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原点:我眼中的五一六
时钟倒拨五十年,我十一岁,广州越秀区清泉街小学的学生。
三年级加入少先队,入队典礼就在中央公园附近的新华电影院,对于九岁的我来说,是一件大事,“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烈士的鲜血染红”,相信这句话五零后的人都会记得住。有一天,一个零零后的孩子问我,为什么是红旗一角,为什么用死者的血染红,我一时语塞,虽然是教授博导,竟无法解释。
那个时候不大会思考问题,“老师说的”或“电台说的”就基本可以解释一切。那时还没有见到过电视,家里有二哥安装的电子管收音机,就靠它听广播。每天最大的节目就是回家听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那些年,逐步从饥馑走出来,市场供应明显好转。好转的标志就是饭可以吃饱了,而且,还有鱼肉。有一天,我跟着大人们从省人委大院走到海珠广场,要看那座新落成的广州宾馆,昵称“二十七层”,在我心目中,这是世界第一高楼。不久,再次来到海珠广场,因为广州宾馆顶层安置了一个小太阳,可以照亮半个广州。开灯的那一瞬间,万众欢呼。
政治学习在什么时候开始记不得了,开始的时候就是学“毛著”,学习最多的就是林副主席指示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和“纪念白求恩”,有新华书店发行的“老三篇”单行本,很方便。毛主席语录也普及起来,开始很珍奇,后来人手一本,封面也开始精致起来。记得在六五年开始小组读报,举办班级规模的“大批判会”,批判的对象就是远在北京的“三家村”,吴晗,邓拓和廖沫沙,第一次使用“含沙射影”,“狼子野心”之类的术语写文章,然后,大声地念出来,每人都念,这就是小学生层级的“革命大批判会”。
记不得什么时候不戴红领巾了,取而代之的是戴红袖章的“红小兵”。当时最大的时髦是“红卫兵”,那是中学才有的特产,小学只有红小兵。初夏的一天班主任梁佐仁告诉我开班会,要全班投票选举“红小兵班长”。之前,我已经是班长。会议就在小学旁边的三元宫召开的,无记名投票结果,我是全票当选。不过,我还没有尝到一般班长转为“红小兵班长”的滋味,就有通知下达,选举无效。红小兵组织不需要选举,也不需要学校指导产生,是一种群众自觉自发产生的革命组织。
红卫兵开始在社会发威,毛主席八次接见之后,红卫兵运动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击社会各个角落。对于我,最深的印象就是破四旧,逐家逐户上门搜索,文物字画书籍藏品统统集中,然后付之一炬。我回忆过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把母亲藏在床底的《康熙字典》搜出来交给红卫兵烧掉。小学也有破四旧。清泉街小学的前身是一座关帝庙,教室边上就是庙堂,有威风凛凛的关公张飞立像,还有一把巨大沉重的青铜偃月刀。每到关公日子,香火缭绕,男同学都遛到庙里偷供果,顺便摸摸关爷的刀,冰凉冰凉的感觉一下。关帝庙的山门和门廊早在六五年就被拆掉了,只剩下主殿。红卫兵运动一来,主殿也被拆了。记得那天上午大家兴高采烈把绳子套在关爷脖子上,然后喊一二三就把塑像拉到了。在断壁残垣的庙堂边是小学的操场,贴出许多大字报,校长名字都有用红墨水打的叉。
也就在那天我在教室的一角遇到梁佐仁老师,他戴着黑色粗边的近视眼镜,郁郁地小声说,从明天起不用来学校了。
停课闹革命了。后来我才知道,全国的大学中学和小学统统停课,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一场为期十年的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触动灵魂深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场后来被称之为“十年浩劫”的启端,就是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发布的“五一六”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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