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给保存的我十七岁入报社时写给他的信）

 2011年我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学学术交流，闻说BBC有所新闻学院，颇感兴趣并做了如下笔记：

“BBC新闻学院，其实，不是传统中的学院学校之类，是机构内设的再教育制度和执行。BBC有四个学院，新闻，技术，制作和管理。基本做法还是老兵带新兵，内部研讨为主。为什么不依靠大学呢？其实，大学的知识已经老化，或者，过于书本，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我想起以前广州日报社长林里说的，好的报社胜过大学新闻系。还有一点，环境巨变，记者的一次培训终生满足显然不行，职业设计生涯学习自然也就成为内部训练的重要理念了。”

我在很多场合都会说到林里的这个报社的新闻大学观。作为应用型的学科，现场一线的实践和学习是至关重要的。

72年进入报社的十五个高中生，身份有些奇特，工资三十多块，在编辑部工作但名义都是工人，后来才知道这是为解决干部指标问题而设计的“以工代干”。我们在报社人事处报到之后，很快就被分散到厨房，发行处，铸字车间，排字车间等，那年正好遇到中日邦交，全部年青人被拉到大街卖报纸。有一天下午，新来的中学生全部集中在二楼会议室开会。作为新人全部围坐长桌，顶头坐的是林里和人事处（具体记不住了），我们的背后坐的是编辑部各部门主任。这个会就是宣布我们将去的岗位，诸如青少报，理论部，工交部，政文部，农商部等。也就是在这个会上，我第一次听到林里讲话。林里说，报社就是一个大家庭，工作没有贵贱之分，年青人要熟悉基层从基层做起。一个报社胜似一个大学新闻系，所以，报社喜欢从高中生招人，让老记者手把手教，师傅带徒弟培养出好记者。

进入报社，我第一个工作岗位就是广州日报青少报的文艺组。刚到文艺组就接到组长梁振铭下的任务，写一个五百字左右的文章，题目是主任殷勤给的，大意是“三尺柜台写春秋”，我费了两天完稿，给老梁审阅，老梁不置可否。过了两天，我被转派到“通联组”，也就是现在的读者服务组，后来，又转到了夜班校对组。职场辗转背景，据文艺组的符启文说，是老殷看了我写的东西，很不满意，缺生活少思想，有必要锻炼锻炼。从此，我下放校对组锻炼。

  夜班校对，半夜两点上班，四五点大样一出就可以下班，然后，睡觉，然后，起床，吃饭，打球，然后，睡觉，然后，上班。看到同时进报社的年青人蓬勃向上，自己无所事事，有点难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被边缘化了。这个时候，认识了资料室的郭永华大姐，她早年是《羊城晚报》“五层楼下”的编辑，很红，当时也被边缘化了。可能是同病相怜吧，她说，如果没事做就到资料室看书吧。从此，每到郭永华晚上值班，我就溜进书库。当时的书库没有开放，积满灰尘，我在两个书架中间摆一张凳子，再把电灯放得低低，随意从书架拿出书，吹掉灰尘，瞎看。第一本书是杨绛翻译的西班牙小说，叫《小赖子》，接着是塞万提斯的《唐吉柯德》，再接着是马克吐温得《汤姆沙耶历险记》。书一本一本地看，有政治，有经济也有历史，最多的是文学，我也逐步进入了文学的殿堂。开始的时候，喜欢马克吐温，后来，喜欢雨果，罗曼罗兰，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是后来才有认同。然而，在情绪上文风上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屠格列夫。

（十七岁写的“打油古诗",母亲留下来还寄给大哥）

随着阅读增加，也开始写作了。平平仄仄平平仄是那个时候开始的，写完就给母亲看，她总说，打油古诗词。短篇也开始了，老师就是章以武。关于章以武的文字交往，我在“边缘游走”一文有所记录：

“我在中学的时候并不是特别喜欢文学，当时最好的功课是物理。我当时的人生理想是在工厂当一名电工。之所以对写作有兴趣是因为高中的时候来了一个班主任，叫章以武，上海人，当年就是中学教师中的才子，后来写《雅马哈鱼档》声振江湖，现在是广州文联主席之类。我当时是班上的一个“刺头”，天不怕地不怕，农忙里为一件事情，居然和“连长”（现在的中学年级主任）吵了一架。章以武在旁边看到了，背后对我说，呵呵，你吵架反应很快嘛。他要我写一篇通讯，我写了，他看了夸我，说来得快，有才气。从此，我就“弃武从文”，从他那里借了一本刘白羽的散文集，一边模仿一边写狗屁文章。”

我在报社的边缘状态章以武是知道的，他说，你就好好看书好好写作吧。我写完的东西，第一时间就给章以武看，他说，你的文章总是很明快，不过，欢乐中常有一丝隐隐约约的忧伤，是屠格列夫的影响吧。真是这样吗？我也不知道。

一边看书一边写作，通过章以武我认识了女作家仇智杰，通过仇智杰认识了孙冕和萧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