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原点十二：一书在手从容镇静

   在高一去广州机床三厂学工的时候我遇到一件大事，我申请入团，就在举行入团宣誓的前一个星期，我被告知，宣誓取消了。那天晚上见到许贵辛指导员（现在的年级主任），他很严肃地对我说，外调的材料回来了，你有一件事情对组织隐瞒了。什么事情？你母亲受到过组织处分，你没有交代，你需要对这件事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离开指导员办公室回到宿舍，我一路脑袋乱哄哄。母亲1954年被组织开除，从此成为我家一个敏感的话题。母亲态度一向明确，我是被冤枉的，没有错。记得在九大召开的那个时候，我和三哥对母亲说，趁着这个时候，再写一个申请书，重新入党吧。母亲微笑着回答，我没有错，不需要申请，需要的是申诉。申诉是母亲后半辈使用最频繁的字眼。有一次一打三反，母亲作为典型突然被带走，我们给她送被褥，她在盘腿写东西。写啥？申诉材料，厚度超过中篇小说了。

   那个晚上我辗转无眠。我一直在想什么叫做正确认识。我本来以为，母亲的事情与我们没啥关系，现在看来有关系而且是大关系，需要如实填报还需要明确态度。那么，明确态度是不是意味着划清界限呢？文革时期这是一个时髦的做法。可是，我们的家庭对于母亲的遭遇是同情的，并不认为她有什么过错，因而无需划清界限。那么，我又该如何向组织表白呢？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遇到的无所适从的状态。

   我那天晚上向指导员表态，如实填报，自己对于这件事有一个“正确认识”，同时，回家见到母亲，好好地说她一下，改变一下抗拒的态度。指导员说，好的，你要准备接受组织的考验哟！

   谈话的第二天是周六，我们乘大巴离开广州第三机床厂回城，路过新市的公交总站，忽然在长长的候车队伍中看到了母亲。她当时是明光塑料厂的一名工人，每天需要在新市总站转车。斜斜的夕阳之下，母亲站在队伍末尾，聚精会神地看着一本书，脸上带着微笑。按往常，我会大声招呼她，可是就在这一天，我把头压得低低的，生怕她会看到我。回到家，我没有提起路上见到她，也没有说她如何正确认识之类的话。

   前天收到大哥传来的一张母亲的旧照，那是平反后的母亲留影，具体时间地点不清楚了，但是，一书在手从容镇定的神态一如既往，那就是我在新市车站看到过的神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