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飞上海。之前接到书记秘书电话，说书记有约谈。谈什么呢？回答不清楚。时间约定上午九点。我旋即给刘灵电话，推测这次约谈的主题，一致的看法是，大学高层要和我谈谈到点退休的问题了。年前我和苏校长提起此事，六十退，按规矩办，这就是我的想法，清晰且坚定不移。

    提出退休的话题其实很早，好像是我过五十五生日不久。听到这个说法，大家不以为然，学院发展顺利，事业蒸蒸日上，你搞什么搞。赵子忠很认真很严肃地找周艳说事，想动员一下我收回这个想法。他说，那是开玩笑的。当然，他没有正面和我谈这个问题，只是转弯抹角说。然而，我始终坚持正面回应。

    为什么那么早就提起这么一个敏感的话题呢？有两个方面的触动。一是看到许多兄弟院校的例子，事业发展因为人的进退而改变，而且，常常负面的转变。二是有朋友警告我，与传大广告学院的竞争，丁黄时代很难有胜算，等那个阿黄退休，一切可以推倒重来。唉，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嘛，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在头脑清醒四肢灵活的时候早早安排这件大事呢？

    我课上说过，聪明的企业家，不能只看眼前，要看到十年准备五年之后的事情。我觉得一个机构家庭乃至个人，也是应该这样做的，有远见，才能有定见，有定见才能有定力，由此可以产生毅力坚持做事。咬着牙关坚持做事，有些是性格所使然，但是到了成人独立，内在的动力就是你对于未来的观点和期许，没有这个，依旧是盲目的，很难持续的。我打个比方，很多家长在考虑孩子学区房，出国之类。我说，你要想好五年十年的境况。十年之后大学严重过剩，独生子身负三四套住房，你能够用你过去的经验设计他的人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