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就在那个猫屎咖啡店,喝二十元的美式咖啡,看《帝国》,顺便给自己一年盘点。之前,在出差途中,为龙八主打的一月号媒介做视点文章。
我是这样开头的:
又到盘点时。
人在旅途。忽然接到编辑部通知,索要年底盘点。一期一个视点,一年一个盘点,从《媒介》办刊十三年,我写了将近一百四十个视点和十二个盘点,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写文章就是个码字活,没有什么技术含量,难能可贵的是我可以一直执着地关注媒介产业不分神,在关注同时还可以口中念念有词,视点月月有,盘点年年出。我环视周围学者,能有这样坚持的吗?好像没有。
我忽然自豪起来,决计不用以往按月整理出盘点的操作方式,用三年的大尺度,集合三十六期大文章,从中做一番梳理,再出盘点。
其实,这个思路在媒介年会表述过,更早,是在月头的暨大会议上做过第一次的发言,当时是李玉洁给做的PPT。我回来还揶揄她的PPT偷工减料。她回嘴说,猫屎咖啡做得好,PPT就差了一点。我郑重其事交给她保存的猫屎咖啡豆只剩几粒,估计喝不了几杯了,李玉洁说她又把精力集中在做PPT上了。龙八负责本期编辑,我把思路给她说了,她做了了一个毛坯,我改了一半,让她找阿三做个冷面热炒,出来了。
2011年,中国的GDP赶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编辑部顺势从“大时代”这个背景切入,用当时的三个经营额过百亿的大台,即中央台、上海台和湖南台做开篇,预测“大台时代”即将到来。果真在接下来的一两年时间里,国内出现了五六个过百亿的大台,央视超过三百亿元大关,直逼NHK和BBC。同一年里,我们的大系列还包括从电视剧的角度谈大剧;从网的角度论大网;从报业的角度写大报。
其实,在当年的“大”系列中,我对“大报之魂”特有感情。那年的盘点好像是刘三,我给盘点写视点,来回几趟,相当精彩。记得当时还在台北去宜兰路上,用手机收件在车上改完发回给刘三。那个时候,薄熙来得龙得凤,大有江山在手的感觉。将来中国前途如何?忧虑之中感到一场风暴即将到来。我在盘点最后加上一笔:
十年《媒介》很曲折也很辉煌。杂志编辑部的诸位这十年间既有学理探索也有产业实践,不仅旁观而且参与,不仅记录而且思考。我们与传媒产业同呼吸共命运,与社会时代同进步共沉浮。十年间看潮起潮落斗转星移,当庆祝的序幕徐徐拉开,所有的人心中明白,辉煌当属过去,《媒介》直面将来。十年再又十年直到永远……。
黑白交错时空倒置权力转移风云际会的历史瞬间,我们不约而同听到天边传来的吟唱:
呵,大风起兮云飞扬!
那期的视点标题就是“大风起兮云飞扬”。
继续视点。
事实上,我们对于超大型媒体出现的预判,正是倚赖于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事实。然而,大媒体绝不等同于规模巨大,有没有核心竞争力是关键。媒体的规模之大也对媒体的经营和效率产生新的要求,因此它还必须寻求另一个突破,寻求另一个引擎。这个突破是什么呢?技术!技术的逻辑起点恰好在于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获得更多的产出、更高的效率。
所以在2012年,我们以“技术之新”作为全年选题的重要引领。以新的广电技术和战略布局介绍新广电;以新的互动营销对传统营销模式的颠覆谈新广告;并且进入到以智能终端为主导的新终端的范畴。同时,对于这几年特别活跃的资本,还专门走访了多家基金和行业分析师进行讨论,解释资本和传媒的发展关系和潜在可能。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成为行业内最先用六十多页的版面,深度解读“大数据”的来龙去脉,介绍国外媒体内容、用户管理、广告营销如何运用大数据的杂志。新媒体之强,强在大数据的拥有和大数据的挖掘;营销与传播背后的推动力,在于对大数据的占有、挖掘与处理。这一年,中国的GDP为美国的52.7%,首次过半,是日本的1.37倍。中国媒体的广告营业额为4000亿元,占GDP的0.9%。
2012年的盘点,标题就叫“传媒业的苦难行军”
回望2011,直面2012,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却是一片迷茫。就在这个时候,整个社会忽然回到了原点:就在封闭与开放,市场与计划的四维空间之中的圆心,很有一点轮回的味道。传媒业可以回到过去的年代吗?封闭且又保守,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大锅饭日子。显然,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踏出了产业化之路。开弓没有回头箭,唯有鼓足勇气大步朝前。
新背景之下,传媒的历史使命是在国家政治上勇敢担当,同时积极推动和参与社会化民主建构;自身的发展重任是努力融入新技术潮流,大胆拥抱资本市场,以做大做强。而要行至于斯,需要的就不只是所谓“顶层设计”,更是渗透到个人乃至组织的日常行为的文化。而这文化的核心其实就是四个字,曰“开放改革”。四字虽简,却曾三十年前救国家与政党于崩毁边缘,当然,在直面风云变幻的2012今天,是不是可以引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进行一场“苦难行军”呢?
对此,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
在刚刚过去的2013年,编辑部重提“转型”话题,这其实也是本年度中国社会使用最为频繁的词汇。我在一次研讨会上说到,高速运转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快车,忽然遭遇一个四面绿灯的十字路口,无比的惶恐困顿,前后左右未知路向何方。个人如是,机构如是,企业如是,国家如是,都面临着技术进步、规模扩张带来的压力。我们采访了很多媒体机构的负责人,有电视台台长,有网络管理者,也有政府相关管理者,使用最频繁也最感困惑的词汇也是“转型”。我认为,媒介转型的理论很美丽,但现实很残酷,转型意味着一场对自己的革命,这种革命未必能够重生,而且很可能死掉。所以,编辑部给本年度《媒介》的主题定位为“媒介生死书”。
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所以我们的第一个瞄准对象是报业。这是一个起步最早、转型最早的媒体类型,却囿于封闭的文化深陷泥淖无法自拔。之后,我们顺应业界“电视将亡”的声音,向自己发问:电视到底还行不行,城市台有没有出路?在一次又一次的采访与调研之后,我们用9月刊宣告电视活着,生猛且坚强;用10月刊高呼:城市台,站直了!但是,就在我们为传统媒体撑腰的同时,也并不否认他们的生存遇到了危机,他们的处境相当残酷,他们的发展举步维艰。转型成为必须。到底应该怎么办?2013年最后两期杂志给出了方向与答案。
方向之一,产业化。从无到有,是为“化”。计划经济不需要这样的过程,资本主义已经走完了这样的道路,只有我们,只有现在,需要于困境、挫折、压力、限制之中,坚定不移的、旗帜鲜明的“产业化”。对于中国的媒体,尤其是传统媒体来说,产业化是一条荆棘丛生的自我救赎之路,援手无望,退路亦绝。果然,在当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资源配置决定在市场”成为报告文稿中最为吸睛的一句话,与我们的思路无比契合。这个方向,这条道路,绝非选择题,绝无逃避之可能。
方向之二,跨界融合。产业化的必然结果就是跨界,就是融合,然而我们还需要给中国的转型媒体找到合适的参照物与榜样。于是,我们在12月刊中精选全球最有代表性的融合类媒体机构作为案例。事实证明,不分老朽新秀、也不分家族出身,在技术逻辑、商业逻辑和产业逻辑的共同作用下,媒体产业是一场全新的力量的整合,同时也会有庞大而且有实力的产出。所以我们借鉴了一个70年代欧洲批判学派常用的一个口号“文化帝国主义”提出“媒介:帝国主义”,从产业发展的角度去审视媒介发展的帝国主义现象。
但是,目前的传统媒体既无内容为王的绝对优势,也无网络为王的竞争资本。这两个方向有无实现的可能性?
如果,按照技术最优、规模最优、利润最优这样逻辑往前推进的话,广电的出路首先会体现在其网络规模之上。在NGB战略之下,广电体系内的地面网、卫星网和有线网会重新整合,形成一张世界顶级大网,并且具备全程全网、互联互通、可管可控的特征。
如果,我国的媒体机构继续按照商业利益最优的逻辑推理的话,出现超大型媒体寡头,与海外媒体帝国比肩、参与国际化的媒体竞争也指日可待。届时,区域、全国、全球的大型媒体将一一浮出水面,共同出现在我国的媒体版图之上。随之而来的将是媒体公共服务职能与商业竞争属性的重新设计。一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同时进行的全面变革必将重构我国的媒体产业格局。
如果,海量的生产、海量的传输条件、海量的社会需求已然成立,那么在更为重要的内容产业领域,内容的整合、生态也必然会出现新的趋势,因此基于内容评估的、开放的内容交易平台和体系呼之欲出。我对于这个“如果”最有自信。
以上三个“如果”均为假设,当“如果”变成现实,媒体转型显然能够成功;但是如果这些媒体机构的经营者、管理者和领导者既不懂行也不学习,既不思考也不作为,一切的“如果”机会必然统统灰飞烟灭。
所以,任何事物,没有永恒的大和强,生死都在一息之间。
这期的视点标题就叫“做大求强论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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