柜组成了华强北DIY的「第一线」，以最快速度向市场推出新产品，并接受顾客询问。山寨企业很清楚手机通路商最关切的还是利润，品牌则在其次。许多山寨机企业完全不花一毛钱在产品行销及广告上，把省下来的利润回馈给通路商，并提升手机的「性价比」（性能价格比），做到比任何同类型的手机都要好。例如，一支八百元人民币的手机，诺基亚是最简单基本、STN低档液晶面板的入门机种，但天宇则可以做到二百万像素相机、图像精细的QVGA彩色液晶的面板以及附插卡的机种。
在华强北，可以发现所有商品都是以这种方式前进：以极低的成本模仿主流品牌产品的外观或功能，并加以创新，最终在外观、功能、价格等方面全面超越原本产品，尤其是挣脱了牌照的束缚，握紧了低成本高回报的福祉之后，彻底颠覆了传统的行业潜规则，以草根创新、群众智慧来布局，从这个角度来看，山寨的确是一种文化，而且对暴利行业的杀手�，对平衡产业发展有著关键的作用。
山寨机零售商利润高
另一方面，也是从「群聚效应」的核心零组件出发，来自台湾的联发科技，就扮演了过去类似PC时代英特尔(Intel)提供中央处理器的角色。投资银行分析师经常把手机和个人电脑比作电脑产业的软硬体规格掌握在微软及英特尔手中，惠普、联想等电脑厂商只要把零件组好就可以出货，不需要太多的软硬体知识，也不用和微软及英特尔抢饭碗。如今在手机产业里，联发科就好像扮演微软及英特尔的角色，山大王们则是淮备出头做中国手机界的惠普或联想。
由于山寨手机不缴纳百分之十七的增值税、销售税，也不用研发、品管、广告等费用，山寨手机以价格低廉取胜，虽然没有售后服务，消费者也愿意花钱购买。山寨机的中间利润可以高达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百，生产商可赚到其中的一成到一成五、中盘赚到一成到两成五，剩下六成到八成都给零售商，而零售商赚得最多，所以越卖越旺。
让零售商家掌握著最大的利润空间，这也是华强北很多铺面不足三平方米，多以夫妻店等模式生存却生生不息的原因所在。深圳也自然成为中国黑手机最大的集散中心，据了解，华强北这条街，每年产值超过六百亿人民币。
也正是如此，政府当局也就更处心积虑的「规范」山寨机，用双管齐下的方式对付山寨机。
零八年夏天开始，中国政府一方面开始规格重点打压高仿企业，一方面也成立深圳手机产业协会，手机牌照制度开始放开，入网检测时间和费用大幅减少，也等于间接扶持打出名号的山大王成为「民族企业」。
十二月二十日，中国国家工业信息部宣布，工信部下属的「电信终端测试技术协会」(TAF)已在国内向二百多款手机核发「IMEI」电子串号。IMEI是由十五位元数码组成，等于是每一部手机的「身份证号」，即使是「山寨机」，只要在组装完成后都将被赋予全球唯一的一组号码，可以出口到国外市场。
甚至连联发科，都开始强调自己只和正牌的厂商合作。「今天的山寨，将会是明日的主流！」中国手机芯片最大提供商、也是全球第二大手机芯片公司台湾联发科技(MTK)创办人蔡明介自信的说。
通讯芯片平台整合度高
的确，表面风光的「山寨机」产业，在成功「伤害」并抢�了外资和所谓国产手机品牌的部分领地后，也开始了「自我毁灭」的历程。诚如前"Global Sources"资深编辑潘九堂指出，由于大量厂商的低层次、同质化竞争，山寨机产业已出现供应过剩、管道库存积压严重而要不断抛货。
包括像上游的联发科等公司提供的通讯芯片平台的整合度越来越高，使得手机开发和�造变得简单，加上互联网等资讯技术让一切都变得透明，让世界变得更平坦、进入的门槛越来越低。
这时，创新者能够获利的时间越来越短，例如CMMB（中国移动多媒体广擂）手机电视刚刚推出不久就出现了价格战，因此谁都不愿意付出大成本做深层次的创新；部分厂商为了降低成本不断挑战品质极限，例如「山寨机」大量使用五到七元的电池，因此「山寨机」最终比拼的可能不是谁更优秀，可能是谁更狠││谁更会抄袭、谁敢挑战品质极限和谁更少赚钱，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悲观的业者则认为，「山寨产业」适合完成原始的开创型市场，但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加上消费者能接受的「品牌」有限，山寨很难成就变大变强的「民族企业」。不过如果这样就似乎宣布山寨机会出局也言之过早，?�芪蠢础敢换�擅�购汀敢灰贡└弧挂芽捎霾豢汕螅��父蚁搿⒏移础沟纳秸��瘢�坪醺�屎瞎愣�畹闹泄�谐 �
像中国最大的电影公司中影董事长韩三平分析中国市场时就指出，中国市场可划成三个「立体」区块来开发：第一是一亿五千人的大型发达城市；第二是五到六个亿总人口的中等城市；第三则是六、七亿的农村人口。从这个角度来看，山寨机就算在大型发达城市打不过全球大厂、国营企业，但只要在中等城市、农村�到市场份额的六、七成，在总体份额上仍�有优势，毕竟中国市场人口太多、可区隔的市场比欧美要多。
把握中国消费心理专家
市场区隔，加上手机的多变性，山寨正是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像从「大屏触控」、「双卡双待」、「超长待机」、「类比电视手机」等功能，都是「山寨机」首创或者率先推广，他们是「引导流行趋势的高手」，能很淮确的把握时尚流行元素导入产品，如奥运会前夕就有山寨厂推出「水立方手机」、「鸟巢手机」等。深圳创兴电子的潘华萍就表示：「山寨机是把握中国消费心理的专家。」
第二，山寨机不但能往市场深度扩散，更重要的是推进市场的「速度」。瑞士银行分析师谢宗文指出，一般正规品牌手机从策划到投入市场最快需要六到十个月的时间。但山寨手机的生产模式是：经销商看中最近流行的某款手机，就买下交给专业手机设计公司研究。而设计公司经过分析后，会出具一份包括主板设计、软体设计和结构设计的「仿�报告」，这一过程需要八天。设计方案敲定后，接著十天就根据此报告设计主板、开列零部件?窆呵宓ィ��腥硖灞嘈矗�酶飨罟δ芩吵┫谓印５谑�颂炷芄惶峁┑谝惶籽���突В�词谐》从Α�
如果客户认为可行，下单订货，一般在第四十五天就开始批量交货。足足比国际品牌快了四倍以上，简单的说，品牌手机推出一支手机，山寨机可以推出四支来攻�市场。反观全球品牌手机大厂，要导入一项零件或功能，必须经过长时间测试和评估，才能真正变成产品在市面上推出。
相较之下，山寨机的机动性强，所有想法都能快速成真，成为新应用的绝佳测试场。像用手机做「投影机」，大多数消费者连听都没听过，手机大厂不可能贸然行动。但是如果从山寨手机市场切入，一方面测试消费者接受度、一方面教育市场。
最后，这种速度背后，还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群聚效应」(Cluster Effect)。「群聚效应不但互相支援，也互相激烈竞争，创新就出来了！」大联大科技公司黄伟强说。大联大是亚洲最大半导体通路公司，一年提供数十亿人民币的国际电子零件到深圳一带，光是深圳就有六百名销售服务人员，他认为中国有著全球其他市场少有的多层次、多元化，且每一市场区隔都有相当人口，提供了群聚效应更大的舞台。
国际资讯情报研究机构IDC大中国区总裁郭昕则指出，深圳的产业链已具有「资源整合」的优势，所谓「整合」，是指不用实体工厂存在，全部是合作的方式，没有大量的生产，所有的东西都是约定的、联合的，就像Google一样，整合搜寻功能和资源，而未来经济模型将是「范围经济」取代「规模经济」，而「范围经济」的特色是「数量小而多样化」。
「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不一定拥有核心竞争力」，郭昕强调，未来企业需要拥有整合资源的能力，而放眼全球，有哪个地区手机产业能符合未来这样的需求？山寨大本营深圳，已有这样的架势。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山寨机」变成「山寨文化」时，也隐含著自我整合、追求创新的精神，而且从广大的老百姓生活需求及市场价格整合的角度出发，未来山寨继续撼动市场的能力，仍在继续积蓄之中。
秦晖：极左、左派、右派、极右的区分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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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27
秦晖：极左、左派、右派、极右的区分与现状
西方的左右派划分标准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左右派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
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
所谓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限”。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必须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所谓极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专政，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
为什么说极左制度是伪公平？
极左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但由于每个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压制每个人的个性寻求公正，就必须实行极权。这样尽管每个人在经济上基本平等，但极权会造成权力的不平等。位高权重的，呼风唤雨，无所不为。地位卑贱的，连性命都无法保障。在权力倾轧中被淘汰下来的，往往境遇悲惨。这些大伙都很熟，我们曾经在这种制度下生存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说极右制度是伪自由？极左到极右的角色变换
这才是我想讲的东西。作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小学的时候，学的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甘做螺丝钉和驯服工具。初中的时候，学的是邓小平同志的英明论断：中国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高中的时候，一切都颠倒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了，工人阶级要“自己养活自己”了。上大学以后，很无奈，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变成世界第一了。
极右制度不合理的关键在于忽视“起点平等”。刘少奇曾经握着淘粪工人时传祥的手，笑着说：“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在一个极左制度下的工厂里，虽然厂家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但名义上是属于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厂长和书记拿到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障全都作废了，工人们每人拿到了几千元分家费。厂长对工人们说：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竞争！话虽好听，可这种“分家”方案，这种取消弱者的一切社会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医疗保险的“自由竞争”，难道真会是“自由”的竞争吗？
极右制度，往往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专政。南美、东南亚模式可为前鉴。极右与右派的距离很远，离极左却是咫尺之遥。极左与极右有相同的“根”，在极左制度中，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
左右翼分派混乱的原因
大陆的左派、右派名词来源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府为参照系的。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理的。
但现在情况变了，大家都能看到。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按常理，自由主义应该属于右翼阵营，对平等问题的关注较弱。但在国内，连他们都开始关注平等问题，表现得“左”了。说明目前的参照系已经偏向极右。
极左阵营一分为二。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随变革的脚步。如果说工人失业、资本家入党还可以被认为是“阵痛”和“权益之计”的话，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化却是令人心下雪亮。有些地区，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经济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几，但过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这可不是什么私有经济的“优越性”，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国有财产瓜分。私有经济再“优越”，也不可能几年就翻上几倍的。这些是目前坚持极左的“毛派”反对“邓派”的基础。
福布斯在二零零一年给出了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国大陆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但绝没有这张有用。中国公安们就按着这张排行榜一个个查下来，富豪们纷纷入狱。我可以一个个扳着指头数下来：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的杨斌，通过奇迹性的行政“划拨”到３０００亩土地获利七十多亿，贵为朝鲜特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在吉林被捕。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仰融，在华晨的权钱交谊中“栽了跟头”，琅�入狱。不多举例，大伙也能知道是哪批人“先富起来”了。
极左分裂了，不少人可以归为极左与极右派系分裂。极左称为毛派，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政治权力，转移到网上成为另一类反对派。现在有些网友看见极左派和右派都在批评政府，就想当然地认为执政者是中间派，其实不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不少极左派系转型成为民族主义派系，我认为他们的转型是为了逃避面对国内现实问题。骂日本骂美国，多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么判断力，中国做的就是对的呗！哪有谈国内问题那么难？
讨论假问题的知识分子
许多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了台湾，他们觉得先用开明专制发展经济，然后向民主化转型，走“台湾道路”。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感慨说，八十年代，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激进民主派，谁也不听我的。但八九年以后，知识分子终于变得深沉、睿智、成熟了。我倒觉得不妨把这些褒义词换一下，知识分子变得冷漠、犬儒了。就拿北大清华来讲，以前他们会为了工人的利益上街，现在，就算工人们都在罢工，他们也不会凑合。学生们会觉得工人是自找的。目前，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而且，北大清华的学生更是得天独厚，不爽了可以出国嘛！
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吃苦耐劳”，没什么特别的优点。缺点倒是很多，攀附权贵，空谈，抄袭，寡廉鲜耻的知识分子是屡见不鲜。现在是好点了，独立的，面对现实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我还得说上几句，中国一些善良又独立，还有点学者风范的知识分子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白日做梦”。
怎么“白日做梦”呢？当权力迅速腐化，中国开始进行以权换钱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学者们开始憧憬“中产阶级”的产生会给中国“送来”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当香港回归的时候。学者开始幻想“香港的多党制”会“普及”大陆。当工人纷纷下岗，贫富严重分化的时候。学者们又会认为“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将是“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暂阶段。他们从来不想，不去自己争取权益，不去推动制度民主化建设，不去抨击社会的不公，难道自由民主与公正会随着“经济增长”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落到国民手里吗？远看欧美各国，近看台湾韩国，民主化进程都是血与泪凝成的，好东西不会光顾睡大觉的民族。不去追求民主，哪来的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来的自由？不去呼唤平等，哪来的平等？企图等着经济发展后制度“水到渠成”，笑话，没看见别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不挖渠，水到了只会把人淹死。
九十年代末期的知识界现象，叫作“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话”。看似与国外右派与左派的对话相似。但对些什么呢？中国太平等了？中国太自由了？国内没几个人能听懂“新左派”的“后现代”论述。想想也是，跟一个吃不饱饭的人谈减肥，他能听懂么？自由主义也面临“少谈公正”的指责而纷纷转型。以前叱咤风云的厉以宁，被人指责为权贵辩护。当人们越来越关注穷人的时候，谈股份、谈市场争夺、谈MBA，意义便明显褪色了。
俺认为现在左和右的“对话”根本没有意义。左派与右派根本没有“对话的必要”。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国毫无意义。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哪个多哪个少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呢？
阻止极右倾向可能为时已晚
目前什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现象？我认为就是“私有化”。对此网上早已直言无忌，也有一些报刊胆子比较大，敢于直呼“私有化进程”。现实中的大多数媒体要遮掩一些，换个说法，什么“改制”、“转制”、“股份化”、“鼓励私有成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我不谈怎样“阻止”私有化。长期极左造成权力不受制约，同样这种权力“市场化”、权贵“资本化”，国民也已无力量制约。利益与不受制约的权力促成极左到极右的转变而无可阻挡。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呼唤的，就是保证这种“私有化”能够尽量公平。不要出现那种私有化：厂长书记拿到了厂子，工人一次性下岗。然后大家开始在“公平的市场”中进行“平等竞争”。这种分家最后只会造成社会动荡和经济下滑。类似的例子可以在苏东私有化中看见。分家分得比较公平的东欧国家，经济在短期下滑以后立刻回升起飞，而做得不好的俄罗斯等国，则造就金融寡头与垄断集团，经济低迷很久才逐渐回升。
目前私有化的关键就是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策略。但从现在经济比重来看，国有资产已经被分掉了将近一半，对“分家”策略的讨论尚未开始。
中国特色？中国没有特色！
绝对不要相信“文化”会造成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同。经济也许不是“制度决定”。但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力。台湾与香港的经济制度与规律，离美国近而离同种文化的大陆远。东德与西德，南韩与北韩，经济实体的差异程度，与文化的近似程度恰成对比。广东企业与北京企业的相似程度，远远超过广东和广西企业的相似程度。决定经济的仍将是制度，我们中国不会因为“文化不同”而走上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经济道路。
拿一个影响最广的误解来谈，曾经吹得神乎其神的乡镇企业。九十年代一度被有很多人认为，乡镇企业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是世界经济的“第三条道路”，农民企业家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现象。我本科的时候，在北大听过不少讲座，这种观点早已让人耳边起茧。但九十年代末，乡镇企业集体“进城”和潮水般的民工以实际行动嘲弄了这种“发现”，以至于现在都没人提乡镇企业了。其实多看历史，就可以发现乡镇企业“似曾相识”。实际上这是国家转轨的一种现象，在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减弱，而农奴制依然保留的情况下，乡镇企业就会大量涌现。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俄罗斯，工业化已经起步，而依然保留了农奴制。在农奴制下，农民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世袭身份。由于在农奴制下，俄罗斯通过划分“农民身份”与“非农民身份”限制了农民进城，一批农民就通过工业化形成了整个整个村庄的乡镇企业与大量的家族制的“农民企业家”。俄罗斯涌现了如莫罗佐夫家族、格拉乔夫家族、鲍里索夫家族等“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也如雨后春笋，以纺织闻名的莫斯科省的伊凡诺沃村，以冶金闻名的科斯特罗马省的达尼洛夫村，以制鞋业闻名的特维尔省的基拉姆村。农奴制改革后，这种现象就渐渐消失。中国也是一样，当放宽了农民进城限制以后，大量农民从乡镇企业中涌出，纷纷进城务工，形成“民工潮”。“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不攻自破。
同样，在国有资产私有化中，中国也不会因为“文化”而有所不同。分家的公平与否直接影响今后的社会稳定。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政府不断地涌现亿元量级的腐败大案，而又以经济困难的理由取消了下岗工人的退休金和“没有失业”的庄严承诺，开始“自由竞争”。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各种工程一投就是上百亿，而九八年百年一遇的洪灾农民只能分到每人每月三十元的“安家费”。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一方面不断“扩招”以实现“教育产业化”，另一方面大学生失业率居高不下，在学习期间打工陪聊，女大学生向百万富翁们“投怀送抱”。那中国文化的“熏陶”并不会使得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们变得特别“稳重、深沉、善良”的。
极右到极左的震荡
社会公正并不能通过经济增长来弥补。如果不能在转型期建立一个“自由与公平的底限”，那么迟早社会稳定将是无法维持的。
再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百年前的俄国，二十世纪初，俄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立宪民主党，并以此为主体进驻了国家杜马，俄国政府中的开明派也倾向于建立宪法，改变沙皇专制。时任俄国总理的维特决心推进经济改革，并与主要反对派立宪民主党人多次谈判，但由于损及沙皇利益，总理维特最终被解职。主张警察同志，铁腕强权的戈列梅金，斯托雷平相继登台。立宪民主党人被残酷杀害，组织瘫痪。俄罗斯进入了“斯托雷平时代”。以铁腕强权摧毁传统俄国公社，开始“斯托雷平改革”，成立极右翼政府，将俄国经济转变为农场经济与市场经济。持续的安定造就了“斯托雷平奇迹”。沙俄经济持续高涨，与１９００年相比，俄国煤产量增长１２１%，棉花加工量增长６２%，出口总额增长１１２%，国民收入增长７８.８%。全俄人均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直到五十年后才被打破。
由于经济持续稳定，俄罗斯人对政治的兴趣冷淡，人们只关心钞票，政府的反对派陷入尴尬状态。流放海外的“民主人士”内讧成习，国内右翼的立宪民主党分裂派系林立，以往在国民中的威望一落千丈。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则彻底一分为二，分裂成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吵得不亦乐乎。一些革命者纷纷向政府“投诚”，从思想上彻底忏悔。激进自由主义的一些人开始清算传统，曾经以立宪民主党人身份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格尔申宗说：“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害怕他们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当知识分子纷纷从右翼与左翼转向为秩序主义、民族主义者时，他们的声望也在不断下降。当瞿秋白访问俄国时，俄国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对老知识分子托尔斯泰依然表示尊敬，但对时下的知识分子却颇为不屑。那时的知识分子声望一落千丈，他们对政府决策毫无影响力，又被民众看成是政府的走狗。
当知识分子日趋保守，社会依然“稳定”的时候，大众却越来越激进。根据沙俄司法部门的统计，在二十世纪初，以“危害国家安全”而入狱的国民，知识分子比例越来越小，而工农比例却大幅上升。由于斯托雷平的极右翼改革以权贵为利益本位，机会与风险分布极不公正，表面虽然“安定”，但革命暗潮汹涌。极左翼的“社会革命党”成为第一大党。就在所有人都认为社会已经“告别革命”的时候，革命却突然爆发，毫无征兆。１９１７年２月，由于首都的几家商店进货不足与交通不畅，造成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立刻引发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主要由农民组成，早对社会分配不公严重不满的农民军队率先哗变。仅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极右翼的杜马立刻从保皇派转入革命派，此后社会不断左转，在极左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最后这些“投机革命”的人也纷纷被杀。社会以血的代价完成了极右到极左的转变。
社会革命并不以知识分子意志为转移
从俄国的极右到极左转型可以看出。以为知识分子纷纷“告别革命”，革命就不会发生的想法是可笑的。
但是，知识分子与政府并非毫无作为。如果知识分子在极右转型期能对政府产生影响力，那么很可能通过一种较为公平的方式瓜分资产，“告别革命”。即使政府不听，如果知识分子能够坚持呼唤公平，在大众中赢得尊敬，那么很可能在革命后能建立起一个左翼或右翼政府，而不会变成一个极左翼政府。重新开始“极左到极右的震荡”。
从起码的公平观点来看，我们都不能接受先把所有人的财产“公有”后，几十年后再由少数人瓜分这些“公有”财产成为私产。或许过上几百年，大部分人会忘记财产被“公有”的事，但现在显然还没有忘记。即使从目前的贪污、外逃资金，和富翁排行榜上的资产来看，这批几十年积累的公有资产数额相当庞大。几乎每一个厂长和每一个公务员都在转制和加薪中获得了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些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农民和工人，被排除在分配队伍之外。很难想像这样的私有化将是稳定的，也很难想像在私有化后能够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以东欧俄国的经验来看，凡是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性较差的，如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经济低迷的时间都长，恢复也慢。而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程度较好的东欧系列国家，经济恢复都非常快。目前的国有资产分配公平与否，对今后中国走向哪条道路至关重要。
中国的左右翼需要合流
在摆脱极左阴影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曾经为思想解放做出过巨大贡献。但九十年代分裂为左右翼，开始进行“伪问题”的探讨。其实，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和右翼的自由主义者只应该在一种情况下对立，就是政府的机制决定了权力和责任是对应的。它有什么样的权力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权力是公民授予的，公民授予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大的责任，授予的权力小承担的责任也小。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国家多承担一些责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势必认为应该给国家多一点授权，而反对国家权力过大的自由主义者势必也要主张国家少承担点责任。
但如果国家的权力并不是公民授予的，国家增加权力，也并不完全用于承担责任。例如农民交了税养活了警察系统是希望它们能保障社会安宁，而不是用来发暂住证收收容费的。网民缴税是希望让网络畅通，而不是拿这笔钱来搞过滤系统，培训网警来阻塞网络的。一方面，通过权力侵吞公用资产，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纷纷崩溃。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国家权力“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有意义么？
如果直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还不能认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确定一个“公正的底限”，热衷于派别之争，那么或许在下一次震荡来临时，已经没有人愿意相信知识分子的话了。
注：本文大多数文字出自北大一位网友与清华秦晖教授的讨论和感想。
中国三十年未见之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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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27
什么词汇能够最准确地概括2008年的世界？答案可能是：崩溃。
在这个即将完结的年份中，人们目不暇接地见证了一场又一场几近完美的崩溃，从资产市场到宏观经济，仿佛永不落幕的盛宴一瞬间戛然而止。
此刻，惊魂未定的大众仍然处于危机令人窒息的追击之中，但已经有足够多的理由让我们相信：这些接踵而至的崩塌，虽然伴随着诸多偶然，但也绝不是祸从天降。
房地产负重死扛
一场不期而至的雪灾，蹊跷地发生在很少下雪的中国南方，为2008年的中国做出了巫术般的预言。它似乎在暗示：2008年将注定是诡异而又充满转折意味的一年。接下来的汶川地震、瓮安事件、股市崩溃、三鹿奶粉，以及惊涛拍岸的金融海啸，无不暗合了这个预言。显然，对所有这些事件加以解读并理解其中的神秘联系，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智力范围，因此，我们仅仅能够对那些我们可能理解的一部分予以追索和评论。
2008年，在经过长达接近十年的牛市之后，中国炽热的房地产市场，终于冷却下来，价格下滑，成交锐减。如果说在奥运会之前，人们还对房地产市场抱有某种不切实际的预期的话，那么奥运会之后，绝大多数人都应该承认，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了趋势性的逆转。
起始于1998年的这一轮房地产的超级牛市，大致有如下几个动力。一是所谓住房制度改革，即由以前主要由单位分配住房的制度变为个人购买住房。这个改革所释放的需求形成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第一级动力。在住房制度改革动力释放的同时，中国的大规模城市化成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第二级动力，城市化所引发的大量外来人口的进入进一步刺激了房地产的市场需求。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第三个动力来自于投资需求。其中，国际资本以及中国中产阶层的投资和投机性介入是这一动力的主要成分。
不过，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上，还有一个更加隐蔽和更加强劲的动力，那就是政府。自1990年代中后期以降，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出于对经济增长的渴求，开始强力介入房地产市场。而到了后期，房地产更成为政府推动GDP以及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法宝。数据表明，在中国的大城市中，卖地收入以及房地产的相关税收普遍占到地方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而房地产对相关产业的拉动则更是为其他行业所望尘莫及。以上诸多因素的不断接力，相互叠加，共同推动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这一超级周期。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土地市场以及政治的特殊性，中国房地产市场充满了剥夺、腐败并因此充满了暴利，这使得各类资本对这一市场趋之若鹜，并极大地加剧了这一市场的狂热和泡沫程度。容易看出，在推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主要因素中，很多是其他经济体所不具备的所谓独特的中国因素。因是之故，中国房地产市场才能够不断让预言家们名声扫地,不管他是外来的和尚，还是本土的专家。
然而，再特殊的因素也无法阻止市场本身荣衰交替、牛熊循环的基本规则。在2008年，中国“特殊”的房地产市场终于暴露了它早应该暴露的疲态。面对这个迟到但显然是再正常不过的调整，赚惯了快钱、过惯了好日子的房地产商们开始集体跳脚。对于绝大部分没有经历过完整市场周期因而也显得特别幼稚的中国的房地产商来说，这种反应并不奇怪。真正让人奇怪的是，部分地方政府在这个调整面前所表现出的轻率和疯狂。就数据和我们的观察而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才刚刚开始。如果用一个更为人们所熟悉的指数来标示的话，今天的中国房地产价格仍然相当于上证指数的5000点，继续调整的空间依然巨大。而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有些地方政府就开始紧急出台各种救市措施。从减税到降低按揭门槛，从直接入市购买到提供买房补贴，花样之多，令人目不暇接。更有甚者，在东南沿海的一些主要城市中，地方政府竟然采取各种行政措施，禁止房地产商降价。这种行为非但不能起到阻止房价下跌的作用，反而更彰显了中国房地产市场内在的下跌趋势。同时，它也强化了消费者对房地产市场的熊市预期，从而推动房地产市场的加速下跌。显然，无论从房价收入比、月供收入比、租售比等最终决定房地产价格的基本面因素来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依然泡沫飞溅。尤其需要提醒的是，随着一个从未见过的经济下滑周期的到来，潜在购房人群的未来收入预期将会恶化，这可能是压垮仍然在“负重死扛”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并将其最终推入深渊的最后一根稻草。
毫无疑问，特殊的中国因素仍然会在未来的中国房地产市场中发挥作用。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所有这些特殊因素都已是强弩之末。所以，假如在2009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发生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崩溃并将国有银行以及经济整个拖下水的情况，我们丝毫也不应该感到惊讶。其中理由其实十分简单：以前透支了多少，以后就要还回去多少。从长期看，任何人都无法挑战这一铁律。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高盛在2009年的投资策略中，将中国内地的房地产基本假设从降幅5%~10%扩大至35%~40%。
股市不坚强
如果2008年的中国房地产还显示了某种“猪坚强”的韧性的话，那么，2008年的中国股票市场就是一场标准的崩溃。在这一年中，中国股市一再打破人们的预期，从6000点一路狂泻到最低1600多点，最高跌幅达到将近75%。在前几年全球最牛的中国股市，2008年变成了全球最熊的股市。
与房地产市场相比，中国股市的许多投资者都已经经历过好几轮牛熊循环，对牛市之后的熊市已经有所准备，但如此跌法，仍然超出绝大多数人的预期。这除了显示了那些在集体癫狂时还在高喊“黄金十年”的分析师们的轻佻之外，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疑问：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者换一个问法：究竟有哪些因素远远超出了我们曾经坚信不疑的投资假设？
中国的消费率在2007年已经下降到35%的超低水平，而其他国家的同一指标大多在70%以上。居民在国民收入的所占比例不仅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增加，反而不断缩小。在1994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为18∶16∶66，而到了2005年，这个比例变化为23.8∶16.2∶60.0，居民收入占比不断下滑。
无疑，中国股票市场中的绝大部分投资者都深信这样一个假设：中国是全球最具有成长性的经济体，其高速成长的周期至少还可以再延续三十年。中国经济即便出现调整，也只是我们以前见过的那种周而复始的调整。这个信念被中国的主流媒体反复灌输和强化，成为中国大众思维框架中无需检验的假设。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多数人都相信，中国股票市场即便发生下跌，也只是正常的调整，最多也只是一个短暂的熊市周期。不幸的是，正是这样一个我们曾经笃信不疑的基础假设正在接受严峻的考验。就我们的智慧可以洞悉的，中国经济基本面的超预期下滑可能是解释中国股票市场超常下跌的最重要的因素。如果中国投资者一直坚信的基本假设――中国经济仍然可以高速成长三十年，果真受到侵蚀的话，2009年的中国股票市场就可能比2008年更为严酷。
在上一轮牛市过后，中国资本市场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嬗变，那就是，大型垄断企业和国有银行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主体，占据了绝对份额。从相当程度上，为大型国企和银行上市铺路，正是政府方面推动上一轮牛市的重要动力之一。虽然在上一个经济扩张周期中，这些巨无霸企业的表现似乎差强人意，但这些主要依靠垄断地位以及国家财政挹注的大型企业自1990年代末期逐渐成形之后，毕竟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下行周期，更不用说像2008年这样突如其来且破坏性极强的下行周期。所以，这些大型垄断企业在即将到来的惨淡日子中的抗击打能力将对股票市场的表现产生重要影响。对这一点，我们一点也不敢乐观。最新的证据是，三家最重要的大型航空公司已经陆续发生大面积亏损，而这种亏损竟然出现在GDP增速仍然达到10%的条件下。我们很难想像如果GDP增速跌落到8%或者更低的情况下，这些企业将如何应对。人们的确有理由担心，在几年之后，中国的纳税人是不是还需要对这些大型企业及银行再来一次巨额的输血？在资本市场上，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对于2009年及其之后的中国资本市场，则尤其如此。
中国股票市场的巨幅崩跌，虽然称得上是2008年中国的重要事件之一，但就其影响层面以及让人意外的程度，无疑都远远不敌中国经济在2008年三季度所开始呈现出的突然失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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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的气味
2008年下半年之后，在上半年还一路狂飙的中国的经济开始出现增长乏力的趋向，而到了九十月份，这种减缓开始演变成高空坠落的硬着陆态势。各种公开数据的转向之快，跌幅之巨，完全可以用急速崩落形容。在10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仅为8.2%，比去年同期狂跌9.7个百分点，仅仅为过去5年平均增幅的一半。而到了11月份，这个数据更是跌落到5.4%，创2001年末以来的新低。在财政收入方面，中国2008年11月的财政收入出现多年未见的同比负增长，比去年同月下降3.1%。而在被认为最能够真实反映经济增长的发电量方面，中国11月份统调电厂发电量同比急剧下降7%，是1989年以来的最大跌幅。与此同时，11月份发布的中国11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也从10月份44.6大幅跌至38.8。与这些宏观数据相印证的则是，微观经济方面所呈现的萧条景象。按照目前最流行的说法就是，需求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一位为某家全球新能源巨头供货的朋友告知，这家曾经风光无限的厂商突然之间几乎冻结了所有原材料进货。而另外一位远在南方的朋友则透露，那边的港口出现了1989年以来最惨淡的景象。如果足够细心，我们就会发现，中国诸多宏观数据的下滑幅度，都是20年甚至30年以来所仅见。令人迷惑的是，中国宏观经济的这种急速转向几乎是在短短两三个月之间发生的。这一切，此前虽然多少有所察觉，但下滑之快仍然让人措手不及。仅仅在几个月之前，中央政府还在不断调高银行准备金及利率以抑制经济过热，但在几个月之后，同样是中央政府，却以罕见的频率和幅度大幅降低准备金及利率，并旋即推出了三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如果你看到一个司机在猛踩刹车之后又突然猛踩油门，那他一定是遇到了某种紧急情况。这可能正是隐藏在政策急转弯背后的东西。然而，无论是从决策层所表现出的“惊讶”中，还是从中国经济学家们所表现出的令人尴尬的集体失语中，抑或是中国企业界的惊慌失措中，都透露出了这样一个信息：我们对危机以及危机的形式几乎毫无准备。这不啻于证明，在蒙受了三十年难以置信的好运之后，在我们的主流意识中存在着一种危险的智力缺陷――近乎蒙昧的自大和乐观。有趣的是，最早嗅到危机气味的竟然是中国的几位最高领导人。留意倾听他们含蓄的发言，我们或许可以更早地察觉目下这场危机。其中最直言不讳的是温家宝总理，早在春天，温家宝就直率地发出了预警，他说，2008年将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为此，曾有人向媒体力荐温为2008年的最佳宏观分析师。显然，这不仅仅是一个相当有创意的幽默。不过，最困难的可能不是2008年，而是2009年或者再下一年。
相比于奥运会、“神七”上天、雪灾、地震、股市崩溃、房地产低迷，中国经济的突然失速无疑都是2008年头号事件，也必将成为2009年中国最重要的看点。在多年以GDP为中心，甚至以GDP为压倒一切的目标之后，没有什么比经济莫名其妙的失速更令人恐惧的了。因为它已经成为这个社会唯一的凝聚力和黏合剂。值得补充的是，就个人的观察而言，中国所谓精英阶层中的悲观气氛也为二十年来所仅见。
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无法判断，中国经济在2008年的怪异表现，究竟是一次短暂的意外事故，还是持续了三十年的中国发展模式的最后终结，但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已经越来越逼近一个危险的转捩点。然而，2008年并不是突然来到的，它不过是一段复杂而晦涩的历史最终显示了它惊人的力量而已。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过去的三十年，那么，2008年的变化可能就不再会显得如此诡异了，而中国刻下的处境也会被更清晰地呈现出来。
中国模式后遗症
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于今已经走过了三十个年头。三十年之后，在人们对市场化的成果已经习以为常的时候，中国独特发展模式所遗留下来的一些后果正在以一种尖利的方式为中国社会所感知。
二十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更加准确地说，GDP的高速增长成为缓解某种社会焦虑的唯一药方。如此，是不是能够迅速增加GDP，便成为衡量改革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这样一种思维的推动下，并基于当时的政治及自然禀赋，中国经济被迅疾推上了一条高投资率、高外向型、高污染、低内需、低福利、低保障的发展路径。在1990年代初期冷战结束之后，这种发展模式更被澎湃而至的全球化浪潮推向了极致水平。在经过十数年的酝酿并在新世纪（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发力冲刺之后，中国虽然取得了奇迹般的GDP增长速度，但也同样存在结构的扭曲以及内部问题的积累等弊端。
在内需方面，中国的消费率在2007年已经下降到35%的超低水平，而其他国家的同一指标大多在70%以上。隐藏在这种不不寻常的消费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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