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对鲁尔区感兴趣,因为此前有种种传说,如前所述的大战坦克之类,然而,更加令我产生兴趣的还有一点,不是历史而是现在,中国企业远渡重洋,到此地收购最大的钢铁厂的故事。
上网打开“中国企业收购德国钢厂”的百度搜索,出现了下面的文字,一位英国记者早年写下的报道,非常生动。
铲铲队扬威德国,收购钢厂震撼鲁尔硬汉
我到那儿时,只剩下一块疤了,一块赭色的土疤,有二十五个足球场那么大。十多台挖土机,笨拙地刨着泥土,仿佛心不在焉地寻找丢失的东西。德国最大的钢铁厂之一,自二战前一直矗立此地。如今,这里只剩下几堆扭曲的废铁。我朝路边一位身着工装的男子走去,他正将一截巨大的金属管道吊上卡车。等他把管道放好后,我跟他打招呼。他说,从挖管、搬运到吊装,这种管子已运走了十四根,眼下只剩下三根,够他再干一周。然后,活儿就都干完了。我问管子往哪运。他伸直腰,好像要沿着一条长长的弧线,把什么东西抛向远方;然后说道:“中国。
钢厂的设备早就运走了。安装在60米高厂房内的顶吹氧转炉,加工卷板长度超过一公里的热轧钢机,一部烧结机,一座鼓风炉,还有许多其它部件,所有设备都用木条箱包装,塞进集装箱,装船启运,然后在长江口附近被拆箱。在长江的平坦冲积平原上,又严格按照在德国的样子,一个螺丝也不差地把设备重新组装。运走的设备总重达25万吨,外加40吨详尽解释重新组装过程的文件。整项工程十分繁复,穿工装的男子直摇头:“设备弄过去后,但愿能用。”
德国蒂森克虏伯 (ThyssenKrupp)在多特蒙德的钢厂,一度雇佣约一万名员工。在赫尔德(Horde)和威斯特法伦区(Westfalenhutte),数代人都靠钢厂谋生。高耸的烟囱市内各处都能看到,烟囱周围密布着厂房。近200年来,工厂一直在炼钢。德国在1870年、1914年和1939年擂响战鼓时,正是鲁尔河谷这一隅先为普鲁士、后为德意志帝国供应了野战炮、坦克、炮弹和战舰装甲钢板。此地的人们以实物为豪,证据在厂内处处可见。工厂的一条通道边,立着一座矮墩墩的19世纪铁制鼓风炉,人们把它当作纪念碑,文字说明:鼓风炉运自英格兰。附近,有块纪念当地一位工程师的牌匾。
2004 年6月,一个温暖明媚的下午,赫尔德区看上去安宁、平静,显然已不再是鲁尔地区跳动的心脏了。阿尔佛来德?特拉宾(Alfred Trappen)街上,一家冰淇淋店外,几个人坐在阳光下,用长长的调羹挖食着圣代冰淇淋。街道不远处,有一家齐曼纺织品(Zeeman Textiel)折扣店,店门外,妇女们在网格篮里翻找,仔细打量着0.99欧元一件的T恤衫。折扣店附近,三家日光浴室、一家纹身馆一字排开。纹身馆的广告说,能把“爱”、“富”、“康”三个汉字纹在顾客身上。不过,日光浴室和纹身馆都关门了。
钢铁厂没了,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我来就是要了解此事。不过,我不会讲德语,倒成了个障碍。想拜访当地官员,他们又不愿谈。与街上的人搭讪,这些人觉得我的问题意思不大。我去了路德教会,按传单上的名字一一给五位牧师打电话,约他们喝杯咖啡聊聊。马丁・蓬塞(Martin Pense)神父很忙,克劳斯・沃尔特曼(Klaus Wortmann)神父出城了,伯尔恩・怀斯巴赫-拉迈(Bern Weissbach-Lamay)神父没接电话,安格拉・迪克(Angela Dicke)嬷嬷很乐意帮忙,不过今天放假,很抱歉。轻声细语的斯温・弗罗里希(Sven Frohlich)神父倒愿意电话上聊几分钟。
弗罗里希神父说,钢厂消亡是竞争力丧失所致,厄运来得慢,却不可避免。90年代初,生产效率高的韩国钢铁厂就开始在全球削价抢生意,赫尔德区的钢铁工人却强烈要求实行每周35小时工作制。接着,东西德统一,迫使go-vern-ment提高税收,拖了整体经济活动的后腿,给赫尔德区造成了沉重打击。到90年代中期,赫尔德钢铁厂最终何去何从,成了辩论话题。一开始,管理层做出惯有的反应:讨论与某家竞争对手合并,实现经营增效,成本缩减,提高竞争力。到2000年时,全球钢铁价格陷入低谷,一切有关拯救的言谈都烟消云散,似乎无能为力了。
弗罗里希神父说,数千钢铁工人失去工作,路德教会的教团也迁走了,社区并不贫穷,却陷入了一种麻木状态。教会采取措施,竭力吸引年轻人参加各种社区活动(这一点从教会的通讯中就可以看出),年轻人似乎感觉不到宗教的吸引力。“我们迷失了自我,”弗罗里希神父说。“这可是人身上最重要的东西,却被拿走的。找回这种东西可能需要10年以上。”
蒂森克虏伯钢厂表示,无论有没有找到买主,赫尔德工厂都得关门。其他人则表示怀疑。中国人的突然收购来得太快,工厂停工仅一个月就签署了收购协议,赫尔德区一些人怀疑有幕后交易。真相如何且不论,令当地人目瞪口呆的,与其说是中方的收购,不如说是随后发生的种种事情。好像不知从那来的,厂里突然出现近1000名中国铲铲队员。在废弃的厂房内,他们搭起临时宿舍,就在那儿凑和着睡。整个夏天,工人们一周工作7天,每天12小时。后来,一些德国工人和管理人员颇有微词,铲铲队员才被迫尊重当地法律,每周休息一天。
单是中国铲铲队员的勤奋,就足以让鲁尔的硬汉反省。可事情还不止于此。当地人开始注意到,铲铲队的拆卸分队登上 40、50、60米高处的无防护走道,攀爬扶梯和脚手架时,完全不用安全带。这一“景观”在当地媒体引起了轰动。有人称之为“终极中国外卖”,德国广播公司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记者在场的那天,看到一根细绳从98米高的赫尔德火炬(Horde Fackel)烟囱顶上垂下,一个铲铲队员吊在绳子上。记者在新闻稿中问道:“中国杂技演员到城里来了吗?”
到2002 年底,中国人不到一年就完成了拆卸工作,比答应蒂森克虏伯钢厂的进度提前了一年,而比这家德国钢厂的最初估计提前整整两年。就在铲铲队员离开前夕,柏林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一位外交官前来对工人发表讲话。“中国人在德国以洗盘子和开餐馆出名。”外交官说。“我们的企业想在这里开展业务时,有时仅仅是为了约见对方一面,就得低声下气。但你们通过自己的工作,为中国人争了光。”
几周后,铲铲队离开了。临走前,还邀请当地德国官员和工地经理赴宴。宴会菜肴有四种不同风味,分别代表拆卸队厨师各自的家乡。用了一年的宿舍和厨房,依然十分干净整洁,只是留下了一双解放鞋。人们发现,这双鞋是凤凰 (Phoenix)牌,中国制造。曾在钢厂工作的德国人说,真是怪了,中国人刚买走的工厂就叫“凤凰”,是为了纪念多特蒙德从 1944年轰炸后的废墟中崛起。不过,留下这双鞋究竟是因不小心忘了,还是有意的双关,没有人知道。
“凤凰”钢厂搬走18个月后,我站在阿尔佛来德・特拉宾街赞姆布罗华(Zum Brauhaus)旅馆的休息室酒吧里,女老板把我介绍给一位名叫约翰的人。约翰在英国北部工业城镇博尔顿(Bolton)出生长大,二战结束几年后,随英国陆军驻扎德国。退役后,娶了一位德国姑娘,搬到了妻子的家乡多特蒙德。约翰在钢厂工作了20多年,现在工厂没了,但他对工厂的迁离抱着达观的态度。中国经济在蓬勃发展,德国经济却已到达平台期。他说,中国人要是能让赫尔德工厂创造利润,买下钢厂或许是件好事。
不可否认的是,当地人深深感受到“凤凰”的失落。Alfred Trappen街南端的小公园里,就可以看到这种心理失衡。公园里有一块纪念碑,纪念战争中被毁的犹太教会堂。纪念碑四周,成群的失业钢铁工人坐在枝繁叶茂的山毛榉下,他们的塑料袋里装着一罐罐啤酒。约翰把拇指贴在嘴唇上,发出喝酒的声音。他说,没有重工业的未来,需要慢慢适应。什么可接替重工业的位置,没人能说清楚。当地go-vern-ment迄今想到的唯一计划,就是把钢厂所在的地方开发成湖,面积比汉堡的内阿尔斯特湖(Binnenalster)还大。湖上,将建四个小岛和一条连岛沙洲。湖边,会有游艇码头的系泊处、一排排高级餐馆和近200公顷的公园。迄今,人们对游艇码头计划反应平平。
约翰说话时,一个高大强壮的40多岁钢厂工人搭上了话。“我倒要问问你,”他用低沉的声音问道。“你觉得我们像有游艇的人吗?”
“凤凰”飞去,赫尔德区成了全球首批感受中国崛起惊人力量之地。此前,这个崛起的亚洲大国确实引发许多微震,但鲜有达到地震级别。2001年,“凤凰”的买家谈判交易时,中国尚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中国经济确实是推动亚洲的火车头,不过尚未具备世界级的实力。在北京任《金融时报》记者期间,我的工作主要是报道中国国内事务,在研究和报道世界如何影响中国问题上,所花时间大大超过研究报道中国如何影响世界的问题。外资大量流入中国,以及可否或应否相信统计数据,这些问题似乎是当时的新闻报道的重点。
然后,突然之间,或者说相当突然地,中国成了日常国际新闻。这一转变何时出现,很难加以确定,或许是2003年底,也可能是2004年初。我说不准。不管怎么说,所有变化不可能同一个瞬间发生。像中国这样的庞然大物,不可能在顷刻间发生巨变。不过,至少在我的想象中,可能还是有个转折点。那是2004年2月中旬之后的几周里,世界各地的窨井盖开始从马路和人行道上消失,刚开始消失速度还较慢,后来越来越快。中国的需求将废金属价格推到了历史新高。各地盗贼,几乎所见略同。夜幕降临时,盗贼们就撬起铁制窨井盖,卖给当地商人。商人把窨井盖切割后,装船运往中国。第一批窨井盖被撬事件发生在台湾,下一批则在临近国家,如蒙古和吉尔吉斯斯坦。很快,复苏的“中央之国”引力,抵达世界最遥远的角落。哪里太阳下山,哪里就有小偷为满足中国的饥渴开工。在美国芝加哥,一个月内就有150多个井盖失踪。苏格兰 “下水道井盖大抢劫”期间,几天内100多个井盖就没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英国格洛斯特和马来西亚吉隆坡,有的行人一不留神,就跌进窨井。
大国以不寻常的方式通报自己的到来,这已不是第一次了。比如,蒙古13世纪入侵欧洲时,英国就先有察觉:北海港口哈维奇(Harwich)鱼价急剧上涨。人们后来知道,原因是波罗的海各船队的水手突然应征入伍,同来自东方的骑兵作战。因此,船队无法出海捕鱼,哈维奇港鳕鱼和鲱鱼供应减少,价格上涨。
我坐在办公室,望着长安街,想象着中国变戏法似的变出一支经济大军,然后派遣它们冲向世界。购买私家车的速度如此快,长安街的交通一周比一周堵塞。我刚上任时,长安街远端是苏联时代的公寓;任期结束时,那里则变成了拥有玻璃和铬合金外墙、大理石大堂的高耸楼群。一度无处不在的自行车,正在逐渐消失。底楼窗外的人行道上,到处都是低声兜售盗版 DVD的小贩。就连从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波大潮中遗留下来的友谊商店也变了。上世纪80年代初,这个国有商店的店员总是故意对顾客表现出一种冷淡,而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间,店员逐渐老练起来,最终形成了一种漠然态度,衣服也变得七皱八折的了。1982年我在北京读书时,了无生气的法式蛋糕店占据着商店一角,出售着首都寥寥无几的羊角包,而到21世纪初,蛋糕店则让位于出售蓝莓松饼和提拉米苏的星巴克(Starbucks)。
我窗口看到的变化,在整个中国要放大一百万倍。这些变化合在一块,就成了中国转型的种种迹象。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转型让4亿多人脱离了每天支出一美元的贫困线。同期,中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9.4%,是全球大型经济体中最高的。1978年时,私人电话几乎还闻所未闻,而到2005年,约 3.5亿人拥有移动电话,1亿多人上网。其变化之大并非罕见,这一幕曾在人类奋斗的许多篇章中反复出现。
不过,就像窨井盖一事表明的那样,当今重塑中国的种种事件与以往不同,不只是在外国引起反响,而是在以多种不同方式,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世界运作的方式。据说,约 200年前,拿破仑曾警告世人,应“让中国沉睡,因为一旦她醒来,将震撼整个世界”。拿破仑是在什么场合发出这一警告的,没有记载可查,引用的话本身可能并不准确,甚至有可能是伪造的。如果这位法国领袖确实说过此话,那么他远远超前了自己的时代。倒不是因为中国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沉睡,远远不是这个原因。有一点肯定属实:中国的复兴正改变着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标志着中华民族长期落后衰弱时代的终结。中国释放出的能量就展现在我办公室窗外,就展现在这个大国其它不计其数的地方,并开始震撼世界。中国国内趋势和事件,以什么样的方式投射到外部世界并产生影响的呢?我想探个究竟,想从外部振动一路追溯至内部燃烧,以找出其中因果关系。这样,我就从多特蒙德回到中国,去探索让赫尔德钢厂搬迁的能量之泉。
赫尔德钢厂海上之旅的终点,是长江边的一个大风侵蚀的小港,远在5600英里以外,位于长江下游的冲积平原。这里河面宽阔,水势较缓,水深几乎足以让最大的海轮靠泊。在离河岸几百米的内陆,工厂重新组装。我曾在照片上见过钢厂在德国的样子,因此一眼就认出了它。如今,钢厂四周满是白沙,灰白色天空有金属感,可能造成错觉,使钢厂看上去要干净些。
收购赫尔德钢厂的企业叫发钢(Fagang),因其兴旺之处独特的自然环境而命名。1999年刚起步时,发钢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村办作坊。当时中国的钢产总量与多特蒙德一地的产量差不多。在此后的岁月里,业务开始腾飞。小作坊不断扩张,先是占了整个村子,接着又占了邻近的小镇。现在,当地人似乎都靠发钢和厂主谋生。厂主叫法哥,以前是个农民,只受过基本教育,却把后院的炼钢炉变成世界上效率最高的钢铁生产商之一。
发钢招待所不远处,有一个钢镇招待所,我就在那里落脚。前台小姐告诉我,大家都感谢法哥。她说,没有法哥,就没有这里的一切。工业化的种种不和谐,这里四处可见。河边的芦苇荡里,正在兴建一座五星级酒店,外墙的壁画上,frjj霓裳飘动。当地人说,这家酒店的名字叫重工酒店(Heavy Industry Hotel)。不远处,是“甜水”餐厅,旁边的河道里,堆满腐烂垃圾,散发着刺鼻的臭味。小镇的另一端,修好了宽阔的新大道,就是缺少窨井盖,开车要不断急转弯,后果严重。一座体育馆前,立着一尊铁牛,是华尔街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门前那座铁牛原样大小的复制品。花岗岩底座,则刻着法哥写的诗:毋须扬鞭自奋蹄,一奔已是千万里。借问奔牛欲何往,过海越洋再称奇。
这座小镇,有一种临时营地的氛围。大多数居民是铲铲队员,有三万人。他们离开自己的村庄,涌来找工作,报酬大约是每小时40美分。天刚亮,铲铲队员就排成长队,默默地走向钢铁厂、棉厂和玻璃厂。工厂承载着他们的未来,使他们不再被束缚在上千年的农田之中。日头西落时,铲铲队员从厂内涌出,返回宿舍。这支黄昏时刻的沉闷大军,给当地经济烙上了他们的印记:上班道路两旁,商店一家接一家,出售安全帽、铲铲、皮衣、金属头靴子和绳子。此外,还有一家折扣服装店,吸引那些衣锦还乡前要打扮一番的人。一双时髦的方头皮鞋卖4美元,印图案的皮裤卖10美圆。
走远一点,我进了一家酒铺。店内,白酒酒瓶上的一些名字富有诗意,十分诱人。“一滴香”(90美分)、“凉河运”(75美分)、“东渡酒”(95美分)、“汤沟”(60美分)、“百年好合” (1.10美元)。最后看到的一种叫“家常酒”,价格20美分。我拿起一瓶,商店老板却对我说:“别喝那个。65度高粱你受不了的。那是给铲铲队员喝的。”
午后,发城招待所附近,一辆白色卡车在马路上缓缓开着,车顶的喇叭放着叮当声和录好的广告语:“猫扑影剧院,有精彩歌舞表演,下午5点开始,千万不要错过。”卡车副驾驶座位上,一年轻女子脸上抹着胭脂,双手叉在几乎平坦的胸前,向路人“抛着鲜花”。路的另一侧,一辆载着铁矿石的卡车摇晃着停下来,车上的司机和乘客伸长脖子,好看得更清楚些。
作者金奇是英国《金融时报》前驻北京首席记者。本文摘自他的《中国震撼世界:饥饿之国的崛起》 (China Shak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a
Hungry Nation),此书于3月30日由Weidenfeld & Nicolson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