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字，十张照片讲述大学毕业以来的故事其实很难。要说的东西那么多，那么复杂，那么曲折，三天三夜说不完。所以，我这个坛子总是有故事，不是编造的故事，活生生的真实故事。有照片为证。
第一张照片，骑驴走黄河。
这张照片拍于1984年中秋前后，当时从青海循化的天池自然保护区往山下走。我的右手边是赶驴的向导，他的边上就是悬崖，往下就是黄河。
毛驴走得很自在，不慌不忙。你一打它，它就往悬崖靠，你不打它，它就贴着山边慢慢走。很狡猾的家伙。
当时摄制组还在山上工作，我跑下山干嘛？组长王娴告诉我，山下全变天了，央视要搞经济改革，个人集体都出去找钱。我们所在的兄弟民族组太穷了，小黄必须回去搞点钱。为什么要我搞钱呢？因为你是广东人，天生商人品格，老爸又在深圳，具备搞钱的本领。我听了也高兴，领导赏识我就去做呗，至于怎样搞钱，一点感觉也没有，见步走步就是了。于是，赶大早骑着毛驴下山去了。想到要回到离开了八个月的北京，要见到女朋友，心情很好。
第二张照片：纪录片三人帮
我，魏斌还有黄著成，拍于玉渊潭。当时三个人均为无名小卒，对于纪录片，尤其是少数民族的纪录片有一种发烧的感觉。我先到了央视央视组建的兄弟民族节目组，招来了在广院做秘书的魏斌，还有民院的高峰等人。老魏到任之后就和广西台的黄著成联手拍摄《中国瑶族》。我在《唐番古道》做编辑。每次碰面就是说纪录片的故事。那个时候以为会以拍摄纪录片为生，没想到我后来成了广告教头，那两位倒是中国纪录片大拿。
关于在央视工作的经历，以前在坛子上发过，叫做“老北漂故事”，因为坛子前后多次变动，文章不知道哪去了，今天中午吃饭，马二刘三孙四王五都在说到最近生活艰难，简直令我喷饭，把旧文顺便贴上，看看老师生活之不易。
“老北飘”开讲
近来我被一个普通的问候语弄得有点烦，这就是“你是哪人？”。就我的出生地，当然是广东人，出生于韶关市。而后，我在广州长大，读小学、中学而后参加工作，所以，可以大声说自己是广东人。问题是，我从1978年来到北京，快三十年了，从时间长短来说，或者，从身份证来说，应该是“北京人”？
烦恼由此而生。我不愿意说自己是北京人，第一是我的口音、习俗与北京没有太大关系，一张嘴就暴露出来；第二是我到现在始终对于北京没有什么认同感。我是《北京晚报》的老订户，但是，我对于报纸介绍北京的种种，无论新旧都多少有点麻木，虽然不反感，但是，也不会感动。在这一点上，我和我的老婆存在巨大的分歧。她看晚报很认真，读到一条小新闻，什么胡同拆了，什么影院翻新了，会大惊小怪，我绝对不会。我倒是比较关注广州的刮风下雨之类。如果我退休了，上哪去呢？我最近不时想想这个问题。沙尘暴绝对是北京的杀手，有人建议迁都，但是，一旦迁都，不出三五年，北京就被沙子埋了，肯定。看到南方的大学，我就很羡慕。有次和小白讨论去向，我极力怂恿她回到厦大。蓝天丽日沙滩，哪找去？
我的这种心态是不是不太健康呢？我想是，革命者应当四海为家，不介意地方的贫富好坏。问题是我们都不是彻底的革命者，顶多也就是个改良者，所以，骨子里依然保留很多布尔乔亚的情结，用现在的流行术语，就是多少有点小资。或者就是小农吧。既然是小农，当然就会向往水草丰美、气候宜人之地，入籍北京，不得而为之，而已。
昨天，论文狂潮刚刚退去，有学生来访，说不想回家了，要留在北京做“北飘族”，闻之心中戚戚然。“北飘族”可谓是媒体的造语，形容那些年轻的、在北京居留而没有户口的白领们。我觉得这个定义不太妥贴，据我所知，这些年青人并不飘，他们向往北京，寻梦北京，希望最后扎根北京，所以，叫做“北盯族”更好。
而多年旅居北京，不认同，不留恋，人虽老，情未死，一说南方，心旌飘荡，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北飘族”呢。我算是其中一个，只是年龄大了，自称“老北飘”。
我忽然想起，当初设立这个“日发一文”的栏目，不是要当什么“博客”，纯粹就是为了和02广告的本科生交流沟通。他们现在为论文为就业为生活开始忙忙碌碌，换言之，开始了“北飘”的生涯。所为我打定主意，日后发文，少些专业主义，多些北飘故事。
今天算是开讲，我的学生。
安居办公室
“北飘”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北京安居。即使在北京的大学毕业，同样要从一个熟悉的环境转入陌生的环境，从中经历从学生转入社会人的过程。我原本就是社会人，从学生转回去不难，但是，从学校居住环境转入社会居住环境很难。用我老婆的话说，有很长一段“纸箱生活”。
我第一个北京的“家”是马神庙附近的广电出版社仓库院内的简易房。那时的北京还没有三环，航天桥一带已经很郊区，大货车七拐八拐把十几个外地大学生的行李堆放在一排简易房面前的时候，广东中山大学的女生当场就大哭起来。她说她被骗了，她没想到宿舍距离长安街边的中央电视那么遥远，而且，那么偏僻，而且，居然还是四个人一个屋！这个地方实在不方便，新来的学生几乎都不住，全部住到台的办公室。我也一样，分配在电视周报工作，上班第一天就找领导－总编室的夏之平谈了两件事，第一，我要调动，我不想再做报纸了；第二，我要在办公室打铺盖卷，马神庙实在太远。对于第一件领导不置可否，对于第二件很痛快就答应了。于是，电视周报办公室成为我安居的第二个家。
当时的周报也是在广电大楼边上的一座简易房里，编辑加上行政也就是七八个人，两间办公室。白天工作，一到晚上就支开值班用的行军床，睡觉。在办公室安家有好有坏，好处第一是方便，起来就工作，躺下就休息，饿了吃食堂，而且广电大院有不少好玩的地方，其中有一个如同游泳池大小的冷却池，一米深浅，布满水管，白天喷水，有人钓鱼，晚上就是我们的游泳池。办公室安家的坏处就是白天不能睡懒觉，如果生病，还得坐着。周报每周三出版，半夜两点开始管发行的王力带人来分报纸。这些混球一到办公室，通常拉拉我的蚊帐，喝，还有人啦。然后，就在我的身边摞报纸，数报纸，劈里啪啦闹腾得很。我实在忍不住了，就起来，到外边呆坐到后半夜。
有天见到曹老师，诉说办公室安居之苦，她说，那每周三晚上你到我家睡吧，好歹能躲一下。第二周我去了，睡在客厅里，那时曹老师家养了一只老猫，它晚上不睡，在地上地下巡逻，偶尔在我脸上撒泡尿，可以臭一个星期！我去了几次，实在受不了猫尿，就跟曹老师说不去了。
可能电视台也意识到新分大学生的情况，很快就给我们调房子了，从马神庙搬到军博。我也搬家去了，住在军博七六年盖的地震棚，对外营业的“军博旅馆”，房间只有三米来宽一米多高，一伸手到顶。我和深度近视的陈世达住一块儿。这种冬冷夏热的棚子还不如办公室呢，我住了一两天，又回到办公室了。
过了半年左右，我调到了专题部，同时也拿到一把新302的集体宿舍钥匙，这可是正正规规的楼房哟！两人一屋，同住者姓赵名化勇。
呵呵。
心向高原
我记得大概是在八二年冬天搬进“新宿舍”的。当时的那个宿舍，一楼面北靠楼梯，大约只有七八平米大小，两张床，一张桌。这个宿舍的特点就是黑暗潮湿，白天黑夜均要点灯，还有，靠着垃圾管道，楼上倒垃圾可以听到沙沙之声，最令我烦恼的是一楼的人倒垃圾，必然在垃圾入口磕几下，一大早哐哐几声，睡意全无。晚上，夜深人静，听到咔嚓咔嚓的声音，我醒过来问赵，什么声音，赵说，老鼠嗑瓜子声音。他把鞋往发声的方向一扔，没声了。白天一看，靠垃圾道有个老鼠洞，洞前果然有一堆瓜子皮，空的，整整齐齐叫人叹为观止。
八二年除了我调动，搬进“新宿舍”之外，还有值得回忆的有两件大事情，一件是我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老婆也分进央视了，这很重要，我的北飘生活可以免去了两地分居之苦，再者，她经历了一下半地下室的宿舍折磨，很快就分到了新302宿舍，与我住的地方只有一楼之隔。那天，我和同学魏斌给她搬家－一个皮箱加上一个纸箱，兴冲冲地登上四楼，一开门，几乎欢呼起来。屋子不大，也是两张床一张桌，不过是四楼，朝北，光线充足还可以看见我的办公室！魏斌放下东西就说，想办法想办法，什么想办法？把同屋请走呀，就在这结婚办事，多好。我一听，猛点头。
随着生活进入正规，我们也开始认真考虑长久的问题了。大概新宿舍入住后不久，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先把各人的财务合起来，一起存钱。
第二天，银行的存折办好了，我们把所有的钱包括钱包中的毛票全部存入，看看那个长长的阿拉伯数字，我们乐了好久，不过，到了月底，看看那个阿拉伯数字又缩回去，心情就有点沮丧。钱还是太少了，折腾了半年多，全部合起来才六百多元，这怎么买大件办大事呢？连个冰箱都买不起呀。有天晚上，我很认真地说，我决定了，参加唐蕃古道节目组，啥问题都解决了。为什么？上高原，有补助呀，平均海拔三四千，一天补助五元钱！一年1825元，两年翻番，有3650元，三年是多少呢，我异常亢奋地按计算器，等我抬起头，发现女朋友，现在的老婆满面泪水。
八三年的秋天，我跟着王娴到青海考察。八四春，节目组开始集结，准备三月底四月初出发。出发前夕，曹老师给我们饯行。酒过三巡，举杯对曹老师说，明天出发，一切拜托了，话说到这，说不下去了，呜呜地哭出声来。
第二天，飞赴兰州，然后，乘车向西，到西宁。开始更多磨难的“西北飘”。
关于青海漂泊的故事，下次有机会再讲，这回还是围绕着“北飘”主题讲吧。
火线结婚
八四年底，带着一身的膻味回到北京。女朋友，现在的老婆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我好着急呀，物价飞涨，大家都去抢购，我拿着存折转了好几天，也不知道抢购什么，急死了，呜呜。1984年，中国人第一次遭遇到了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大家都急坏了，纷纷抢购，可是，我们该抢购什么呢？结婚吧，可以买大件保值，朋友们劝说。
我到办公室见到专题部的何秘书，劈头盖脸就是一句话，主任夫人要来了，你快点搬家！哦，同屋者从百姓升级为副组长，在我西北飘的时候又晋升为副主任了。我行李也没有开包，就张罗找纸箱运东西。
又要搬家了，可是，搬哪里去呢？我们想密谋的女朋友的宿舍，已经有人捷足先登。新闻部的一位家在北京的小女生，开始是央求女朋友帮帮忙，找个床位过渡一下，没想到进来就反客为主了，除非你帮她找到同样的床位，否则不动。女朋友说，我在青海那段时间，同屋的人常常把男朋友带回来然后反锁里头。女朋友在播出部值班到深夜回来经常发现门被反锁，要敲门半天才开。“常常是男的出来，一边穿皮带一边朝外走，我真没法呆了”，女朋友抱怨道。
当时，电视台在北线阁的北京无线电厂内有一个集体宿舍，我们决定投奔那里。正好，我在军博时候同屋的陈世达也要结婚了，他给我们腾出房子。于是，我登上三轮车，一次就把家搬好了。
宿舍还行，两张铁床，两个床头柜，我出门买了桌子椅子还有一个书架，父亲从深圳送给我们一个松下冰箱，结婚的行头基本齐备了。
登记去吧，好。到了月坛街道办事处，一个大妈着打量我们说，办证呀，是的。有贵有便宜的，要哪种？贵的和便宜的有区别吗？有呀，贵的精装绒面，十块一个，便宜的平装印刷，一块一个。来个贵的，来个便宜的，我说。
五分钟搞定，一个十块一个一块。在我们的抽屉了，存得住的还是那个便宜的。
1984年的11月30日，我们结婚了，那天办事忘记查阅黄道吉日了，总而言之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
幸福的柴米油盐
对于两个外地人来说，在异地结婚成家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生转折点，标志着个人的收敛家庭的开始，生活也从漂泊转向安定，有了一个物质的平台，也有一个感情的港湾，很好。所以，我向来赞成学生早点结婚成家，买车买房。
恋爱的幸福是朦朦胧胧罗曼蒂克的，而结婚的幸福是实实在在柴米油盐，我认为，领取结婚证就是人生画了一根红线，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幸福观的分水岭。
我的幸福就是从那个160立升的松下冰箱开始的。老父亲给的结婚礼物，很新净，很现代，我们天天把它擦了又擦，可是，里头应该放什么东西呢？对于靠吃食堂长大的人来说，不是问题成了问题。我们放进冰箱第一个物品就是两个人的塑料拖鞋，冷藏冷冻都试过，穿在脚上那叫幸福无比。旁边的单身男女发现我们有冰箱而且空着，就把西瓜苹果都存放在我们这里。当然，他们一点也不共产，每样东西都有标号，张三的西瓜李四的李子，清清楚楚。我觉得不能老让冰箱空着，于是，从北线阁的一个小超市买来大块的排骨大块的鸡，把冰箱塞满了。但是，问题也来了，我们只有一个小小的电饭锅，煮肉就不能煮饭，咋办。
不久，我又弄到一台电视机了，夏普牌，十七寸，彩电。晚上半躺床上看《阿信》，那就叫幸福！我们的新房，其实是一个工厂的招待所，房间的电灯开关在屋外，其他人回来，经常扳错开关。晚上躺下，发现灯给打亮了，不得不骂骂咧咧穿着裤头去关灯，这是唯一的一个缺点。
春天来了，我又得和摄制组上高原了，在湟源，在塔尔寺，每次给老婆写信都提到我们的新居，提到那种柴米油盐的幸福。八月份，当我们进驻青海湖的时候，忽然接到通知，说家里有事急需联络，于是，我坐上吉普跑到二十多公里的一个工厂，等候晚上十点钟老婆的北京来电。那时，还是那种手摇电话，吱吱呀呀很多杂音。千里之外听到老婆哭腔哭调，说家里不行了。什么不行？家要被拆了。为什么？电视台要腾房子，把北线阁的集体宿舍和其它宿舍合并。那我们的新房呢？台办说，家具放仓库，过一年半载再说。他妈的，欺负人！我在电话里恨得咬牙切齿。回到摄制组给大家一说，大家也抱打不平，要我马上回去处理。“穿上马靴，带上藏刀！”，摄制组有人提议。
第二天返回西宁，接着，乘坐安两四飞机（双翅，撒农药的那种）回到了北京。一路上我忿忿地想，谁敢破坏我们的幸福，我就和他拼了！我的怀里真别了一把藏刀，不过，很小，是用来吃手抓肉的。
央视石碑是我家
从西宁到北京一路狂奔。我估计那时的样子是相当可怕，咬牙切齿两眼通红，吃了好几个月的牦牛肉，火大着呢。一到复兴门，行李没有放下就直奔台办室。老婆在那等我。见到她的时候，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她分明是两眼哭肿，可是见到我却是面带笑容。她先是哭，接着又笑。问她，她说，给了。哪的？军博边的平房。哦，一块石头放了下来，我真感到累了。
据老婆事后说，她找了无数人，不灵，因为电视台谁都缺房子，轮不到我们。她没有办法，最后找到了台长助理于广华。她事前特意准备了三条手绢，发誓要用眼泪把房子泡出来。没想到，一条手绢都没有用完，给了。老于说，我知道你们都是外地人，也知道小黄正在青海吃苦，台里破例了，那个房子有点脏，去收拾收拾吧。
我真没想到如此悲剧开场喜剧结束。我们欢天喜地搬家了。东西多了，用小货车了，一车全完。地点就在现在的世纪坛一带，当时，电视台有一百多号人住在这里，全是十五平米左右的小平房。我们的房子靠在最边，当时是放媒的地方，所以，地板墙壁都是黑黑的，老婆把此地称之为“小黑屋”，屋外带有一个半平米不到的“厨房”，里头放炉子，人就站在外边，所以，刮风下雨炒菜做饭，必须有人在后面打伞。另外，这个房子还有两个缺点，一是木工房旁边，白天锯木很嘈，不过，好处就是可以弄个案板小凳子之类，还可以偷电，到冬天发现，这个好处真是救了我们。二是距离公共厕所有点远，不过，这个也能克服。厕所远我可以陪呀。那个时候海淀区出了一个毛贼，专门拿砖头到公共厕所拍人，尤其是女同胞。当时，上厕所的女同胞都拿着脸盘，蹲坑的时候顶在头上。我老婆嫌这个有损形象，要我在外边把守。“你在外边吹口哨我就不怕了，”她说。于是，每晚差不多时间，我就用自行车带她上公共厕所，然后，支好自行车开始吹口哨。北京的冬夜，干冷干冷，枯树枝桠上的月亮，出奇的大而且很圆，我在月下吹哨，如同一匹吠月的公狼，我想。
入冬，我们真正尝到北京人的滋味了。入冬前，邻居就提醒我们买煤买菜。我从曹老师那里借来她老伴的“煤证”，然后，蹬三轮买回来两百斤蜂窝煤，然后，又半夜起床，排队买了一百多斤大白菜，然后，把煤码在屋外，把白菜包好放在墙角，真是一副北京人过日子的模样了。然而，当冬天来临的时候，我们对于许多事情还是感到束手无策。例如，天冷了，要生炉子了，前院熏死了一个人，这把我们吓坏了，赶紧把通气的“风斗”弄得大大的，另外，也调上闹钟，隔一个小时闹一次，我醒了就摸摸她的鼻子，她醒了也探探我的呼吸，几天下来，我们被折腾得筋疲力尽。再如，水管常常上冻，也就是自来水结冰了，洗脸漱口都出现问题，从邻居那儿学会使用开水浇，一点点浇开为止。还有，炉子老灭，生炉子吧，屋子烟雾腾腾，不生炉子吧，屋子如同冰窖，这个炉子成为爱情的温度计，好好温暖如春，灭了夫妻反目。就在我们最狼狈不堪的时候，我发现了木工房的外接电源，于是，我们不生那个破炉子了，改用电炉啦！呵呵，苏维埃加电气就是共产主义，我坚信。
当生活逐步进入正轨的时候，传来消息，这些平房又要拆了，全部人员搬到西山脚下的巨山农场。天哪，我已经开始办理出国手续了，老婆一人留守北京，还要搬到那么偏僻的地方，这怎么得了？我反复测量，有了一个惊人发现。有天晚上，黄惠群台长带领一彪人马上我家来了，动员我们搬家。我说，我家就在将来电视中心的围墙边，正好是大门位置，能不能不搬，“我就要出国了，房子不动，拿来当传达室，给我们留一个床位就行”，我向台长央求，黄惠群说得很干脆，那怎么成，十天之内统统清人。
呜呼，我们在小黑屋呆了不到一年，又开始纸箱漂流。若干年后我和老婆有一次驱车途经中央电视台正门，看到很多人在那个黑色的央视石碑下照相留念，老婆惊呼，那就是我们的小黑屋！
漂泊是一种青春的自我放逐
从小黑屋到巨山，呆不到半年，我就出国了。等我踏出国门，我才发现，这才是真正的漂流，人生的复零。以前的种种算不得什么困惑挫折，反而是很值得回忆的甜甜酸酸的人生阅历。
青春人生其实大抵如此，寻寻觅觅上下求索，然而，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仅仅是为寻觅而寻觅为求索而求索，这是一个必须经历的过程，用时下大学的语言就是必修的基础课。当你统统都经历了，突然醒悟了，这个时候，一种新的人生就开始了。诸位可能还记得，我在去年12月1日写过一篇小文，记录了我的当时心境：
人在旅途。
一直有一种漂泊感。23岁那年考学到北京之后，这种感觉就开始存在且影响我的半生。大学四年，虽然不能说是风花雪月，但也是风平浪静。而身处外地，这是其一；每年的假期的外出旅行，这也铸成了漂泊的天性。1982年到中央电视台工作，我在《电视周报》任职不到半年，前往“最苦最累”的《兄弟民族》栏目担任编辑，也是漂泊的一种命中注定。
三年的《唐番古道》，西北、吉普、帐篷、草原、雪山、骑马、争吵，在漂泊的脉络中注入了一种野性，半边的温文尔雅半边的放荡不羁。
而后，东京四年，我称之为人生复零，一切从头开始。说不清什么时候，忽然间我感到漂泊的疲惫。在一桥大学那栋古老的木造“院生寮”，我有时半夜惊醒，自己问自己身处何方。这就是当妻子离别数年踏上东京土地瞬间我坚决要返回北京的一种决心和动力。我想，青春的自我放逐应当结束了，我要归乡，建造属于自己的一个平和稳定的家园。
居京搬迁记
马神庙－集体宿舍（1982）
军博旅馆－地震棚宿舍(1982)
新302－集体宿舍（1983）
北线阁－集体宿舍(1984)
央视军博临建房(1985)
巨山农场过渡房(1986)
八角村中里(1988)
柳林馆彩电宿舍(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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